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台湾新电影最重要的代表。
1947年生于广东梅县，出生不久即随父移居台湾，1972年毕业于台湾“国立艺专”影剧科。
1980年首导《就是溜溜的她》、《风儿踢踏踩》（1981）成名。
1983年与万仁、曾壮祥联合执导的《儿子的大玩偶》获西德曼海姆影展佳作奖，并引领台湾电影新浪潮的开端。
《风柜来的人》获1984年法国南特大三洲电影节最佳作品奖。
《冬冬的假期》获1985年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作品奖、第三十届亚太影展最佳导演奖。
1985年执导《童年往事》，获第二十二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第三十七届西柏林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及鹿特丹电影节、夏威夷电影节、亚太影展作品奖。
1986年执导《恋恋风尘》获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摄影音乐奖、葡萄牙特利亚国际影展最佳导演奖。
《尼罗河的女儿》获1987年意大利都灵电影节第五届国际青年影展影评人特别奖。
1989年执导《悲情城市》获第二十六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台湾中时晚报最佳作品奖、导演特别奖，第四十六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1993年执导《戏梦人生》获台湾中时晚报电影奖最优秀作品奖，1993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
其后作品有《好男好女》（1995年）、《南国再见，南国》（1996年）、《海上花》（1998年）、《千禧曼波》（2001年）、《咖啡时光》（2004年）、《最好的时光》（2005年）等。
侯孝贤自述：
有人说我后来拍的电影结局都非常悲伤，有时候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苍凉感。为什么会这样？我个性热情，跟人非常容易相处，面对世界的眼光似乎不可能是悲伤或苍凉的。
其实在童年，在成长过程里，你已经不自觉地对这个世界形成苍凉的眼光了，那是逃不掉的，只是你当时说不清楚，也没有人告诉你，那段时间就会在心底藏起来。
什么是根？除了实际的电影经验，就是你成型时期的人文素养，你成长的背景。
《童年往事》说得非常清楚，1947年，我父亲是广东梅县的教育局长。因为参加审议会，碰到他同学，他同学要来台湾当台中市长。他邀我父亲当主任秘书，我父亲就实实在在来台湾了。过来以后写信回去，就把我们全家都接来了，我那时候才4个月。
然后，1949年就回不去了，回不去就影响到我家里。影响比较严重是我母亲。突然回不去，她的后援就没了，亲戚朋友全都没了。我父亲得了肺病，心脏也不好。台北潮湿，会引起气喘，他就长期住疗养院，然后不得不迁到南部。我母亲常常两边往返，然后带着一堆小孩。从小就很艰苦，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我奶奶一直要带我回大陆，她说过了梅江桥就要回去了，因为她太老了，已经没意识了，她感觉是在真实地回家。你不知道生活有多少荒谬，所谓黑色，是从真实和荒谬来的。
我是4月生人，我的星座是白羊座。星座可能有一定道理，我的性格是总想逃避，就是不想呆在家里，总往外跑。
我们在凤山的时候，住在城隍庙附近，县衙旁边。这个地方是一个古老的小镇，我们那个城隍庙是台湾南部七县市戏剧比赛的地方，每次比赛都要一两个月。有地方戏剧，就是歌仔戏；有布袋戏，我们叫掌中戏；还有就是皮影戏。这三个是最重要的。小时候我经常在榕树下跳来跳去，爬到顶上去看人家怎么打。
遇到电影，我就去拉人家的衣袖：叔叔，叔叔，你带我进去。这样三次，总有一次可以进去。稍微大一点就不好意思了，就爬墙、剪铁丝网。
我们还做假票。人们进入戏院后就会把票扔掉，我们就去捡来用。我那时候那么小，可非常清楚，撕票的人绝对不会仔细看的。
我看的电影非常多，所以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到一个地方，比如去北京，一定先看电影，然后看中央电视台，经常一起床就看。
差不多初中时，我们家住在县政府宿舍里。我中午吃了饭就溜出来，爬上墙，旁边就是芒果树，我就偷摘芒果。我不会偷了就赶快溜，不是，我是先吃，吃完了再带，带完了再走。
吃的时候很专注，因为你怕被人家抓，你会注意到底下有没有人出来，那时候还是农业社会，午休时路上偶尔会有一个人骑单车嘎吱嘎吱过去。你一边吃，一边注意细节，因为非常专注的原因，你会感觉到树在摇，你感觉到风的存在，听到蝉声，因为你那么专注，所以那一刻周围就凝结了——凝结就是瞬间情感的放大。其实电影里面的时间凝结就是把情感放大了，电影中的各种情绪也是如此，有点像慢动作的意思。
我把这段经历拷贝到了《冬冬的假期》里。这是我对片断的理解，我常年写剧本，写的时候，就想好怎么拍了。
我当导演，可能跟我小时候在城隍庙长大有关，你从小就跟一群人在一起，大家很自然就有分工：有的人谈判，有的人打架。无形中我就养成了领导才能。
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孩子形成了一个帮派，内部打，打完之后就跟外面打。我念初三时，我们那一帮差不多十几二十个人吧，跟南门那边的人打，他们的外号叫“二十四男婴”，我们这边叫“城隍庙”。有一天旷野黑漆漆的，我们到南门那边打架，我跟另外一个孩子一人带一把刀，一点都不夸张，先去探。过了桥，到了那边的小学，一探，没发现人。回来我们就说没看到。没想到他们早就埋伏在桥底下，“哇”一下就围上来了。
天很黑，刀和刀碰在一起溅出火花，我们退到马路上，我们一些个头小的就去捡石头、砖头，噼里啪啦地打。
受伤会有，出人命不太可能——因为人多，又在街上。但那很刺激的。那种场面，现在的年轻人很少见到了。
高中时，我们把陆军士官俱乐部砸了，被抓入狱。在少年斗殴的过程里，当你做得比较大时，比如把士官俱乐部砸了，回到学校里面，你会感觉别人的眼光不一样，对你突然会有一种尊敬，让你有一点膨胀。
有同学受了欺负来告诉我，同学说，报你的名没用，还是被打。我找到那些人就打——以前大家会对打，现在你打他，他不会还手。这些都是经验。
像我这种玩法，高中毕业是考不上大学的。考不上大学就要去当兵的那一刻，我自己就非常自觉地转变了。
拍电影是一个团队，在我们那个年代，每个电影都是跌跌撞撞，没有一部电影不打的，工作人员遇到问题就打。有时候我在那边吃便当，看到他们打起来了。“噼噼啪啪”打了一顿之后，我就把他们拉开：好了，不要打了。我知道他们不常打的，挨了打都不知道谁打的。一直打到我导演的第一部片子，我那个制片人跟摄助（摄影助理）打起来了，追着摄助打，他们两个人一追，我也就不自觉地跑起来，跟着要去打，跑了一半，我想不行：我今天开始当导演了。
这些经验是你跟人相处、观察人蛮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些经历让你有足够的领导力，不然的话很困难。你不要以为拍电影很容易，有时候一桌人会碰到一拨别的导演竞争，他当场给我难堪，我不必多说，就一句“到外面去”，屡试不爽，很简单。
现在台湾男生都比较“娘”了。但你看韩国的电影还是有这种（力量），有这种男人的劲儿。
（作者侯孝贤口述王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