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工人阶级贫困状况引起的。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并不是德国这个非政治国家的特点，而是一切政治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因为这种贫困状况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结果。例如在英国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的贫困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的现象；贫困不只限于工场区，而且也扩展到了农业区”[4]。工人阶级的斗争，就是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抗议。因此，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决不是什么偶然的、纯粹的地方性的事件，而是由德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所造成的，是德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虽然起义发生在局部地区，但它却包含着非常普遍的意义。
针对卢格诬蔑德国工人阶级的论调，马克思给德国工人阶级以极高的评价。他指出，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事实，表明德国工人阶级政治上的成熟。他们在起义开始时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反对私有制社会”[5]。他们在起义的过程中，不仅毁掉机器，而且毁掉账簿和财产契据；不仅打击明显的敌人——工业企业的老板，而且打击隐蔽的敌人——银行家，一开始就把整个资产阶级当做自己的敌人。起义的整个行动很有计划，职工们非常勇敢和坚强。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6]。
马克思认为，德国无产阶级在理论上比欧洲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成熟。他们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如果说德国资产阶级是无能的典型，没有能力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话，德国无产阶级的强有力也是典型的，它完全能够担当社会主义革命领导者的任务。
在这篇论文的结尾，马克思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与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改革家不同，马克思没有幻想通过和平的道路，通过小型试验等办法来实现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必须通过革命才能实现；而革命就是“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7]。
[1]恩格斯：《最近发生的莱比锡大屠杀——德国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29-630页。
[2]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8页。
[3]同上书，第482页。
[4]同上书，第472页。
[5]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3页。
[6]同上。
[7]同上书，第488页。
十五、巴黎《前进报》
马克思在巴黎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他在从事理论研究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在适当时机“向德国制度开火”！为此，他从1844年夏天起，积极参加《前进报》的工作。
《前进报》是于1844年1月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周刊。该报创办人是经营戏剧业和出版业的商人亨利·波恩斯坦。他办报的目的是做剧院广告和普通的投机生意。同年5月以后，民主主义政论家贝尔奈斯坦担任主编，报纸开始改变政治方针，发表了一些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作品。
马克思在《前进报》出版期间，特别在6月以后，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亲自参加和指导报纸的编辑工作，使报纸保持正确的方向；他为报纸写了一些论文和短评，阐述自己刚刚形成的共产主义观点。有一段时期还参加该报的编辑工作，使报纸坚持正确的方向。
在马克思的指导下，《前进报》经常刊登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材料，介绍法国革命斗争的状况。马克思力图通过介绍这些材料，来鼓舞革命传统比较薄弱的德国人民的斗志。《前进报》对德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特别重视。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以后，报纸发表很多文章，对起义的参加者表示敬意，谴责反动派对工人的镇压，并且预言工人阶级的斗争必将获得胜利。在一篇题为《吃二十四个板子和十年苦役》的文章中，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骄傲地声言：“德国的无产者遭受了失败，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失败；正是这种失败的处境向西里西亚的织工预示着胜利的将来。”同时，报纸开始系统地介绍和论述德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斗争。报纸用许多期的篇幅，连续刊载关于波希米亚、莱亨堡和柏林工人运动的通讯和评论，并刊载威廉·沃尔夫所写的《西里西亚状况》等文章。
《前进报》还经常刊载一些分析工人阶级经济地位、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的理论文章。这些文章力图阐明工人运动的原因和意义。例如，在一篇题为《黑人奴隶和自由奴隶》的论文中，作者维别尔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不过是自由的奴隶，他们“被降低到简单商品的地位”。他指出，工人所得到的工资，反映了资本家和工人的相互关系；工资的高度，是由双方的斗争决定的。
恩格斯也积极参加《前进报》的工作。他在这家报纸上发表了两篇重要的论文：《英国状况——十八世纪》和《英国状况——英国宪法》。此外，恩格斯还曾在德国积极推销报纸。
流亡在法国的许多德国民主主义者，也把《前进报》作为反对德国专制制度的舆论阵地。新闻记者贝尔奈斯、诗人海尔维格、政论家毕尔格尔斯等都曾为该报撰稿。海涅在《中国皇帝》等诗篇中，辛辣地讽刺了当时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
我父亲是个不喜欢饮酒的怪人，
他不喜欢喝得酩酊大醉；
但我却很爱喝烧酒，
我是个强大的统治者。
饮酒具有神奇的作用！
我心里对这一点认得清：
只要我把烧酒喝得痛快——
中国在世界上就能特别繁荣。
中华帝国蒸蒸日上，
到处是春天的芳香。
我自己几乎已长大成人，
我的妻子也有了身孕。
得病的人都获得健康，
所有的人既富足又幸福。
我的第一位大圣人孔夫子，
提出了最出色的思想。
士兵们吃的干粮，
比糖果味道还香；
而我的国家里的乞丐，
都穿着绸缎和丝绒的衣裳。
那些满大人，
我的那一只老弱残废的人们，
又恢复了令人羡慕的活力，
重返生气勃勃的青春。
……
叛逆的精神烟消云散，
满洲的老爷高声呼喊：
“我们不要什么宪法，
我们要的是抽打皮肉的竹竿。”
从1844年夏天开始，《前进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积极参加和指导下，逐渐具有共产主义性质。它在流亡法国的德国工人群众和进步人士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用威廉·沃尔夫的话来说，这张报纸清除了人们头脑中的垃圾。
参加《前进报》的工作，是马克思生平事业的一个重要事件。马克思不仅通过这家报纸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而且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共产主义者，开始形成一个人数不多的革命小组。他们在《前进报》和其他进步报刊上，在自己的日常言论中，积极地宣传马克思正在形成的共产主义观点。
《前进报》存在的时间不到一年。由于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和敢于讨论各种尖锐的社会问题，因而遭到一些反动报刊的攻击和反动政府的迫害。法国的《地球报》写道：“这个报纸比第一次革命时期任何一种法国小报都坏。”《爱北斐特日报》鼓吹对这个“危险的报纸”采取最坚决的措施。1844年末，柏林当局要求法国基佐政府封闭报馆，驱逐编辑人员。反动政府最痛恨马克思，把他列为应该驱逐的第一批。在柏林政府的坚持下，法国政府撕下了出版自由的假面具，迫使《前进报》停刊。1844年12月28日，报纸出版了最后一期。接着，法国政府又下令驱逐编辑人员和主要撰稿人。1845年初，马克思接到法国政府的驱逐令，限他“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巴黎”。
在德法两国反动政府的迫害下，马克思于1845年2月初离开巴黎，来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随后，他刚刚结识的战友恩格斯也来到了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