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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中医养生学发展简史(4)

(二)主张饮食调养

对于老年人,合理调节饮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高年之人,真气耗竭,五脏衰弱,全仰饮食,以资气血;若生冷不节,饥饱失宜,调停无度,动则疾患”。因此,提出“老人之食,大抵宜温热、熟软、忌其粗硬生冷”,及“善治病者,不如善慎疾;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寿亲养老新书》)的主张;这是符合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的。朱丹溪对于老年人的饮食提出“尤当谨节”“茹淡”,强调节制饮食,又要避免摄入燥热厚腻之物,以保养精气。忽思慧的《饮膳正要》、贾铭着《饮食须知》等,又都丰富了饮食调养的内容。

(三)提倡顺时奉养

《内经》提出四时养生法则,到宋元时期不仅尊崇其说,而且增广其法,从而丰富了顺时养老的内容。对于老年人,顺应四时的阴阳消长来保养身体,更为重要。故陈直指出,老年人要“依四时摄养之方,顺五行休王之气,恭怡奉亲,慎无懈怠”(《寿亲养老新书》)。朱丹溪亦指出:“善摄养者……各自珍摄,以保天和”(《格致余论》)。故养老之法,必然要依据天和的性质,顺四时变化而摄养,才能老当益壮。此外,邱处机着《摄生消息论》亦从不同角度对四时的精神调养、起居调摄、饮食保健等,都有所阐释和发挥。

(四)重视起居护养

老年之人,体力衰弱,动作多有不便,故对其起居作息、行动坐卧,都须合理安排,“竭力将护,以免非横之虞”(《寿亲养老新书》)。护养方法是:“凡行住坐卧,宴处起居,皆须巧立制度”。例如,老年之居室宜洁雅,夏则虚敝,冬则温密。床榻不宜太高,应坐可垂足履地,起卧方便。被褥务在松软,枕头宜低长,可用药枕保健。衣服不可宽长,宜全体贴身,以利气血流畅。药物调治,汗、吐、下等攻伐之剂,切宜详审,防止不良后果。总之,处处为老人提供便利条件,细心护养。

(五)注意药物扶持

老年人气血已衰,精神减耗,所以不能象对待年青人那样,施用峻猛方药,欲速则不达,反而危及生命。《寿亲养老新书》提出:老年人医药调治应采取“扶持”之法,即用温平、顺气、补虚和中、促进食欲之方来调治,切不可竣补猛泻,这些原则是符合老年人的生理特点的。

三、食养方法的丰富

历代医家和养生家都非常重视饮食保健,因为这是防病治病、健体延年的基础。在宋元时期,由于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食养食疗不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有了新的进展,取得显着的成就。

(一)四时五味养脏法

在宋元时期,对食养理论的认识更加深化。蒲虔贾根据五味入五脏,五脏分别旺于四时以及五行生克理论,提出了四时的饮食五味要求:“四时无多食所旺并所制之味,皆能伤所旺之胜也。宜食相生之味助其旺气”。认为“旺盛不伤,旺气增益,饮食合度、寒温得益,则诸疾不生,遐龄自永矣”(《保生要录·饮食门》),这在食膳发展史上有着一定的意义。陈直对先秦时期“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的原则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在具体运用上明确提出了:“当春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酸增甘,以养脾气”;“当夏之时,宜减苦增辛以养肺气”;“当秋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辛增酸,以养肝气”;“当冬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咸而增苦,以养心气”(《寿亲养老新书·卷一》)的观点,这种饮食原则的好处在于既不使当旺之脏气过于亢盛,又不使所克之脏气有所伤伐。刘完素提出以臊焦香腥腐五气助所克之气。他说;“是以圣人春木旺以膏香助脾;夏火旺以膏腥助肺;金用事,膳膏臊以助肝;水用事,膳膏膻以助心;所谓因其不胜而助之也”(《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摄生论》)。这可与陈直以五味平调五脏之气的见解互为发明、相得益彰。

