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在1989-1990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军事历史杂志》好像执意想揭露赫鲁晓夫回忆录中的谎言，因为这一系列文章的栏目名称为“关于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事实真相”。这些文章读起来好像那些事后觉得很明显的事情应该在当时也是显而易见的，好像未能事先预见到灾难的发生是由于缺乏“客观”或“严格的科学分析”。
[20]其他的损失包括652辆坦克、3278门榴弹炮、9053挺机枪、1646件其他枪炮、143226支步枪以及57626匹马（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42年春天时苏联军事技术的状况）。
[21]根据朱可夫元帅的女儿玛格丽特的说法，这一段情节是巴格拉米扬将军告诉她的。作者与玛格丽特·朱可娃进行过面谈。1942年6月，在一次凌晨两点的会议结束后，斯大林叫住华西列夫斯基，对他说：“等一下。我想再就哈尔科夫战役的失利谈一谈：那些应该为此负责的人需要受到惩罚。”于是，斯大林以国防委员会的名义向西南战区发了一封信。除了巴格拉米扬的错误外，他写道：“军事委员会也犯有一些错误，特别是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同志。如果我们告诉全国人民我们前线已经遭受的与仍在遭受的全部灾难，损失了18-20个师，我想人民是会严厉地判决你们的。”在战后不久，当米高扬称赞赫鲁晓夫努力消除哈尔科夫的灾难时，斯大林看起来马上就想当场反驳他。赫鲁晓夫在1957年10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回顾了这一事件，在那次会议上，朱可夫元帅被正式解职。请参照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中的最近历史材料。
[22]在他的回忆录中，赫鲁晓夫为自己辩解说：“我忘记了当初是谁发起组织了哈尔科夫战役。……我不否认它也有我的份，但是我问斯大林：‘关于这次战役的指挥官铁木辛哥，又该怎么说呢？’”“不，”斯大林说：“这完全是你的主意，铁木辛哥只是顺从了你。”“那是不可能的，”我回答说：“你必定是不十分了解铁木辛哥。他的意志是非常坚强的，他从不同意一次战役，除非他认为是个好主意。”“事实上，”赫鲁晓夫补充说道：“实际作出反攻哈尔科夫的作战计划的是巴格拉米扬同志。”
[23]根据这位马利诺夫斯卡娅的说法，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主要指挥官，叶廖缅科、崔可夫和其他人，对赫鲁晓夫的勇敢精神和不知疲倦的精力都很钦佩，甚至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他们也称赞了他的这些品质，当时说赫鲁晓夫的好话好像是不可取的。
[24]Zhukov，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vol.2，p.99.在与作者面谈时，德米特里·伏尔科冈诺夫（Dmitri Volkogonov）承认朱可夫的回忆录比赫鲁晓夫的更为可信。在斯大林格勒反攻战役的准备时期，华西列夫斯基记得驱车“从一个军到另一个军，从一个连队到另一个连队，我到哪里，赫鲁晓夫就和我乘同一辆车到哪里。他从来没有乘坐过其他人的车：只要我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但是当你们阅读（赫鲁晓夫时代所撰写的战争）历史时，你们会看到‘赫鲁晓夫同志到了什么什么单位’，‘赫鲁晓夫同志视察了什么什么军的指挥部’，‘赫鲁晓夫同志对什么什么人说了什么什么话’，等等。至于总参谋长到哪里去了，则无人提及。”
[25]与朱可夫一样，华西列夫斯基后来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也被迫退休了，因此他也有理由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赫鲁晓夫抱有报复心态。这样，这里的事实又显得让人捉摸不透，也许既不像朱可夫与华西列夫斯基所说的那样，也不像赫鲁晓夫本人所标榜的那样。
