人生是漫长的，在这漫长的人生中，如果没有一种期望，没有一种精神的支柱，我们又如何度过这漫长的时光呢？也许一生都会无聊、痛苦，这时各种低劣的人性就会侵蚀，就会统治我们的心灵。于是我们就被地狱之火所焚烧，在无穷无尽的欲望中挣扎。是人是兽，是高等人还是低劣的人，是由我们的心灵决定的，人生的支柱就是我们的心灵，庸俗的心灵决定庸俗的生活，高贵的心灵支配高尚的生活。
高贵的心灵会帮助你从灵魂的死寂生活中解脱出来，从最可悲的精神麻痹中重新振奋。
高贵的心灵就像一棵生命的种子，只要有了合适的沃土，就会萌生出灵气、热情、奔放与勇敢的枝叶，最后成长为参天的大树。
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安东尼·罗宾说：一个人目前的处境，正是个人信念的真实写照。你认为自己是怎样的人，你就会成为怎样的人，过怎样的生活。也就是说你在人生中对自己的定位，也就定位了你的生活状况。你认为自己只能靠乞讨生活，你就注定会成为一个乞丐；而你认为自己有能力，能成就伟业，你就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其实，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一直都在复制我们心中的理想图景，一直都在复制我们心中为自己描绘的画像。没有哪一个人会超越他的自我评价。如果一个天才相信他会变成一个侏儒，并且他一直这么想，那么他就真的成为一个侏儒。一个人目前的整体能力是不是很强，这一点倒不大重要，因为他当然我并没有他这样的遭遇。在那贫穷的年代，大家都很贫穷，我节俭的母亲总是能省就省，我清楚地记得，我上学时总是穿着有补丁的衣服，看着同学背着商店里买的黄书包，我总是将母亲给我做的老土的蓝布书包不好意思地掩藏起来。我多想母亲给我也买一个黄书包啊，但我不好意思出口，不想给家里添负担。
那时我们住的大院里有一位著名的将军，惟有他家有一台9寸黑白电视，我们一群小孩想看电视时，总在他家门前转悠，于是好心的老红军爷爷就热情地叫我们进去。大院里还有一位华侨的公子，每天都有一些漂亮的女孩围在他身边，听人说他擦屁股都是用10元的人民币，我们羡慕死他了。我总在想，为什么别人家有电视，我们家没有呢？为什么别人能用10元的人民币擦屁股。
而我连买一个书包的几块钱都没有呢？在我幼小的心田里就留下了人是不平等的印象。
来深圳后，这种印象更强烈了。记得初来深圳时，由于连续几天都没有找到工作，心情烦闷，于是和一位朋友决定去歌舞厅坐坐。那时我在内地月收入不足40元，内地歌舞厅门票一般是1块钱，我们想充其量也就是10元一张。当我们随着人流进入电梯，上到上海宾馆顶层的歌舞厅时，发现门票居然要30元一张，而我们两人总共才带了50元，于是慌忙对迎宾小姐说：“我们没带够钱，回去拿了再来。”小姐说：“没关系。你们先进去一位，有一位回去拿钱就行了。”我们连忙说：“不用了。我们一起回去拿。”当我们回头走到电梯门前时，却傻了眼——我俩都不懂坐电梯。这时小姐发现了我俩的尴尬，微笑着走过来，帮我俩按开了电梯门。当时我真恨不得有个地洞一头钻进去。
我想起美国有部电影叫《逃出生天》，当我俩狼狈地逃出上海宾馆时，我真有一种逃出生天的感觉。贫穷的我俩只好找了一片草地坐下来，我们感慨着自己的卑微，感慨着人与人的不平等，最后我俩击掌明誓：一定要在深圳混出个名堂（我那位同伴现在已是深圳某集团公司的总经理）。
一个人无论现在的处境如何恶劣都不可耻，可耻的是你接受了这种处境。我们现在贫穷、低微，这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我们接受了这种卑微，而不力求改变。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选择生活道路、生活方式，起码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加以改善。
我们不能因为出身的劣势，而放弃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尊重人的价值是强国之路最近去新加坡旅游，晚上转到一家大商场里的店铺，当店主听出我不是台湾人而是大陆人时，就以关门为借口要我出去。当时我本也不想买东西只是随意转转，于是懒得与他理论就出去了。岂知不止我这样的普通人受辱连我们的羽毛球世界冠军也有这样的遭遇。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消息：事后新加坡羽球公开赛筹委会主席杨祥和为此公开道歉，但因道歉信中有“代表新加坡民众道歉”字样，致使不少新加坡人致信《联合早报》谴责杨无权代表新加坡民众道歉，因为骂人事件仅涉及店主黄一人。
身为大陆普通人的我们有许多的不平等。发达国家的公民可以随意周游世界，但我们呢？以前是自己国家不让出去，现在可以自由办护照了，但别的国家却像对待群氓一样轻易不给签证，即使拿到了签证，出去也被人当作三等公民。难道我们低人一等吗？其实不仅别人瞧不起我们，大陆人自己也常常看不起自己。
记得以前看王朔的小说，有这样一段描写：“一串豪华的大旅行车鱼贯停在一座金碧辉煌的大饭店门口，涌下成百挂着相机、满面笑容的外国游客，衣冠楚楚的侍者毕恭毕敬为他们示路。一个交通警呵斥一个乱闯乱瞧的中国小伙子。小伙子满不在乎地说：
