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宰相传(中国古代名人传奇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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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唐(4)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下诏授杜如晦为右仆射。诏曰:“杜如晦,识量弘恢,神彩凝映,德宣内外,声溢高堂。”从此,杜如晦与房玄龄同朝为相,为唐朝的盛世之治呕心沥血。杜如晦是宰相,又是吏部尚书,执掌着选官任能的大权,他在引荐贤才,罢除不良官吏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杜如晦取士用人,注重实践。当时选官取士往往重言词口笔,而不察其品德。杜如晦录用人员,主张先由川郡推荐,然后考核录用。在临终前他还推荐刚正不阿的戴胄做支部尚书、杜如晦精于理政治国,唐初的典章制度,“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国家纲纪松弛,百废待兴。杜如晦和房玄龄拨乱反正,使唐朝初期的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逐渐走上正轨,贞观之治新局面的开创,与房、杜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杜如晦在朝廷,君臣关系如同鱼水,同僚之间也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唐太宗每与房玄龄商讨大事,房玄龄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两人同朝辅政,取长补短、发挥了各自的特长,因此《资治通鉴》称“二人深相得,同心询国”。杜如晦用人,非常推崇进谏之臣,他认为“天下有净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把净臣看做是挽救国家危亡的栋梁,他鄙视隋代内史侍郎虞世基,认为他身居要位,处得言之地,但他对隋炀帝的荒淫残暴,却缄口不言,无语谏之语,“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用这样的人执掌大政就是厂位素餐。作为宰相,杜如晦以儒家的传统道德要求自己。他宽厚待人,雍容大度,他能正确对待别人的长处,发挥别人的长处,《资治通鉴》说:“故大宗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珪)、魏(征)善译谏而房。杜让其贤,英(指李动,封英国公)、卫(指李靖,封卫国公)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因而,杜如晦虽为有唐一代名相,但史书记述他的事迹并不多。贞观三年(629)十二月,杜如晦因病情严重辞去宰相职务。病重期间,唐太宗亲自前往探望。对杜如晦的英年早逝,唐太宗非常悲痛,废朝三日,赠司空,徙封莱国公。

辅助太宗匡正得失——魏征传

一、投奔瓦岗寨辅助唐太宗

魏征(580~643)字玄成,生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馆陶(今属河北)人。

其父亲魏长贤精通文史,博学多才,曾做过北齐著作郎,后因直谏朝政,贬为上党屯县令,父亲正直倔强的品质,对青少年时代的魏征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一,然而由于父亲去世较早,家业也因此衰落。穷困的生活,并没有磨灭魏征的意志,他性格坚强,胸有大志,好读书,多所涉览,尤属意于历代兴衰得失之道,这为以后他的从政、治史打下了厚实的基础,魏征青年时代是在隋末的动乱年代度过的。为了躲避战乱,他出家当了道士,当时,在河南一带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攻占了洛阳东北的最大粮仓兴洛仓;起义军开仓放粮,济贫救苦,深得百姓拥护,队伍迅速扩大,声威日盛、隋大业十二年(616)隋武阳郡丞元宝藏起兵响应李密,元宝藏知魏征有学识,请他到郡府掌管书记,魏征毅然前往。

李密见到宝藏的书信,常常赞叹不已。以后知道这些书信均出自魏征手笔,李密便请魏征到元帅府任文学参军之职,执掌文翰。魏征向李密条陈十项,但李密在惊奇魏征之才之余,并不采纳他的计谋,隋大业十三年(617),李密刺杀了瓦南军首领翟让,瓦南军的领导力量被大大削弱。瓦岗军是一支很强的反隋力量,曾先后打败隋将王世充和宇文化及,当然,瓦岗军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强将死伤不少。

李密对形势估计错误,并且滋生了骄傲情绪,就在李密谋杀翟让不久,王世充。集中二十万大军向瓦岗军扑来,魏征非常关心这次战斗的胜败,他找到李密的一个姓郑长史说:“魏公(李密)虽骤胜,而骁将锐半多死,战士心怠,此二者难以应敌。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战,难与争锋,朱若深沟高垒以拒之,不过旬月,世充粮尽,必自退,追而击之,无不胜矣。”魏征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目光短浅的郑长史却斥之为“老生之常谈”。魏征非常生气,拂袖而去。结果,李密大败,瓦岗军全军崩溃,李密只得投降唐朝。魏征也随李密到京城长安。魏征归唐后,并不见重用,默默无闻。因而,他自动请求安抚山东。唐高祖李渊同意他的请求并把他升为秘书丞。从长安来到黎阳,魏征给据守黎阳的李密旧部徐世勣写信,劝他归唐、徐世勣深知形势,很快就归顺了唐朝。