(二)食养食疗的新进展

随着对营养保健理论认识的深化,食养和食疗方法更加丰富多彩。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撰《饮膳正要》一书,是一部古代营养学专着。它从健康人的实际饮食需要出发,以正常人膳食标准立论,制定了一套饮食卫生法则。书中还具体阐发了饮食卫生、营养疗法,乃至食物中毒的防治等。附录版画二十余幅,文图并茂,为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饮食卫生和食疗专书,也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古代食谱。另外,李东垣、朱丹溪等对饮食保健的有关原则和诸般宜忌也有很多精辟论述,也是他们身体力行的经验总结,更加丰富了食养的内容。

四、“金元四大家”对养生学的主要贡献

(一)刘完素主张养生重在养气

刘完素在王充提出人之寿夭在于“先天禀赋”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主性命者在乎人”,“修短寿夭,皆人自为”的思想。这种“人主性命”说,说明只要发挥摄养的主观能动性,就能达到延年益寿的境界。他重视气、神、精、形的调养,但尤其强调气的保养。对于养气方法,他认为当从调气、守气、交气三方面着手。他以:“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导引按跷,所以调气也;平气定息,握固凝神,神宫内视,五脏昭彻,所以守其气也;法则天地,顺理阴阳,交媾坎离,济用水火,所以交其气也”(《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原道论》)。这种调养之法可起到舒畅阴阳,灌溉五脏,调畅气血的作用。

(二)张子和提倡祛邪扶正

张氏主张用攻法防病治病,认为祛邪即所以扶正,邪去则正气自安,反对唯人参、黄芪“为补”的狭隘观点,他还提出“养生当用食补,治病当用药攻”(《儒门事亲》)的主张。他的养生保健的思想核心是“君子贵流不贵滞”的观点,并指出调饮食、施药物、戒房劳、练气功等方法。在防病保健中,还特别重视人与社会环境的整体观和机体与情志的整体观,从而丰富了中医学有关心身医学、医学社会学的内容。

(三)李东垣注重调理脾胃

李氏认为促成人之早夭的根本原因在于元气耗损,他说;“人寿应百岁,……其元气消耗不得终其天年”《兰室秘藏·脾胃虚损论》,而“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这说明调养脾胃之气,维护后天之本,是防病抗衰、延年益寿的一条重要原则。调养脾胃的方法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调节饮食护养脾胃。他认为“饮食不节”是酿成内伤的一个重要原因,“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即伤,而元气亦不能充,则诸病之所由生也”。故合理饮食是防病保健的一个重要环节;二是调摄情志保护脾胃。李氏指出:“凡愤怒、悲思、恐惧,皆伤元气”。说明精神情志密切关系着生理变化,尤其易伤脾胃功能,因此,须从积极方面调摄,静心寡欲、不妄作劳,以养元气;三是防病治病顾护脾胃。东垣防治疾病之立法遣药,处处考虑到脾胃之升降生化机能,用升发阳气之法,注重调补脾胃。东坦以顾护脾胃而益寿延年的精辟理论为养生别树一帜,另辟一途,为后世实践所肯定。

(四)朱丹溪强调阴气保养

朱丹溪力倡“相火论”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并一再强调阴气“难成易亏”,因而在治疗与养生上,都主张以滋阴为主。围绕保阴精,强调顺四时以调养神气,饮食清淡冲和以免升火助湿,节欲保精以息相火妄动,并为此而着《色欲箴》以戒众人。在老年病方面,认为老年阴气暗耗,相火易亢炎为害,故养老之法,总要在于承制相火的亢极。此外,朱氏对防病于未然的养生理论和方法也有所论述。

综上所述,金元四家的学术观点虽异,然崇尚养生则一。尽管他们所研究的专题各有侧重。所得成果也不尽相同,但等到合流之后,终于汇集成比较完整的养生理论和方法的体系。

此外,宋元时期还有不少养生专着,如周守忠的《养生类纂》及《养生月览》、钱称《摄生月令》、刘词《混俗颐生录》、愚谷老人《延寿第一伸言》、姜悦《养生月录》、韦行规《保生月录》、李鹏飞《三元参赞延寿书》、王珪《泰定养生主论》、瞿佑《居家宜忌》和《四时宜忌》等,均为养生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总之,在这一个时期,涌现出了不少养生学家及养生专着,尤其是金元的学术争鸣,更促进了养生学的发展。宋元时期不仅充实和发展了前人的养生理论、原则和方法,而且对老年病学的防治和摄生保健有了突出的发展,形年了比较完备的体系。中医养生学发展至此,其理论渐趋完备,其方法更加丰富。

