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10月
1944年6月初，意大利投降，盟军控制了地中海。在东线，只剩下德军能抗击红军的进攻多长时间的问题了。美军对德国中部和东部燃料工厂的昼夜轰炸极大地危及了希特勒的整个军火生产计划，而且盟军正为在法国进行一次大规模登陆做最后的准备。
在太平洋，一支由535艘舰船组成的舰队正接近塞班岛。这支舰队载有127571名士兵，其中大部分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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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的调查结束之前，拉格就意识到，为“防止整个事情被搁置、埋葬”而发起进攻的时候到了。对金梅尔和肖特起诉的时限快要到了。如果不延期，他们俩可能永远得不到他们所要求的公开听证了。拉格认为情况异常，他的当事人（即被告）急于同控告他们的人对簿公堂，而当权者们显然希望事情不了了之。另外，在法律上也有不清楚的地方，就是国会给予延期是否经受得住攻击。“金梅尔若不援引起诉时限，可能被认为他无力去纠正一项司法上的缺陷，”哈尼菲后来评论说，“除了金梅尔和肖特，没有其他人放弃过时限令的权利。”因此，拉格断定，国会不仅有必要进一步延长时限，“而且应同时指示陆、海军部长分别对珍珠港劫难进行调查。”“将军，现在到了十字路口，”拉格对金梅尔说，“如果我去一趟华盛顿并促成延期法令的通过，我们将置身于风口浪尖之上。另一种情况是，他们将不再过问此事，你也就不再受公众口舌的困扰了。”
金梅尔是个斗士。他说：“我决心要让美国人民知道真相。我授权你全力以赴去干这件事。我已准备承担后果，困窘、误解、坐牢及其他任何事情。大胆去干吧！”
这样，拉格和哈尼菲便于4月中旬去了首都。拉格亲自拟订了文件要点；次日哈尼菲对序言部分进行了润色，然后又进行了严谨的、最后的修饰。哈尼菲把草稿带到最高法院图书馆，在手写定稿前又研究了一番。由于没有打字机，他只好把稿子拿到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沃尔什的办公室去，当时沃尔什是海军事务委员会的主席。“使我大为惊骇的是，”哈尼菲回忆说，“当文件弄好并要送到众议员（杜威）肖特的办公室时，沃尔什却让一个在其委员会工作的海军军士文书去送。我暗自思忖，如果这位年轻人碰巧把文件改投别处，海军部长和陆军部长就会发现一名海军中尉正准备在这个敏感问题上打官司，他很快就会调我出海去。”但是，送文件的人却直接送给了肖特众议员，肖特随之公开要求再度延长限制令的时限并对两位司令官进行军法审判。
5月24日，一位参议员打电报给金梅尔，询问他对延长限制令的态度。金梅尔回答说，他希望尽快进行军法审判。“珍珠港事件以来我一直希望如此，且在给海军部长的信中也这么说了。我要求的是自由、公开的审判。我现已准备就绪。”他等待海军部送他上法庭已等了两年半了。“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关键岁月里，我明白了我为什么不得不默默地忍受着罗伯茨委员会的报告及报告的公开阐释强加给我的耻辱。现在，我们的武装部队在全线展开进攻，我感谢我的家人、朋友和公众将此予以澄清：我要求军事法庭在最近的可行日期开庭审判。”他被罗伯茨指控犯有渎职罪。“我要求以一种正规和公开的方式回答这一指控……在耻辱的阴影下度过一段拖长的、无法下定论的时光令人难以忍受。公众有权利知道事实真相。我有一个美国公民出庭的权利。”
次日，他收到了参议员霍默·弗格森拍来的电报。弗格森是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人，他打电报问的是同样的问题，金梅尔给了他一个类似的答复。该参议员的反应是，他提出了一份把6月份到期的法令延期的法案，希望这样会迫使在入秋之前立即进行审判。围绕建议中的延期之争有可能给共和党人和反对新政的民主党人提供把白宫同珍珠港劫难联系在一起的机会，这个机会最有可能在时机最佳的时候——总统选举前数月内来临。