[26]John Erickson，The Road to Berlin（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3），p.101.“双方的指挥官都冷酷而麻木地看着战斗疯狂地不断升级，”埃里克森写道：“德国军官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众多的苏联飞机，而苏联指挥官以前也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大规模的德国坦克集群，所有的坦克都涂着黄绿相间的伪装。”在人员与装甲的对决中，“战斗的轰鸣声持续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死伤者堆积如山，成堆的坦克已经被打烂，还在冒着火焰，运送士兵的火车和其他工具散落得到处都是，浓密的烟柱从草原上升起来。每个小时，都有很多血肉模糊、身体蜷曲的士兵被从战斗中抬出来，满是血污的身体上还在流着血”。
[27]“我不知道他这一次为什么如此冷静，如此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赫鲁晓夫补充说：“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一下子就发怒了。好像是魔鬼在斯大林的主要神经上拴了一根绳子，没有人能够知道魔鬼什么时候会拉一下绳子，使斯大林发怒。斯大林的发脾气也好，他的自我克制也好，都已发展到了高级阶段。”
[28]这是乌克兰历史学家Y.萨波瓦尔（Yuri Shapoval）报告的。当萨波瓦尔当着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的面说出此事时，后者坚持认为强力领导人的助手差不多都是些平庸之辈，他们的任务就是执行命令，而不是对命令提出质疑。不管这是否是一个通用的原则，但赫鲁晓夫很可能还是会选择一个平庸之辈做他的助手的，这样他可以充分显示自己的能力。
[29]这段文字来源于作者1991年6月和1993年8月与瓦西里·科斯坦科的面谈。科斯坦科在复述这段故事时唏嘘不已，他要求在本书中首先表述的就是这段故事。“像这样的交谈显示，”他说：“这不是发生在赫鲁晓夫看到曙光的第二十届人代会上，而是在斯大林去世前的10年。这并非唯一表露他心情的时刻，这样的时刻还有很多。”
[30]1941年，多夫仁科因为他拍摄的反映内战的电影Shchors（1939年）而荣获一枚斯大林勋章。1942年8月3日，即在多夫仁科的一个小故事在苏联军队报纸《红星报》发表后的第二天，他得到消息说斯大林本人“因为这个故事告诉了军队和人民他们特别需要告诉的东西而感谢他”。
[31]参见乌克兰政治局1944年2月12日关于多夫仁科问题的决议文件。赫鲁晓夫声称这份决议尽可能地让惩罚无关痛痒。多夫仁科电影制片厂的档案管理员引述这位制片人的遗孀Yulia Solntseva的话说，多夫仁科从赫鲁晓夫那里得到了少量的保护，而谢尔盖·赫鲁晓夫则声称他的父亲试图通过亲自惩罚多夫仁科来控制局势。
[32]赫鲁晓夫还声称他在评估“烈火中的乌克兰”时还受到一些事实的误导，斯大林本人当时对多夫仁科的作品一直是称赞的，马林科夫也很喜欢这个脚本。
[33]甚至在多夫仁科于1956年去世后，他的遗孀还被批准完成电影Poema o more的拍摄。在她的邀请下，赫鲁晓夫自己曾去莫斯科电影院看过这部电影。
[34]参见埃里克森的Road to Berlin ，第128、141页。赫鲁晓夫的看法并非如此。虽然“这看起来好像是我们有意安排解放基辅作为苏联革命纪念的贺礼，”赫鲁晓夫说：“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愉快的巧合。”
[35]此次战役的指挥所设在一块小的高地上。指挥所不远处是一系列的堑壕，当时赫鲁晓夫就呆在其中的一条堑壕里。我曾于1991年6月一个昏暗的雨天造访过那里。当时站在那里的一位纪念碑向导说，直到1985年，在那里展出的照片中还没有赫鲁晓夫的，解说员也不许提到他的名字。
[36]斯大林还是对赫鲁晓夫的好意有所报答的，他将赫鲁晓夫的祝贺发表在《真理报》上。但是他后来又责备赫鲁晓夫用密码电话向他表达祝贺，致使他们的通话有案可查，虽然赫鲁晓夫坚持说他们的通话根本就不是保密的，而是通过公用的电话线通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