‘厉害什么，厉害什么，不就是一帮香港人吗！’‘香港人？人家是日本人。’我笑了，很多行人也边走边笑了。”我们总是习惯于将人分为几等，而将自己国人却总是放在最后的那几等里。我们为什么被人瞧不起，为什么会有不公平待遇，原因不就是因为我们贫穷，我们落后吗？比如在企业中，如果一个人得不到尊重，不被重视，不给他施展才能的机会和场所，人天性中的上进心和创造性必然会遭到扼杀，他又怎么可能在企业中积极进取，充分发挥潜力呢？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国家不是某些精英的国家，而是全体人民的国家。要使国家繁荣富强，就要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它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发挥每一个人的能量，而要做到这一点，惟有形成一种尊重“人”的文化和体制，让人人都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充分保障人的权力，真正地实行民主政制，允许人民自由地思想，百花齐放，这样才能释放出人民的才智，充分发挥人民的潜力，进而发挥出国家的潜力。所以尊重人，实行民主与自由的政制，不仅是人权的要求，也是一个国家能否繁荣昌盛的最深厚动力。
我们接受的是一种愚民式的教育和宣传，只是被驯育、训练成了工具。人没有被尊重，人的心态被奴化，这样又怎么能够激发出人的潜力呢？这正是中国之所以落后的最深层原因。
西方也曾有黑暗的中世纪。在那个时代，基督教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取得了支配地位，它宣扬蒙昧主义，实行愚民政策，只允许人民“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强调人都犯有“原罪”，现实世界是与“天国”对立的罪恶世界，任何反抗教会，违背教义，甚至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追求都将被加上渎神的罪名而受到臭名昭著的异端裁判所的审判和迫害。其中最著名的有被火烧死的布鲁诺和被判终身监禁的伽利略。其结果，由于自由思想遭到扼杀，人的地位空前低下，造成中世纪欧洲文化艺术毫无生气，精神生活枯燥无味，科学技术极为落后，整个社会处于黑暗和愚昧之中。
到14、15世纪，开始兴起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将原来僵死的神学思想打破，极大地弱化了教会的权力和控制，弱化了来世思想，使神学变得更为世俗化，使人更为重视现世生活以及在现世生活中的责任。而文艺复兴运动，复兴的是古典的希腊和罗马文化，是以人为中心，重视现世生活的世俗文化。
它认为人是一切事物的权衡，提出现世的无拘无束的幸福生活是最高的境界，它重视科学和哲学的探讨以及对美好事物的创造和享受，它要求人在身心各方面的均衡发展，它的基本精神是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
正是由于宗教改革的浪潮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从思想领域发生革命后，人的思想解放了，人的地位提高了，人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尊严与无限发展的潜力。人要享受属于人的那份光荣、乐趣和快感，人性要全面发展。以前，是神通过教会主宰了一切，那人还有什么可以作为的呢？伴随着这层桎梏的打破，人的主观能动性开始得到发挥，人的潜力也得以挖掘，于是有了第一次产业革命，有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
西方是先有了思想革命，而后才有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先解放思想，以人为本位，而后才有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
其实从我们自身的经验来看，改革开放，我们也是首先解放了思想，提高了人的地位，结果就迎来了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不正说明中国落后的最重要原因，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落后吗？正是这种落后，束缚了人的思想，压制了人的活力。因此，要进步、要发展，首先就要解放思想，让人文精神发扬光大，以人为本位，解除束缚人的活力的各种桎梏。
文化决定命运
在哈里森和享廷顿合著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中，他们认为：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决定着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物质文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也许很多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我相信它。其实文化不仅决定了物质文明，而且一个国家的政体，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素养，归根结底也是取决于文化影响，取决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而我们的文化中是有着缺陷的。
