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恩格斯说：“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1]
当马克思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以后，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他在1845年到布鲁塞尔后，立即为创建政党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当时，欧洲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还刚刚开始，无产阶级在组织上还很溃散，理论上也很不成熟，又缺乏一批有阶级觉悟、有组织能力而又密切联系群众的核心力量。为了创建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为此，马克思、恩格斯于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是一个具有国际性质的无产阶级组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通讯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在各国共产主义和工人团体之间建立联系，批判各种冒牌社会主义，克服工人运动中组织涣散状态，使工人运动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并把工人阶级中最革命最先进的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培养一批革命的核心力量，为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准备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为中心，在柏林、汉堡、莱比锡、肯尼斯堡等许多德国城市和英国、荷兰、丹麦等国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参加这些组织活动的，有德国、波兰、英国、比利时等国的共产主义者和工人运动活动家。
在马克思、恩格斯直接领导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与各地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活动家建立了经常联系。分散在各地的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活动家通过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同马克思、恩格斯交流当地政治形势和工人运动情况；马克思、恩格斯也通过复信等方式，向他们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帮助他们提高无产阶级觉悟，指导他们的革命实践活动。例如，1846年6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写信给爱北斐特社会主义者古·阿·克特根，对他们的活动作了详细指示。马克思、恩格斯批评他们对德意志联邦议会、普鲁士国王、地方等级会议抱有幻想的措施态度，指示他们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动群众上，才能在反封建斗争中发挥强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还指示他们，应该支持当地资产阶级关于出版自由等要求，因为这会给共产主义宣传提供有利条件，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更加尖锐”[2]。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经常讨论各国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结合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精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1846年7月17日，委员会讨论了英国宪章运动领导人奥康瑙尔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的事件，通过了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给菲格斯·奥康瑙尔先生的信》。这封信深刻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形势，指出当资产阶级战胜了土地贵族而成为国内的统治阶级时，“资本和劳动即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伟大斗争就要进入决定性阶段。今后战场将由于土地贵族退出斗争而廓清。而斗争也只能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来进行了。敌对双方各有自己的由本身的利益和地位所决定的战斗口号”[3]。马克思、恩格斯热烈赞扬英国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指出在无产者与资产者的斗争中，宪章运动将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而宪章运动的胜利，“工人阶级就会成为英国的统治阶级”[4]。这封充满斗争激情的信通过英国宪章运动机关报《北极星报》，传播到英国和欧洲各国工人阶级中，教育和鼓舞了觉悟不断提高的工人群众。
在马克思、恩格斯直接领导和教育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培养了威廉·沃尔夫、约瑟夫·魏德迈、罗兰特·丹尼尔斯、格奥尔格·维尔特等第一批积极献身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
威廉·沃尔夫（1809-1864）是一位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诞生在当时德国西里西亚一个世袭农奴家庭，从小饱受容克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他于1829年进入布勒斯劳大学，1834年由于参加革命活动被反动政府逮捕判刑五年，出狱后，立即拜访马克思、恩格斯，从此与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恩格斯对他们第一次见面作了生动描写：“这大约是1846年4月底的事情。……有人告诉我们说，一位德国来的先生想同我们谈话。我们看到了一个身材矮小但很健壮的人：他的面容说明他既善良而又沉着坚定，一副德国东部农民的样子，穿着一身德国东部小城市市民的衣服。……第一眼看到他，我们并没有料想到，这个外表并不出众的人，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人物。没过几天，我们就同这位新的流亡伙伴建立了诚挚的友谊，而且我们相信，我们交结的不是一个平凡的人。”[5]沃尔夫具有高尚的革命品质。他的一丝不苟的作风和谦虚诚恳的态度，受到人们的尊敬。马克思、恩格斯对他的评价极高，认为他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在古典学校里受到良好的培养的才智，他那丰富的幽默，他对艰深理论问题的清楚理解，他对人民群众的一切压迫者的强烈憎恨，他那刚毅而又沉着的气质，很快就展现了出来。但是，只有在斗争中，在胜利和失败的时候，在顺利和不利的时刻，经过多年的共同活动和友好交往，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到他那坚韧不拔的性格，他那无可怀疑的忠诚，他对敌、对友、对己都同样严格的、始终如一的责任感。”[6]
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中，沃尔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助手。他积极参加对各种冒牌社会主义的斗争，经常为布鲁塞尔德国工人教育协会作时事政治报告，帮助工人群众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还通过自己的朋友和拥护者，在家乡西里西亚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指导当地的革命运动。他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在改组同盟中起了重要作用。