6月5日，众议院围绕众议员肖特的决议案的辩论显出了希望。当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民主党议员反对任何战时调查时，“呸”声四起，“丢脸！可耻！”声响成一片。“主席先生，”一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议员慷慨陈词，“为什么已经过了两年半，还非得要把珍珠港事件的真相保密？会不会军法审判金梅尔将军和肖特将军将揭示这样的事实：我们的军方及海军指挥官们并没有疏忽大意，而疏忽大意的是政府中的部分文职头头们？……政府害怕军法审判揭露出来的事实会引起不利的舆论反应：处理‘国家事务’比这场战争更重要，而且随着大选临近，政府决心要掩盖珍珠港事件的真相。”
这场辩论于第二天（6月6日）便泄露了出去，一批民主党议员试图利用那场使国人触目惊心的“霸王”战役来煽起一场爱国的反击。“这将是众议院议员们了不起的贡献，”纽约州的伊曼纽尔·塞勒说，“……如果我们不再就这个法案继续审议而丢弃它的话，这对于我们武装部队中那些勇敢无畏的指挥官及其统率下的小伙子们来说是一份很合时宜的礼物。”但是共和党人及其反对新政的同伙对这种论调置之不理。甚至政府的支持者们也意识到这是一场将要失败的战斗，杜威·肖特要求立即进行军法审判，延长限制令三个月的提案以305票对35票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
一周之后，参众两院通过了一项联合决议，指示陆、海军部长立即着手调查与12月7日的灾难有关的事实。最后金梅尔和肖特将出庭（亦即如果总统不否决这项法案的话）。富兰克林·罗斯福知道国会的脾气，他再次证明他是一位政治大师。他在一次正式讲话中说，他相信国会“无意使调查以一种妨碍战争努力的方式进行。凭着这种信任，我已经批准了这项议案”。这暗示，是史汀生和詹姆斯·V.福莱斯特尔（五周前接替死于心脏病的诺克斯任海军部长）而不是他，正试图阻碍对金梅尔和肖特的审判。他无疑考虑到了即将来临的总统大选，在这场大选中，共和党人很可能使珍珠港事件成为一桩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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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陆军珍珠港委员会成立，乔治·格鲁纳特中将任主席。但海军直到13日还没有选出自己的成员，13日这天，金梅尔给拉格写信说，他仍然认为对事件的全部调查尚不充分。“缺乏行政部门、陆军和海军部的公平调查，是不会把事实弄清楚的……海军调查法庭在调查陆军部和海军部时能走多远，将取决于调查人员的素质和有关机构给他们施加的压力。如果他们执拗地调查某些方面，海军调查法庭很可能会中止调查。”
同一天，海军调查法庭最终落实了人选。前总军法官、亚洲舰队司令奥林·G.默芬上将任主席，另两人也都是很有名气的退役将军。担任过三届总统助手的阿道弗斯·安德鲁斯曾领导东部海疆防御指挥部，在战争最初几年里负责保卫东海岸。爱德华·C.卡尔布富斯1934年至1942年（只缺一年）一直担任海军作战学院院长，最同情金梅尔，深信他不应独自一人对珍珠港事件负责。
陆军委员会的三位成员依然积极尽职尽责。曾是二等兵的格鲁纳特是马歇尔的密友，且很受陆军部器重。因坚信肖特玩忽职守，他要求为陆军部辩白。陆军航空兵代表沃尔特·H.弗兰克少将是该委员会中唯一的西点军校毕业生，他也坚信肖特必须承担后果，因为在日本人进攻前他肯定得到了足够的情报。第三位成员是亨利·D.拉塞尔少将，挑选他真有点奇怪。他在1942年5月被解职之前一直统率着一个国民警卫队师。他极度厌恶马歇尔，指责他在战争期间坚持反国民警卫队的政策。他钦佩肖特，但一直不愿在委员会中供职。他一想到要卷入有关陆军在这场劫难中的责任的争论便赶紧退缩，他这次只是为了能给肖特一个更公正的审判才答应下来。
7月17日，委员会中的海军成员开始做调查准备。一周后他们宣誓就职，准备于7月的最后一天开始按部就班地进行调查。
金梅尔将军已经在华盛顿同拉格、拉文德和哈尼菲做最后的准备。迄今为止他只得到了萨福德一句不支持的话：在秘密海军档案中有有关截获的日本的电文。如果确实存在，那么现在该是出示这些电文的时候了。他去了一趟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的办公室，很幸运的是，碰巧那天金将军为代理部长，在金梅尔请求允许他派一名助手查一下档案时，金欣然同意。“诺克斯先生既已允许你接触所有档案，我找不出任何拒绝你的理由。”
