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点半，美国总统与苏联党主席以及他们的助手又坐了下来。在关于核战争的会谈后（赫鲁晓夫说他对此并不害怕；艾森豪威尔说他害怕，并且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感到害怕），这位苏联领导人提到了中国。艾森豪威尔总统没有刺探中苏之间的分歧，而是重申了美国对北京方面的指控，这使得赫鲁晓夫除了为其盟友进行辩护外没有其他的选择。在此之后，总统说美国与苏联在中国问题的看法上存在太大的分歧，因此“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这一交流的唯一结果就是赫鲁晓夫发表了一通评论，正是这一评论不久使他与毛泽东陷入纷争之中：虽然他不知道中国拘押的五名美国囚犯的事情，但当他到北京“就此事询问中国领导人”时，也许会有所收获。
柏林与德国问题取得了什么进展？两位领导人最终达成了一份协议。赫鲁晓夫撤回了他的最后通牒，艾森豪威尔承诺柏林现时的局面不会无限期维持下去。就像艾森豪威尔所总结的那样，美国“不会试图使柏林当时的局势永久化，同时赫鲁晓夫先生同意不会强迫西方国家撤出柏林”。[27]此外，美国总统现在同意参加四国首脑正式会晤。几个月来，他一直拒绝参加这样的首脑会晤，事先的外交努力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现在他宣布说：“他不需要在强迫之下采取行动，这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进展。”[28]
两位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后不久，他们就在联合声明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艾森豪威尔建议没有必要发表联合声明，因为他们对外宣布说这次会谈是非正式的，但赫鲁晓夫坚持将他所取得的成就公布出来。午餐后，赫鲁晓夫要求在起草的文稿中删除他做出的主要让步，即取消关于柏林问题会谈确定的时间期限。虽然他证实对此已经“实质上表示同意”，但赫鲁晓夫还是担心将此包含在联合声明中可能会导致“困难而令人为难的解读”，特别是阿登纳，他想将会谈拖上八年的时间，现在他可以宣称自己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现在轮到艾森豪威尔发火了：“那就到此为止。我既不会参加首脑会晤，也不会到俄罗斯去。”[29]由于美国总统的坚持，赫鲁晓夫做出了让步：艾森豪威尔可以口头上声称柏林问题会谈没有固定的期限，他（赫鲁晓夫）不会加以否认。美国总统很不情愿地答应了。
至此，两位领导人的日程都已经落后于预定的计划。他们赶忙乘坐总统专车回到华盛顿，在布莱尔宫的台阶上互相握手，并彼此保证他们期待着第二年春天在莫斯科的再次会晤。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在电视台向美国人民发表了讲话，称赞他们“友好而善良”，赞扬他们的总统，他称其为“我的朋友”，是一个“真诚希望改善我们两国关系的”人，最后他以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说道：“再见！祝你们好运！”
当天晚上，赫鲁晓夫一行启程回国。
不可否认，他的最后通牒至少暂时被取消了：这就是赫鲁晓夫在戴维营达成的全部协议。难怪在他看来，艾森豪威尔是“一个掉进冰窟窿里、从河里捞上来后身上还滴着冰水的人”。[30]但是赫鲁晓夫得到了什么呢？艾森豪威尔同意参加四国首脑会晤并没有保证他的盟国也会参加，也没有保证在首脑会晤上达成协议。然而，赫鲁晓夫还是为他所取得的暂时成功而沾沾自喜。[31]实际上，用“成功”一词描述他回国后的做法还是比较适当的。他不仅允许苏联的宣传机器广泛宣传他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美好前景，而且他自己也逐渐对此深信不疑。
赫鲁晓夫饱受折磨的美国之行就这样结束了。同样让他感到筋疲力尽的中国之行又在等着他。在图-114飞往莫斯科的途中，他没有休息，而是召来了两名速记员开始工作。飞机预定于莫斯科时间下午三点到达。一个小时后他将向聚集在卢日尼基体育场的数以千计的群众汇报他的美国之行。
全体主席团委员都到伏努科沃机场来迎接他。这看起来好像是几乎整个党和政府机构以及外交使团都在期盼他的归来。孩子们向他和他的家人献上了鲜花。数万群众排列在列宁斯基与罗蒙诺索夫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街两旁，还有人从街道两旁的房屋窗户向经过的摩托车队招手致意。“我看到赫鲁晓夫脸上洋溢着自豪，”阿朱别依回忆说：“他甚至拒绝先回家稍作休息”，就“直奔会场”。
体育场等待的人成千上万。在演奏了苏联国歌、莫斯科党委书记致了欢迎辞后，群众代表——一台自动机械调节器（上面写着“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以破冰者的力量砸碎了冷战的坚冰”）、一位来自集体农庄的女性主席（“冷战的乌云正在消散，我们的生活与工作将变得更加舒畅”）、一位学术界代表，还有一个“代表着苏联年轻一代”的学生——也表达了他们的欢迎热情。