这样,魏征凭一封信就使唐朝获得了山东(太行山以东)广大地区。徐世勣归顺后成为唐朝的一代名将,在多次征讨中曾立下赫赫战功。李渊赐以李姓,又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名李勣。

不久,魏征来魏州,说服元宝藏也归附了唐朝。魏征从魏州又回到黎阳,同年十月,河北农民起义军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为其所俘,窦建德就拜任魏征为起居舍人。武德四年(621),李世民率兵围攻洛阳,王世充向窦建德求援,李世民一举击败了王世充和窦建德,魏征再度归唐。

魏征当过道士,又在李密、窦建德的农民起义军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他目睹了农民起义军的伟大力量,也深刻了解了农民的悲惨生活和感情,这使他懂得“水能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丰富的实践对魏征以后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太子李建成知魏征有才气,便召为洗马,掌图书缮写,魏征因而就成了东宫的官属。李建成十分器重魏征,魏征也对李建成忠心不二。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争夺皇位的斗争中,魏征竭尽全力为李建成出谋划策。

魏征看到李世民在创建唐王朝的过程中立下了巨大功劳,深得人心。因此他提醒太子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当此时,逃往突厥的窦建德残部刘黑闼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又把河北失地重新占领,恢复了许多州县。魏征抓住这一时机,对李建成说:“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必有如摧枯拉朽,殿下宜自去之以取功名,并以此结识山东豪杰,庶可自安。”李建成同意魏征的建议,向李渊请命。李渊诏李建成率军征讨刘黑闼,魏征随军出征。唐军至昌乐,刘黑闼严阵拒守,两军形成对垒。魏征向李建成建议,采用镇压和安抚相结合的两手政策,遣返俘虏,使刘黑闼的同党相信朝廷的赦免政策,以瓦解其军心。这一策略的实施使刘黑闼军心涣散,纷纷逃亡,降唐的也不少。最后刘黑闼大败,为唐军所杀。由此,唐朝稳固了在山东、河北的统治。这次战役,充分显示了魏征的政治军事才能。

唐王朝统一天下后,李建成和李世民的矛盾日益激化,魏征屡屡劝说李建成早下决心,除掉李世民以绝后患。但在武德九年(626),李世民却先发制人,在玄武门设下伏兵,一举把李建成和李元吉诛杀,取得了玄武门之变的胜利。李渊被迫接受了现实,他立李世民为太子,并将军国权完全交由李世民处理。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对东官僚属一律宽大。有一天,他把魏征召来责问道:“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征从容答道:“太子若听我的话,决不会有今日之祸。”李世民早就知道魏征的才能,又见他临危不惧,更加器重他。任命魏征为太子詹事府主簿,掌握东宫的庶务和文书。

武德九年(626)八月,李世民当了皇帝,这就是唐太宗。唐太宗知人善任,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他派魏征安抚河北。当时,河北州县有不少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余党在活动,他们终日惶恐不安,害怕李世民镇压,因而有思乱之心。

魏征曾建议太宗,要对他们出以公心,不计旧怨。唐太宗听从他的意见,派他去安抚,允许他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变动处理。魏征到了磁州(令河北磁县),见到押送进京的李建成侍卫李志安和李元吉的护军李思行,下令把他们释放,并下令将原来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属,一律赦免。这样一来,河北也就安定了。魏征不辱使命,回到长安,唐太宗很是高兴。从此以后,魏征与太宗皇帝的关系日益密切,有时甚至进人太宗卧室商议大事。魏征深感知遇之恩,更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太宗即位不久,宰相封德彝提出建议:“中男虽年来十八,其躯干壮大者”亦可点兵。政令既出,魏征以为不可。唐太宗怒责曰:“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佞以避征役,取之何害?”魏征回答说:“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众多,陛下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陛下曾说:‘我以诚信御大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令即位未几,失信者数矣!”他接着说:“陛下初即位时曾下诏言,‘过去交国家的财物,一律捐免。’但有关部门却仍然催交。您的诏书还说,‘关中免两年租调,关外免一年徭役’。有关部门把交纳的租调散还给他们。而又下诏说,‘已经服役、交纳租调的,从明天开始免除。’租调不免,又要点兵,这是以诚信待天下吗?”唐大宗听后十分高兴,说:“我原以为你固执,不通过政事。今天听你议论,真是精辟透彻,我的错误确是不小。”他不但接受了魏征的意见,还奖给他一个金瓮。