同一天下午，金梅尔派拉文德去查找失踪的电文。“我很清楚他们大概其要找的东西，”拉文德回忆道，“但是当我被领进一个房间，看到那里有一堆厚达两英尺半的截获的电文时，我大吃一惊。”他查找的时间有限，而萨福德却给了他这么一大堆截获的电文。这里的负责人——以前是金梅尔的一名下级军官——帮了很多忙。拉文德从他认为早就应该给金梅尔的电文中挑了差不多43份富有代表性的电文。“我放松地坐在椅子上，察看着这些挑选出的电文，然后再看看其他几堆电文，当意识到手中的这些电文对金梅尔和死去的舰队官兵意味着什么时，我便感到恶心。”
那天晚上，拉格和哈尼菲与拉文德在威拉德饭店一道用餐。“我发现了这些电文，而且还有别的。”他对他们说，但他仍然对已发现的材料感到恶心，以至于连饭也吃不下去。
这些电文对哈尼菲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当战争和残杀尚在继续时，我心中的嫌恶无以言表。我仔细考虑过，为什么熟悉其潜在敌人最秘密图谋的美国政府最高领导人会不让驻扎在远方、可靠忠诚的指挥官们知道这些材料，他们凭着身临险境的武装部队中同胞的血肉之躯，孤立无援、奋不顾身地守卫着防御工事。这是一系列难以置信、荒诞不经、无与伦比的错误，还是在搞什么邪恶的计谋？”
第二天，马歇尔的代表给海军通讯处主任打电话，严词抗议拉文德涉足秘密档案。他说，有命令禁止进行这种查阅。那位主任说他未接到这种命令时，这位代表连忙解释说，他的意思只是指应该禁止这种调查的命令。
即使这些电文被单独存放并予以证实，其副本也未给拉文德，而是置于海军通讯局的监管之下。拉格别无选择，只能坐等调查法庭开庭。那时他希望得到截获的电文的要求将会成为一桩有案可查的事。
斯塔克将军也在为辩护做准备。他被解除海军作战部部长之职后，被差往英国任美国驻欧洲海军部队司令。“这种派遣似乎当初就已定好了，因为总统为了政治上的原因，希望让斯塔克离开华盛顿。”金将军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但是斯塔克坚信他的“明升暗降”与金本人有关。通常，性情十分平和的斯塔克并非记仇之人，但在这件事上，他不能原谅金，因为是他——斯塔克挑选金出任大西洋舰队司令的。虽然他在欧洲的新职务是个要职，但斯塔克还是觉得他有点耻辱地被匆匆赶出了这个国家。在向自己以前的助手哈罗德·克里克中校道别时，他已变得萎靡不振。克里克一家都是将军的密友，斯塔克把他们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孙子。“他受到了伤害，失望至极，精神崩溃。”克里克太太回忆说，她过去常常同他打高尔夫球。
在英国，斯塔克负责制订诺曼底入侵的后勤计划，此次战役的成功部分应归功于他。当得知海军调查的消息时，他很惊讶，当他同戴维·里奇蒙上尉到达华盛顿时还没有做任何辩护准备。里奇蒙是法学院毕业生，没什么实践经验，他将协助哈特将军，哈特主动要求作斯塔克的辩护人。军法署署长派了几位律师来帮忙，但他们热情不是很高，斯塔克把他们打发走了。“我不怎么太高兴有律师，”他对哈特和里奇蒙说，“那样看上去似乎我有什么事情要隐瞒。我没有什么要隐瞒的。我可能对所有这一切都不记得了，但我没有任何事情要隐瞒。”
两个听证会都于8月7日上午开始，在相距几百码相连的陆海军司令部中进行，有人认为它像陆海军俱乐部的附属建筑物。陆军珍珠港委员会比他们的海军同僚们晚了一小时召集会议，第一位证人是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这个国家最受尊敬、最令人钦佩的军事领袖。
马歇尔承认，有关1941年11月27日给肖特的那份有争议的“战争警报”的电文，他的记忆“很模糊”，因为那天他正在北卡罗来纳的演习现场，直到晚上才返回。对肖特说他只是在为阴谋破坏作准备的答复，他也记不清了。当弗兰克将军问对这位夏威夷人的回答是否满意时，他说：“首先，正如我告诉你们的，我对这件事记得不太清楚了。我对此事第一次确切的反应会与心里的‘回顾’相混淆。”
几分钟后，他的老对手拉塞尔将军开始向他施加压力。马歇尔非常熟悉美国有关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吗？“是的，先生。”他认为那种政策更确切、更有力吗？“我认为，对此我无可奉告。首先，我不是很了解这个问题。其次，作为一名军官，我不愿就美国对外政策发表自己的看法。”又问了他几个问题后，他突然宣布：“我得走了。我有点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