前不久在凤凰卫视里看了对刘少奇女儿的访谈，其间重播了文革中的一些镜头。看着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批倒批臭，整得不成人样。我就在想，都是一起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友，难道就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吗？还有我们几亿的人民，难道就没有对人的同情心吗？一个国家主席的命运都能这样悲惨，那我们普通人的命运又有谁会真正关心呢？这正是我们文化中的缺陷。
我们的文化中有太多的斗争哲学，太多的权谋思想，我们的历史学非常丰富发达，但整个历史学的侧重点可以说就是斗争和权谋，《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就是为提高斗争手段和权谋技巧提供的历史借鉴。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历史告诉我们的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们什么时候有过甘地，有过马丁·路德金，有过曼德拉呢？
以前我总是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看了《甘地传》后，我对人类开始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
甘地是人类史上创先河的人物，首次用非暴力的方式改变了政权，使民族从殖民统治下获得了独立。
甘地从小就尊重生命，奉行不杀生的原则。虽然他渴望平等、自由，为民族独立不遗余力，但他坚决反对暴力方式。他认为用暴力方式改变政权，终究会形成以一种专制主义代替另一种专制主义的局面。这是多么有预见啊！当用一种暴力去推翻另一种暴力时，暴力也就必然成为新的统治工具，也就必然走向新的专制。他这样说：“历史告诉我们，那些无疑怀有真诚动机的人们，运用残酷暴力的方式驱除了在位的贪婪者之后，他们自己也会染上被驱除者的毛病。假如印度采取暴力手段，那么，我对印度自由的兴趣会中止，因为这样一来，其结果将不是自由，而是奴役。”
甘地向往着民族独立和自由，但他更向往着采用非暴力的方式。他说：“非暴力方式是我信仰中的第一要素，也是我信仰中的最终目标。”为了达到民族独立，甘地号召整个印度采取积极的不合作主义，以对抗殖民统治。但是，人民不是以他所要求的和平反抗方式来响应他，而是采取了流血和暴力的方式。于是甘地发出通告，要求人们推迟实行不合作运动，原因是它正沦为暴民的统治。
在坚持原则，轻视急功近利，不盲目趋附民众方面，历史上几乎无人比甘地表现出了更大的勇气。举国上下对他的决定都感到惊诧，人们认为自治运动就要接近成功了，他们不同意甘地所谓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的观点。圣雄的声望一落千丈。
就在这时，殖民政府决定逮捕他。他没有进行任何抵抗，拒绝聘请律师，在回答检察官的控告时，他说：“……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一个已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早该知道我每项行为的后果。我早就知道我是在玩火，我是在冒险，而且，我一旦获得自由，我还是要一如既往地这样做……”甘地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而一往无前，但他更渴望的是采用非暴力的方式。他认为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如果手段不正确，即使能达到目的，他也宁愿放弃。因为用不正确的手段达到的目的，最终目的也会变样。
人类是多可悲啊，我们的文明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高度，但我们却不能避免彼此互相残杀。虎毒尚不食子，人都是同类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在我读高中时，比我高几届的一位校友作为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模回母校作报告，她为了抢救伤员曾三天三夜未合过眼，并因此荣立了三等功。她谈了她立功的事迹，但我永远无法忘记的是她谈到她的同班同学再也不能回来了，她那泣不成声的模样让我们全校都掩映在一片哭声之中。我们为什么需要战争？死的人距离我们很遥远时，我们会麻木不仁，但你想过没有如果死的是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会怎么看待战争呢？人类有着漫长的文明史，但在彼此停止互相残杀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又怎么能说人类是文明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