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帝师传(中国古代名人传奇丛书)
3523500000044

第44章 直言进谏 帝王明镜 魏征(4)

“近代没有正史可言,梁、陈、齐三代的史书尚且可以有据可循,但是到了北周、隋朝,史实多有失传。现在因为前后相隔的年代还不是很久远,所以在编写史书的时候还是有所根据的,但是如果在经过几次改朝换代后,史实很有可能就湮灭了,不好再恢复和整理。陛下您现在所从事改朝换代的大业,尤其应该为前代修史,这样您的功绩才可能更好地流传下去。”李渊接受了令狐德蔡的建议,下诏撰修梁、陈、齐、周、隋、魏六朝的历史,但是因为当时修史的条件还不具备,所以没有能在武德年间完成。唐太宗即位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新对修史进行了部署,除《魏书》不再重新修订外,其他五朝史重修。传令下去,一开始由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各位修史的官员,但因房玄龄是宰相,事情较多,没有更多的时间过问修史的事,所以唐太宗后来又任命魏征为实际的总监。后来历史上对魏征修史的成就有个定位,评价他是中国历史上监修正史最多的史学家。

魏征编纂《隋书》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能让唐太宗以及后世的帝王能够“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隋朝的灭亡来提醒唐太宗吸取教训,励精图治,为新朝的建立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魏征更是明确地提出“取鉴于亡国”的编书原则,要从前代的“危”、“乱”、“亡”

的教训中求得本朝“安”、“治”、“存”。一组反义词,透露出魏征关心国家兴亡的忠忱。

因为隋代是个短命的王朝,只经历了两代帝王,所以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修史的工作。魏征在主修《隋书》前,已有王劭写的《隋史》十八卷和王胃的《大业起居注》,但王劭的书没有一定的体例,编排散乱,再加上王胃的《起居注》又在隋末战火中散失很多,所以不够完整,因此可供魏征参考使用的资料并不多。但因为两个朝代相隔的时间不是很久远,魏征就经常到民间去亲自访问那些隋朝的遗老,去收集在民间散落的一些纪录当时史实的只言片语。如孙思邈对以往的历史很了解。对很多事还记得很清楚,魏征就曾几次拜访他,从他那里得到很多第一手的宝贵材料。此外,他还很重视私人家传的收集和研究工作,从中也弥补了官撰史书的不足。

我们常说,文如其人,《隋书》的主编魏征为人耿直,个性刚正不阿,所以他所主编的这部史书,较少曲笔。如魏征评价隋文帝时,说文帝性格刻薄专断,平时不喜欢读诗书,懂得道理很少。又说隋炀帝懂得处处掩饰自己,博得父王的欢心,但品质恶劣,最后杀父淫母,剿灭自己同胞骨肉,残害忠良,犯下了滔天罪行。这些情况,魏征并没有因为这两个人是至高无上的帝王就有所回避,而是照实写来,不加隐讳。其次,《隋书》中的序和论,齐、梁、陈书中的总论,都是魏征亲自撰写的。这些短论都是总结和评论历史得失的精辟语言,集中反映了魏征的民本思想,魏征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以进步的眼光看待历史,就能比较深刻地揭示出历代王朝特别是隋亡的政治和经济原因,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论述。最后,《隋书》中保存了大量的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的原始资料。总之,《隋书》五十五卷在“二十四史”中是比较好的一部断代史。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正月,历经七年,五部史书同时修成,由房玄龄和魏征共同署名,上呈给唐太宗。

唐太宗对他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对五个朝代历史的编纂工作,十分满意,对参与编书的人员都有嘉奖。

魏征因为担任总监,所以得到的赏赐特别丰厚,唐太宗又加封他为光禄大夫,晋爵郑国公。

居安思危戒骄戒躁

唐建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国家安定,人民乐业,唐太宗开始逐渐流露出居功自傲的苗头。魏征看到这个情况,就借着和唐太宗等人讨论创业与守业之难时说:“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帝王刚建立一个新的王朝的时候,都能赢得百姓们拥戴,所以创业相对容易。但是当创立政权时间一长,由于当权者骄傲自大,百姓想要安静过日子,国家却使他们的徭役不断,这时百姓又受到新的压迫,于是,国家又将衰败下去,又会有新的祸患产生。从这个角度讲,还是守业更难一些。”虽然这里,魏征对出入生死的创业之难轻描淡写,但分析守成之难却是一针见血的。

