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枯宁完全抹杀国家的阶级性，抹杀不同阶级的国家的本质区别，胡说“如果有国家，就必然有统治，因而也就必然有奴役”，认为如果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则必然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成为被统治和奴役的对象。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马克思在批判巴枯宁这个谬论时指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也仍然存在，无产阶级就必须同它们进行斗争。这个时候，无产阶级是在个别场合同剥削阶级进行斗争，由于它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组织性，也就是说，已经上升为统治阶级，因而能够在同敌对阶级作斗争时，采取强制措施和暴力手段，“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2]。只有当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的经济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当生产力已经高度发展，人们普遍具有共产主义觉悟和生产资料实现全民所有制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才会自然消失，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才告结束。在此以前，无产阶级不仅不能削弱专政，而且必须不断巩固和加强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巴枯宁故意挑拨工农关系，胡说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将奴役劳动农民。马克思指出，这完全是捏造。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证。农民作为小私有者，不属于无产阶级；但是，它与无产阶级有着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利益。工人革命如果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就要失败。因此，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必须以政府身份采取措施，改善农民状况，把农民吸引到革命方面来。工人阶级绝对不能采取废除农民所有权等剥削农民的措施，也不能永远保存和巩固农民的小块土地私有制，而必须“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3]。
十年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与巴枯宁主义这场斗争作了深刻的总结。恩格斯写道：“从巴枯宁搬出目前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谬论的第一天起，马克思就不断与之作斗争。这一点还要我专门说明吗？国际工人协会的全部内部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从1867年起，无政府主义者就竭尽全力采取各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夺取国际的领导权。马克思是他们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在1872年9月的海牙代表大会上，历时五年的斗争以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国际而告结束。最主张开除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就是马克思。”[4]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特别是海牙代表大会以来对巴枯宁主义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的彻底清算，使巴枯宁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日益孤立，堕落成为一个僵死的宗派。但是，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是农民、小生产者私有制的反映。只要这一经济条件仍然存在，无政府主义思潮就必然要一再出现。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结合阶级斗争的实际需要，不断批判和肃清无政府主义，维护无产阶级革命纪律，巩固无产阶级革命专政！
海牙代表大会以后，迁到纽约的国际总委员会，在马克思主义者佐尔格领导下，做了许多工作。
总委员会坚决执行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继续与巴枯宁分子以及已经与巴枯宁分子勾结在一起的英国工联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鉴于在西班牙、英国、瑞士、比利时等一小撮巴枯宁分子和其他机会主义分子疯狂反对海牙代表大会决议、公开进行分裂活动，总委员会公开声明：“凡是拒绝承认代表大会决议或故意逃避履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规定的义务的团体和个人，就是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并且不再是协会的会员。”[5]不久，总委员会把一小撮反对海牙代表大会的分裂主义分子开除出国际。
同时，总委员会用主要精力领导美国工人运动。总委员会的所在地——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美国工人运动的摇篮。在总委员会领导下，国际美国支部积极参加工人的日常斗争，建立工会，组织罢工，领导了1871年10月1日纽约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示威运动和1874年1月13日纽约失业工人大示威。当时美国工人运动领袖刚普尔斯写道：“无疑地，在70年代的那些日子里，国际支配着纽约城的工人运动。”[6]
但是，巴黎公社之后，整个国际工人协会面临的环境表明，国际的形式已经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了。
列宁指出，19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形势是：“英国工人被帝国主义利润所腐化，巴黎公社遭到了失败，德国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刚刚获得胜利（1871），半农奴制的俄国还处在年代悠久的混沌状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确切地估计了时间，了解了当时的国际形势，理解到慢慢地走向社会革命的任务。”[7]
第一，国际这种形式，是“无产阶级共同的世界的利益被提到首要地位”时候的产物。巴黎公社失败后，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一个和平发展时期，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东方革命的条件还未成熟。这是一个积聚革命力量、准备未来战斗的时期，而不是直接准备世界性革命的时期。
第二，各国无产阶级力量已大大发展，工人阶级正在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由于各国工人阶级面临的斗争条件不同，国际的形式不能满足这种形势的要求。
第三，自从巴黎公社以后，欧洲各国反动政府加紧了对各国工人运动进行反动的十字军征讨，从而导致了国际的活动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在一些国家（例如法国），几乎无法活动。
第四，国际成立以来取得的成就，特别是由于巴黎公社使国际成了欧洲一种道义上的力量时，各色各样的野心家、阴谋家都千方百计地钻进协会，妄图利用它的威望，达到卑鄙的个人目的。国际后期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恩格斯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十年来，国际支配了欧洲历史的一个方面，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完全能够自豪地回顾自己的工作。但是，这种组织形式毕竟已经过时，任何想使它获得新生命的进一步的努力，都不可能获得效果，因此，国际的结束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保存这种过时的形式，不仅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为各国反动派利用作为镇压工人运动的借口，会被巴枯宁主义和其他机会主义者作为冒险活动的工具，会阻碍各国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建立。从无产阶级长远利益出发，必须采取实际行动。“需要有勇气为了更重要的事情而牺牲一时的成功”[8]，马克思、恩格斯决定把总委员会迁到纽约，就是这个行动的第一步。
1873年4月，马克思写信给纽约总委员会总书记佐尔格说：“我认为，从欧洲的形势看来，暂时让国际这一形式上的组织退到后台去，是绝对有利的。……事变和无可避免的发展以及情况的错综复杂将会自然而然地促使国际在更完善的形式下复活起来。在目前，只要同各个国家中最能干的人物不完全失去联系就够了。”[9]
实际上，自从总委员会迁到纽约以后，它与欧洲各国支部的联系基本上停止了。1873年在日内瓦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时，总委员会没有代表参加。由于内部斗争激烈，1874-1875年总委员会休会一年。1875年9月，佐尔格辞去总书记职务。1876年7月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解散国际。佐尔格在解散国际的声明中指出：“让我们不要被我们的敌人的叫嚷所影响！我们放弃国际组织，是目前欧洲政治局势所造成的原因！但是我们得到了补偿，我们看到整个文明过程中的进步工人承认了并且保卫了这个组织的原则。让我们给欧洲工人同志们一些时间去加强国内事务，他们将一定能够扫除他们自己与世界其他地区工人之间的障碍。”[10]声明满怀信心地预言：各国无产阶级将在更加有利的条件下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并且以较前更加昂扬的呼声再度发出呼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1]
[1]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96页。
[2]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94页。
[3]同上书，第695页。
[4]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逝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85-386页。
[5]《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737页。
[6]刚普尔斯：《七十年间的生活与工人运动》，转引自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第130页。
[7]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2卷，第443页。
[8]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73年6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4页。
[9]马克思：《致佐尔格》（1873年9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08页。
[10]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第130页。
[11]同上书，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