约瑟夫·魏德迈（1818-1866）生于威斯特伐利亚，毕业于柏林陆军大学。40年代中期，他从事新闻记者工作，有一个时期受到“真正社会主义”的影响。后来在马克思直接教育下，逐渐与“真正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转到科学社会主义立场上。在马克思、恩格斯为创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时期，他经常向马克思汇报威斯特伐利亚的政治情况，大力宣传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为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写成后，他最早看到手稿，完全赞同手稿的观点，支持对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社会主义”的批判，认为由于当时许多共产主义者还受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潮的影响，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各种错误理论的批判是十分必要的。他还积极为手稿寻找出版者。1847年他跟随马克思、恩格斯加入正义者同盟，成为同盟活动家。50年代初，他到了美国，成为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一位有理论修养的常驻代表和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
罗兰特·丹尼尔斯于1819年1月20日生于科伦。40年代初他在科伦做外科医生。1844年他在巴黎会晤马克思，从此成了马克思最初的一批忠实的拥护者。他经常向马克思汇报德国国内政治形势和工人运动的状况，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此后，他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积极活动家。1851年6月被反动政府逮捕，出狱后不久就去世了。丹尼尔斯在短促的生命中，曾与马克思保持亲密的友谊。马克思给丹尼尔斯以崇高的评价。当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马克思无限悲痛，立即写信向丹尼尔斯夫人表示哀悼，指出丹尼尔斯“是一个温和、精细、高尚的人，坚定、才干和外表的美异常和谐地在他身上融为一体。……他的早逝，不仅对他的家庭和朋友来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且对科学界以及受苦受难的广大群众来说也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在科学界，人们对他抱有无限的希望，而受苦受难的群众则把他看成可靠的先进战士”[7]。
格奥尔格·维尔特，德国无产阶级最卓越的诗人之一，于1822年2月17日生于德特莫耳特城。1843年他在英国结识恩格斯，1845年在布鲁塞尔结识马克思，从此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亲密战友，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忠诚的拥护者和工人运动的积极活动家。1845-1847年，维尔特积极参加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的工作，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了许多革命言论和诗歌、散文，为传播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贡献。维尔特对马克思、恩格斯终生怀着深厚的友情。1845年10月20日他在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这一个月中间，我对你们的思念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可是我却只能按算术级数安慰自己。”在创建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和1848-1849年革命斗争年代，维尔特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力助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反对冒牌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1846年3月30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批判了魏特林的粗陋共产主义；5月11日，批判了以欧洲共产主义代表的身份在美国活动的“真正社会主义”者克利盖；在这期间，马克思、恩格斯还在许多著作中批判了以新救世主名义出现的普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扩大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为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做了重要的组织、理论和思想的准备。
[1]恩格斯：《致格尔桑·特利尔》（1889年1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21页。
[2]马克思、恩格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古·阿·克特根的信》（1846年6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给菲格斯·奥康瑙尔先生的信》（1846年7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7页。
[4]同上书，第28页。
[5]恩格斯：《威廉·沃尔夫》（1876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63页。
[6]同上。
[7]马克思：《马克思致阿马利亚·丹尼尔斯》（1855年9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627页。
二、魏特林粗陋的社会主义
19世纪40年代中叶，当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刚刚诞生的时候，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中，流行着各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
为了传播科学社会主义，为了准备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马克思开展了反对各种冒牌社会主义的斗争，首先对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威廉·魏特林（1808-1871），德国马格德堡人，裁缝工人出身，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理论家。1835年，他在巴黎参加流亡者同盟。不久，这个组织的左派分子组成正义者同盟，魏特林是同盟的领导成员和主要理论家。1838年，他受正义者同盟的委托，写成第一部著作《人类的现状及其未来》，论证财产共有共享的可能性，为该同盟制定了纲领。1840年，他在瑞士的日内瓦、洛桑等地，建立正义者同盟地方支部，组织工人学习小组，创办共产主义集体食堂，主编《德国青年的呼吁》和《年轻一代》等杂志，向工人宣传平均共产主义。1842年出版主要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全面叙述平均共产主义理论。1843年，发表《贫苦罪人们的福音》，宣扬共产主义与早期基督教的学说完全一致。
魏特林早期的活动，对德国工人运动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人类的现状及其未来》、《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及早期的一些文章中，他对资本社会作了深刻的批判，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劳动者来说，是“一个苦难的深渊，一个血泪斑斑的水火坑”[1]。在这个社会里，虽然不再把人钉在十字架或者分尸车上，但是资产阶级的残酷压榨和奴役，使劳动者慢慢地饿死、冻死或者在过度劳动的折磨下慢慢地死去。资本家则从苦难的劳动者的骨髓中榨出蜜来，过着逸乐、奢侈、浪费和游手好闲的生活。他认为，私人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私人财产与劳动者的需要是完全对立的。当千百万人没有半分土地、没有任何私人财产的时候，土地的私人占有就成为一种违反社会利益的不公正的制度，成为一种不可饶恕的、可耻的盗窃行为。因此，为了从资本主义的罪恶中摆脱出来，他要求在未来的革命中消灭私人财产，把剥削阶级“用来危害我们的手段夺取过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