魏征针对这种情况,进一步提出,要守成帝业,使国家能够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就是做到居安思危。贞观五年,当太宗与群臣闲谈时说到,现在国内相安无事,周边的外族纷纷来臣服大唐,但自己仍然是非常谨慎,害怕不能把这个局势保持下去。但是魏征却又开始唱反调,说:“看到现在国内外一片升平的景象,我并不认为这是您的喜事。我认为,您能在安定的环境中经常警惕祸患来临,这才是真正值得可喜的事情。”魏征分析得非常对,因为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典故,许多帝王都是居安忘危,沉浸在成功中,所以才导致了亡国的后果。

魏征能够在一片平和中看到危险的存在,显现出魏征政治眼光的敏锐。

因为抱定了居安思危的思想,所以魏征特别留意观察太宗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变化,及时提醒他注意。我们都知道《诗经》上有这样一句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说的是,做人、做事、做官没有人不是好好地开始的,但很少有人能够好好地坚持到结束,这表明了很多人做事情常常虎头蛇尾、半途而废。魏征作为皇帝身边的大臣,是太宗最信任的官员之一,最担心的就是太宗不能把辛苦开创的大唐基业坚持下去。所以,在很多的场合中,魏征总是给太宗毫不客气地提醒。

如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太宗询问左右的大臣近来政事如何时,魏征坦言,如今的政事不如贞观之初了。唐太宗让魏征说明原因,魏征说:“在贞观之初,陛下您能做到凡事节俭,虚心向属下纳谏。但是现在进谏的人好像是比以前少多了。”太宗听了心悦诚服,表示惭愧。

贞观十一年(637)五月,魏征呈上《谏太宗十思疏》,说:“您现在对待政事的态度不如您当初开创基业时积极奋进了,您现在听到意见后改正错误的次数也少于过去了,而且您对下属的责罚明显增多,您也越来越威严,总是爱发怒了。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您以前总是为不知该如何治理好国家而感到忧愁,所以您总是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但现在您看到天下太平,所以您的关注点转变了,当然态度也就跟着变了。”接着,魏征列举了很多太宗勉强从谏的事例,说明现在很多状况都与贞观之初太宗从谏如流的作风大不一样了。对于魏征这样的当面批评,太宗非但没有生气,而是表扬他:

“这样的话也就是你魏征敢说罢了。”后人评价说,魏征基本实现了他写这篇奏疏的初衷,遏制了唐太宗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这足以说明魏征对唐太宗李世民的影响力。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五月,魏征再一次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上奏太宗,这就是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上文的《谏太宗十思疏》

和这篇《十渐不克终疏》被历代史家赞颂为“千古金鉴”

和“万世师表”。

疏文批评了唐太宗日渐增长的骄满的情绪,辞强理直,淋漓尽致。魏征在疏中列举了太宗搜寻良马和珍宝、劳役百姓、亲近小人、疏远君子、崇尚奢靡、频于打猎游乐、对周边国家无事兴兵、使百姓疲于徭役等不克终十渐,再次提醒太宗要善始善终。唐太宗看了奏疏后,欣然接纳,感慨地对魏征说:“我现在知道自己错了,我要改正,一定会听从你说的正确的道理,如果知错不改的话,我还有什么面目见你呢?我要把你的奏疏写在屏风上,以便我早晚都能看得到。我还要把它抄写给史官,使后世的人都明白君臣相处的道理,了解到你的一片苦心。”并赏赐给魏征黄金十斤,宫中良马二匹。后人于是就把写有这份奏章的屏风称作“戒奢屏”。

积劳成疾与世长辞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魏征因为常年的辛苦,终于染病,卧床不起。唐太宗亲自下手谕慰问,并说:“几天没有得到你的监督,朕又犯了一些新的错误。今天本想亲自去你的处所探望你,但是害怕增加你的劳顿。你要是对朕有了什么好的建议,可以给朕捎个口信带进宫。”魏征病榻之上,不顾疾病缠身,又给太宗提了一些意见,对太宗近来言行不一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太宗对魏征带病还关心着国家的大业非常感动。这时,唐太宗知道魏征平素为官清正,生活简朴,家里连正厅也没有,就停止了给自己正在修建的一座便殿,把建筑材料拨给魏征,用五天的工夫就给魏征修起了正厅。

建成之后,又根据魏征的喜好,赐给他白色的屏风和被褥、几、杖等家里常用的器物。但魏征的病始终没有起色,唐太宗就不断地派人给他送药品和食物,并派专人到他家守护,随时把病情报告给自己。

后来,唐太宗还亲自两次到魏征家探望。第二次还带上了太子和衡山公主,魏征看到唐太宗亲自来看他,勉强在床上披着朝服,强拖着病体拜见了太宗。唐太宗悲伤地安慰他好好养病,流着眼泪问他还有什么要求。

魏征说:“我不发愁别的小事,只是担忧国家的兴亡啊!”