赫鲁晓夫在讲话中承诺苏联将会迎来一个和平的新时代，他的讲话曾50次被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艾森豪威尔“显示了一个明智政治家的智慧以及勇气与坚定的意志”。美国总统得到了“他的人民的完全信任”（这一说法与共产主义对美国政治的正式观点有着强烈的反差）。当然，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谈就清除冷战的所有毒瘤”。美国的“邪恶势力”仍然需要我们“像对待魔鬼一样将他们烙死在煎锅上”。但是美国总统“真诚地希望看到冷战的结束”，“准备运用他的努力与意志，使我们两国间达成一致”。
这种讲话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它提高了人们对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的期望。但是，这是赫鲁晓夫心里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毛病。在他儿子看来，赫鲁晓夫对其美国之行的总结是如此的“欣快”，以致他认为可以通过与毛泽东的会谈解决所有与中国的矛盾。
甚至后来灾难性的中国之行也没有让赫鲁晓夫改弦更张；相反，却增强了他的冒险心理，他认为自己的外交努力终会带来成果。他对自己的信心最为强烈的表述就是他于一月份宣布苏联军队将再裁减一百万人。他预测西柏林问题也会“在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得以解决。二月的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宣布，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重大国际分歧问题的时期”。
如果这种宣告的听众只是外国人，那还可以认为是一种宣传手段，但在苏联国内也听到了类似的大肆宣传，特别是随着为艾森豪威尔回访做准备的工作的开始。艾森豪威尔一家将于6月10日来访，将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以及伊尔库茨克。从那里他们将乘船沿安加拉河航行，于6月19日到达日本。
赫鲁晓夫亲自监督了安排工作。虽然因为在新的政府大楼以及为精英分子建造新的别墅上节省资金而遭到很多人的非议，但他还是很快批准在美国人即将访问的地方建造一系列的豪华别墅。其中之一就是在贝加尔湖长满树木的峭壁上修建一座打猎用的住宅，多年后，这里仍被称作“艾森豪威尔别墅”。由于决意要与他在戴维营所受到的热情好客的招待相匹配，赫鲁晓夫对在他自己位于莫斯科郊外的别墅还是在新奥加廖沃的国宾馆招待艾森豪威尔大伤脑筋。前者更接近于戴维营，因为他就居住在那里，但是他不敢确定别墅里的浴室是否够用。
由于苏联没有高尔夫球场，赫鲁晓夫就为他的客人建造了一个。当艾森豪威尔要求在苏联境内使用他自己的飞机时，赫鲁晓夫不顾军方的反对予以同意。克格勃担心美国飞机会秘密拍摄苏联桥梁、公路与铁路的照片——他们的担心是正确的。美国人不久就在安德鲁空军基地的一个秘密飞机棚内在“空军一号”的机身内安装了高分辨率的照相机。
虽然并非所有为艾森豪威尔来访所做的准备工作都是公开的，但苏联人民还是得到了信息。莫斯科与列宁格勒的所有地方都换上了新装（街道进行了重新铺设，房屋的正面作了重新粉刷，等等）。美国外交人员可能会经过的一个偏僻的村庄也作了重新整修。这个村庄其实并不靠近美国总统的行程线路，但为了防止美国总统临时决定造访，因此还是进行了准备。“你知道，”当地的一名官员说：“当你们的总统来到这里时，我们会给他连苏联领导人都未曾享受过的热情欢迎。”
几十年来，莫斯科人都不敢给美国人打电话，因为害怕会遭到窃听。现在美国人突然接到苏联朋友的电话，说他们终于可以相互交流了。此外，当艾森豪威尔到来时，这种热情只能膨胀成为无法遏制的亲美声浪。苏联意识形态的监督者们感到十分惊恐。美国的形象一直是“阶级敌人”，他们已经精心塑造了40年，这一刻都被证明是无用的。一种巨大的、自发的公众意识形态背叛实际上已经产生了。
赫鲁晓夫对此也感到了担心，他儿子回忆说：“当时他所有的希望都是围绕着即将到来的首脑会晤，甚至更多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苏联的访问。”因为他正在为一个新的时代奠基着，所以“在一开始大家的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时，不要犯错误显得尤其重要。一个错误的行动，哪怕是一个理解上的失误，都可以使他的所有努力都付之东流”。
[1]赫鲁晓夫的前外交政策助理奥列加·特罗亚诺夫斯基分析过他的主人在柏林问题上的心理。还有其他一些人也证实过赫鲁晓夫对西德有核化的担忧。但是奥列加·格里内夫斯基引述了赫鲁晓夫在一次会议上所表达的对阿登纳想拥有核武器的怀疑，赫鲁晓夫认为，如果阿登纳想获得核武器，那不仅苏联，而且其他西欧国家也会感到震惊的。
[2]汉弗莱给汤普森大使的报告收录在1958年12月3日汤普森给国务卿的第1208份电报中。米高扬补充说，赫鲁晓夫“在与柏林有关的整个复杂问题中显示出了一种令人吃惊的理解失当”。亚历山多夫-阿格托夫后来在苏联从勃列日涅夫至戈尔巴乔夫之间的所有领导人执政期间一直担任外交政策助理。V.M.法林回忆说，那年秋天的某个时候，中央委员会信息局被要求向赫鲁晓夫简要陈述关于德国前景的分析，G.M.普希金勇敢地表达了对赫鲁晓夫计划的怀疑，当他陈述自己的观点时，赫鲁晓夫将他的观点称为“一派胡言”，并对整个信息局都失去了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