贞观元年(627),有人告发魏征徇私其亲戚。太宗请御史大夫温彦博查办,结果查无实据。温彦博奉诏责怪魏征,说他不注意检点行为,远避嫌疑,以致招来诽谤。魏征去见太宗说,“臣不敢奉诏,还说,君臣一条心,才叫做一体,哪有抛却大公无私,而专在检点行为上下功夫?如果上下都走这条路,国家兴亡就难以逆料了”。他对唐太宗说:“愿使臣为良臣,不为忠臣。”太宗问:“忠良有什么不同?”广魏征说:“良臣身有关名,如稷、契,君主也获得好的声誉。而忠臣则不同,如商纣王时的尤逢、比于,面折廷争,身诛国亡。”太宗听了非常高兴。接着间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广。”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连声称好。贞观三年(629)二月,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当了宰相。贞观七年又改任魏征为侍中,侍中是门下省长官,更是当然的宰相。

二、敢犯人主颜永为诤臣范

贞观十年(636)六月,魏征屡以目疾请为散官,散官是没有实际职务的官员,太宗不得已,以魏征为特进,“仍知门下事,朝章国典,参议得失。”其实还是在宰相位上,只不过没有那么多繁杂事务。直到贞观十六年(642)九月,才罢相为太子太师,贞观之初,唐朝君臣之间曾发生如何治国的讨论。唐太宗认为,大动乱之后,很难把百姓教化好,而魏征对此却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大乱之后,百姓对治理的要求,就如同饿极了人求食一样。唐太宗对魏征的话有点怀疑,他说,古人云,贤明的人治理国家,也要百年才有成果。魏征回答说,这是指平常人说的,如果是英明的君主,一年就可取得成功,三年才得成绩已经不算早了。而宰相封德彝认为魏征盅惑君心。他指出,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变得浮荡奸诈,秦用严刑峻法,汉施仁义、刑律两手,都未能取得成功。如果听信魏征的话,国家必然大乱。

魏征针锋相对,以历史事实驳斥了封德彝的人心不古的议论,说如果人心越来越奸诈,那么到今天人就都变成鬼,还能谈什么教化?魏征的这一番话,把封德彝说得哑口无言,无言以对,而对唐太宗说来,却坚定了他大治天下的决心。

在具体政策及措施的做法上,朝臣们也各执一词。有人要太宗“独运威权”,有人建议太宗“震耀威武,征讨四夷”。而魏征建议唐太宗应“惬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四史即服”。魏征的治国方针是把重点放在国家的恢复和建设上,使百姓安居乐业,使唐王朝长治久安;而要使国家长治久安,魏征认为,必须“抚民以静”。他以隋朝和贞观初期相比,隋初的仓凛、户口、甲兵都比唐初又多又强,但是,“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

魏征此处所说的“静”,就是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而并非对百姓没有任何役使和盘剥,而是动之以时,适度而已,而不像隋炀帝那样,“虐用其民”,“诛求不已”,使老百姓无法生活,最后只能揭竿而起。唐太宗是个贤明的君主,他把“抚民以静”作为基本国策确定下来,贞观二年(628),他就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唐大宗的“抚民以静”思想和魏征不谋而合,君臣一心,使“抚民以静”的方针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抚民以静的具体做法就是:必须减轻徭役,繁重的徭役,必须侵占农时,耗费大量的劳力。魏征常常提醒唐太宗勿搅民扰民。一次,唐大宗要巡游南山,一切都准备好了。但好久不见出发的动静,魏征为此询问唐太宗。唐太宗告诉魏征,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