唐太宗看到魏征都病成这个样子了,还关心着国家大事,鼻子一酸,又流下泪来,这时唐太宗拉着衡山公主对魏征说:“你再勉强看一眼你的新儿媳吧!”可是,魏征这时已经没有答谢之力了。当天夜里,唐太宗梦见了魏征,神色与平时一样,太宗不觉从梦中惊醒。可是第二天早晨,魏征就与世长辞了,终年六十四岁。唐太宗亲自到魏征家里吊唁,哭得非常悲伤。为了表示哀悼,唐太宗命令罢朝五天,并命令文武百官都去参加魏征的丧仪。还赠魏征为司空、相州都督,陪葬在昭陵。唐太宗对魏征这样高的礼遇,表达出二人不同寻常的感情。但是,在临发丧的时候,魏征的妻子裴氏照魏征的夙愿,上书给唐太宗:“魏征生前素来节俭,现在按一品官的礼节安葬他,仪仗这么隆重,恐怕不合他的心意。”唐太宗同意了,于是改用白木制的车子和白布缝的车帷来送葬。唐太宗悲痛之余,登上御苑中的西楼,望着魏征的灵柩西去,放声痛哭。太宗还亲自为魏征撰写了碑文,表达了对魏征的思念之情。

魏征死后,唐太宗每次想到魏征都非常伤心,经常对大臣们说:“人们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历史的兴衰;用人来做镜子,可以了解自己的得失。今天魏征死了,朕失去了一面镜子啊!”唐太宗把魏征看作是了解自己得失的最好的一面镜子,所以他认为魏征的死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确实如此,从魏征跟随太宗的那一天起,就担任起辅佐太宗的重任,可以说是太宗的良师,更是诤友,所以唐太宗对魏征的这一评价,应当说是相当公正的。

后来,唐太宗在论定功臣的时候,还在凌烟阁内让人画了魏征等二十四个功臣的肖像,给了魏征很高的待遇。有一次,唐太宗又来到凌烟阁,望着魏征的画像思绪万千,于是吟诗道:“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魏征的怀念。

但是,唐太宗对魏征的这种特殊礼遇,引起了某些人的妒忌,他们就想方设法编造出各种流言蜚语,贬低魏征,试图挑拨唐太宗和魏征的关系。当时经魏征举荐入相的杜正伦、侯君集两人因为牵连到太子承乾事件,一个被流放,一个下狱被杀。这时有人借机攻击,说魏征推荐他们二人,是因为魏征和他们结为朋党,并不是因为这两个人有真才实学,魏征这样做纯粹是为了牟取私利。又有人说魏征曾经将先前进谏唐太宗的奏章抄录给史官褚遂良,是为了使自己名扬千古,但却宣扬了君主的错误。太宗信以为真,很不满意,终止了衡山公主与魏征的儿子魏叔玉的婚事,还下令毁掉了自己给魏征写的碑文。自此,魏征的家族也开始衰败下来。直到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太宗御驾亲征攻打高丽,由于受到强烈的抵抗,且气候突然转冷,粮草供应不上,唐太宗被迫率军撤回,这次战役,唐军惨败,战士死伤数千人,战马损失十分之七八。唐太宗在回朝的路上,非常悔恨这次行动,这时他突然想起了魏征,不禁慨然叹息说:“要是魏征还活着,他一定会竭力劝阻朕的。朕也就不会有这次失败了。”于是,他马上命人以少宰的礼节去祭祀魏征的坟墓,又重新立起先前推倒的纪念碑。

综观魏征的一生,仕途坎坷,起起落落,在三易其主的过程中终于遇到了他的知遇之主——唐太宗李世民。两人精诚合作,一个忠言直谏,一个虚心纳谏,开创出唐朝辉煌的贞观之治的局面。虽然,魏征和唐太宗之间也产生过摩擦和误会,但总的说来是合作得比较好的君臣典型,所以唐太宗也一直把魏征当作恩师来看待,听从魏征的教诲,在魏征的生前和身后都给了他很高的礼遇,虽然中间出现了一些波折,但从结果看还是好的。

从两人多年的合作中,表现出了二人超越君臣的特殊的感情,对此,后人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