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是赫鲁晓夫在1957年10月28-29日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2]这是作者1998年3月对弗拉基米尔·诺莫夫的采访，诺莫夫曾经看到了与朱可夫事件有关的秘密文件。
[3]弗拉基米尔·诺莫夫曾经看到了未经校对的1957年10月推翻朱可夫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会议记录，在接受作者采访时，他引用了赫鲁晓夫的这段话。
[4]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这个秘密旅有2500名突击队员。
[5]1957年10月29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第三次会议的记录。
[6]三位元帅的讲话是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后的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作出的，此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于1957年10月31日召开。
[7]朱可夫同事们的愤怒可以追溯到战时莫斯科最高统帅部（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常常是朱可夫）与他的前线将军之间的内部争斗。由于朱可夫想把自己树立为战争中的军事英雄，他们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
[8]米高扬和扎赫罗夫元帅在10月28日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第三次会议上报告了此事。赫鲁晓夫私下里也曾向南斯拉夫大使米库诺维奇说过此事。
[9]这是1957年10月28-29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上未经修改的赫鲁晓夫发言原话。
[10]弗拉基米尔·诺莫夫曾看到了与朱可夫事件有关的大量文件，他相信朱可夫“曾积极推动取消党的第一书记的职位”。
[11]甚至就连修改后的全体会议记录也是直到1993年时才公布出来的，即在苏联解体以后。
[12]朱可夫担任过中央委员会里苏联战俘复原委员会主席一职。
[13]朱可夫“从来没有完成过军事学院的学业”，巴格拉米安在1957年10月的全体会议后说：“我甚至认为他连高中都没有毕业。这也没有不对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接受教育，但是他对待我们军事院校与军事学者的方式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粗野。”这是巴格拉米安在1957年10月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发言。
[14]其他两位原来的同事认为赫鲁晓夫的转变开始于1961年，而不是1957年，不过这也许是由于他们直到1961年时才与赫鲁晓夫有了较为密切的接触的缘故。尼古拉·叶高里契夫说：“在党的二十二大前（1961年10月召开），赫鲁晓夫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二十二大后，他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在1961年底前，“我们还可以与他一起讨论并决定问题”，然而在以表面上压倒性的支持率继续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的二十二大后，“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自我意识逐渐膨胀，他好像无所不知，认为他的意见不容他人质疑；如果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他就会考虑此人是否想取代他的地位”。原白俄罗斯党委书记基里尔·马祖罗夫也记得赫鲁晓夫前后的不同变化：“以前他是一位真正的改革者。”但是在二十二大后，“他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15]特别是两个机构，党的中央委员会总务处和部长委员会执行处，它们理论上是为赫鲁晓夫个人服务的，但同时也被视做党和政府职能机构。
[16]“这绝不是与一个列宁本人经常提及的国家打交道的方式，”莫洛托夫回忆说：“我们必须修补与中国的关系。”
[17]莫洛托夫继续贬损赫鲁晓夫与西方“和平共处”的谈话是“幼稚的举动”。就像他很久以后所说的那样，“这就好像我们在说：‘请赐给我们和平吧！’他们当然不会赐给我们这种和平”。
[18]作者对安德烈·马林科夫的采访。
[19]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上援引了卡冈诺维奇的话。在2000年5月接受作者采访时，谢尔哥·米高扬描述了他父亲所了解的关于赫鲁晓夫奚落卡冈诺维奇的事。
[20]斯大林下令向政治局委员提供图书的做法是谢尔盖·赫鲁晓夫在接受作者采访时提供的。
[21]1954年2月5日在全联盟国营农场工人集会上的讲话。
[22]1957年12月26日在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及1958年1月22日在白俄罗斯农业突击队工人大会上的讲话。
[23]赫鲁晓夫1957年12月26日以及1958年3月27日在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4]在赫鲁晓夫正式提出这项改革计划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总共8000个农机站中只有385个仍然保留着。到1959年底时，剩下的只有34个了。
[25]这是赫鲁晓夫在1959年12月25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发表于1959年12月29日的《真理报》上。
[26]歪曲正式的经济统计数据可能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夸大计划完成情况的压力。
[27]如想详细了解赫鲁晓夫对苏联武装部队的削减及其原因的相关情况，可参照Evangelista的《为何保持这样一支军队》。
[28]在1959年克里姆林宫椭圆形大厅的一次关于防务问题的会议上，苏联著名的物理学家、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Sakharov）目睹了赫鲁晓夫不断滋长的傲慢情绪。在此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发泄怒气的目标是主管武器生产的副总理德米特里·乌斯第诺夫和飞机设计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与安德烈·图波列夫。于是在1955年时看到过赫鲁晓夫在类似会议上的表现，萨哈罗夫觉出了一些变化。此次，他的言行“更加武断”。他现在“对处于中心地位显然感到悠然自得，他要求大家对发言者的讲话提出问题，或是打断别人的发言，以清楚地表明他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在萨哈罗夫的印象里，他是“一个勤勉的人，一位了不起的领导人，尽管他同时也很傲慢，喜欢受到别人的奉承（对此，事后很容易看出来），没有教养（我也是到后来才感受到这一点的）”。
[29]杜金采夫（Vladimir Dmitriyevich Dudintsev），苏联作家，出生于1918年。1956年发表长篇小说《不单单是为了面包》，揭露了苏联的一些阴暗面，次年受到批判。
[30]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1905-1984），苏联作家、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书记，诺贝尔奖获得者。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
[31]根据阿朱别依的说法，当赫鲁晓夫在退休期间谈到这本小说时，说他“发现其枯燥无味。文字太过复杂，主人公的生活与精神世界差异太大，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有很多事情显得不是太重要，不是他所期望的那种样子。不过他同时对该小说未能出版而感到后悔，他承认感到有些痛苦，‘其实什么坏事都是不应该发生的’”。
[32]谢尔盖·赫鲁晓夫坚持认为，他父亲是不会“狡诈到在别人的发言稿中插进自己的意思的”。
[33]伯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列伏依，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主要作品有《真正的人》、《斯大林时代的人》、《旅游中国三万里》等。——译者
[34]捷尔任斯基（1877-1924），苏联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前主席。1917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是十月武装起义的组织者之一。——译者
[35]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提供的素材，他父亲将R-12导弹的蓝图交给了中国，并交给他们P-15导弹与岸防“彗星”巡航导弹的原型，这两型导弹都在由苏联援建的工厂里生产。
[36]阎明复，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时的翻译之一，在1997年10月北京举行的“中苏关系与冷战”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证实了这一形势发展的转折点。
[37]毛泽东也许是因为“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局面而有所醒悟，或是遭到了他的执政伙伴与中苏军事合作的长期倡导者彭德怀元帅的反对。赫鲁晓夫希望重新与北京建立起一度曾是其集团领导地位基石的良好关系。1959年初，中国请求苏联在经济计划领域给予更多的指导与援助。2月，两国都宣布莫斯科将在未来7年里向中国提供价值50亿卢布的商品与服务，主要集中于重工业领域。同年春天，苏联仍与中国共享着他们的核机密。
[38]在中国军队于1959年3月粉碎拉萨暴动的一周后，达赖喇嘛越过中印边境，逃到印度去了。
[39]符拉迪沃斯托克，即中国所称的海参崴。——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