第五节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统治阶级提倡孔孟正统的程朱理学,同时利用佛、道两教的思想。在一部分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中有的弃仕为医,有的转儒从医,又有很多医家非常重视实践,勇于创新,先后出现了很多着名养生学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医养生学的内容,并使养生学得到更大范围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医养生保健专着的撰辑和出版是养生学史的鼎盛时期。从明代到新中国建立的580多年中所出版和刊行的养生类着作比明清以前2200多年间所发行的总量还要多,其发展之迅速和传播之广泛,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另外,从14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期间,由于中外交通的发展,中外医学交流活动亦日益频繁,有养生专着被译成外文出版发行,西方医药学传到中国的也空前增多,这对世界医学和我国的医学和养生学的发展,都有一定促进作用。

一、养生重“命门”和治形宝精说

至明代,随着命门学说的发展,产生了以赵献可、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派,他们反对滥用寒凉药物主张用温补药物峻补命门。如赵献可认为命门真火乃人身之宝,并说:“吾有一譬焉,譬之元霄鳌山之走马灯,拜者、舞者、飞者、走者,无一不具,其中间惟是一火耳。火旺则动速,火微则动缓,火熄则寂然不动,而拜者、舞者、飞者、走者,躯壳未尝不存也”(《医贯·内经十二官论》)。因此主张养生及治病,均以保养真火为要。

张景岳提出“阳强则寿,阳衰则夭”(《景岳全书·传忠录》)的论点,指出:“欲知所以生死者,须察乎阳,亲阳者,察其衰与不衰;欲知所以存亡者,须察乎阴,察阴者,察其坏与不坏,此保生之本法也”。其重视命门,在理论上较赵献可全面。张氏认为阳气阴精之根本皆在命门,“命门主乎两肾,而两肾皆属于命门。故命门者为水火之府,为阴阳之宅,为精气之海,为死生之窦,若命门亏损,则五脏六府皆失所恃,而阴阳病变无所不至”,“即如阴胜于下者,原非阴盛,以命门之火衰也;阳胜于标者,原非阳盛,以命门水亏也。水亏其源,则阴虚之病叠出;火衰其本,则阳虚之证迭生”(《类经附翼·求证录》),故他特别注重用甘温固本法预防疾病。这对纠正当时那种滥用寒凉、败胃伤阳、致成时弊的情况是有重要意义的。与此同时,张景岳还辨证地阐述了形与神、形与生命的关系,明确提出养生之要在于治形宝精的主张。张氏所论之形,实指精血而言。他认为形赖精血为养,养精血即所以养形。明确提出:“善养生者,必宝其精”(《类经·摄生类》),指出了节欲保精的重要性。另外,张氏又鲜明地提出了“中年修理”以求振兴的卓越见解。中年时期是人体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这种强调中年调养、求复振兴的思想,对于防止早衰,预防老年病,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综合调养发展了养生方法

明清时期的养生家对于养生理论的认识,都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尽管在精气神的保养上各有侧重,但都强调全面综合调理,尤其重视调理方法的研究和阐述。

(一)调养五脏法

李中梓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编着《寿世青编》一书,在调神、饮食、保精等方面提出了养心说、养肝说、养脾说、养肺说、养肾说,为五脏调养的完善作出了一定贡献。高濂的《遵生八笺》从气功角度提出了养心坐功法、养肝坐功法、养脾坐功祛、养肺坐功法、养肾坐功法,又对心神调养、四时调摄、起居安乐、饮馔服食及药物保健等方面做了详细论述,极大丰富了调养五脏学说。明末医家汪绮石着《理虚元鉴》,对虚劳病机的阐发、论治的方法、预防的措施都自成体系,主张肺、脾、肾三脏俱重。他说:“治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肺为五脏之天,脾为百骸之母,肾为性命之根,治肺治脾治肾,治虚之道毕矣”。尤其是对虚劳的项防,提出了六节、七防、四护、三候、二守、三禁的原则,对抗老保健有很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