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第二天，魏特林写信给赫斯，歪曲了马克思的观点，为自己受到批判大发牢骚。他写道：“我看马克思的脑子里只有一部很好的百科，却全无天才。有钱人使他变成编辑——如此而已……当我看到，四面八方坚决反对我研究制定行动计划的著作，我就把它放弃了，但当我在布鲁塞尔得知，那些反对任何体系的人却开始以报酬优厚的译文形式进行宏伟的自我体系的著述，我也就把自己的著作写完并试图找个可靠的人安排出版。如果我的著作得不到支持，在只追求一个目的——所谓清洗的地方，这将是理所当然的。”[29]许多年以后，恩格斯看了这封信后说：“这封信表明，我们的论据在魏特林的头脑中反映出来的被歪曲成了什么样子。他所看到的到处只是职业上的嫉妒，只是企图扼杀他的天才，‘切断他的财源’。”[30]但魏特林归纳的马克思如下的观点：“必须同手工业共产主义、哲学共产主义作斗争”；“在最近的将来谈不上实现共产主义”，却相当明显地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与他的观点在原则上的对立。
一个多月后的5月11日，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批判克利盖的会议上，马克思与魏特林再次发生分歧。“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克利盖，于1845年从欧洲到达美国后，以德国共产主义代表自居，创办《人民论坛报》，鼓吹一种以爱情为基础的、洋溢着爱情的、甜蜜温情的共产主义，对革命事业危害很大。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上对克利盖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会议通过了由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反克利盖的通告》，只有魏特林一人对这个文件投了反对票。在他看来，克利盖的《人民论坛报》是“完全适合美国情况的共产主义刊物”，批判克利盖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他魏特林。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就给克利盖写了一封长信，对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诽谤和攻击。他写道：“你将受到这里针对你而写的批判，里面把你说成是伪君子、懦夫、头脑空虚的人等等，并嘲笑你的感情流露。只有我一个人投反对票……不管你写什么，我警告你考虑这一切，我已经学会看出这些人是老奸巨猾的阴谋家了。我只能设想，对你的攻击是为了反对我而事先计划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与他们通信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结成一伙反对我。这在我们的宣传中由来已久，从一开始就发生了。……这是一个可怕的拥有金钱的集团，可能有十二个或二十个人，在他们的头脑中作祟的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反对我这个‘反对分子’。”[31]
马克思对魏特林的批判，决不是如他所说的出于个人的原因，更不是为了切断他的财源，而是由于魏特林的观点和主张，已经妨碍了德国工人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对德国革命起着有害的影响。既然魏特林顽固坚持自己的错误，拒不接受马克思的帮助和教育，马克思与他的决裂、对他的批判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还把魏特林在布鲁塞尔的表现和自己与魏特林的决裂通知正义者同盟巴黎和伦敦组织。
伦敦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沙佩尔等，在此以前已经认识到魏特林许多观点的错误。1845年2月至1846年1月，他们在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中曾经与魏特林就共产主义问题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对魏特林歪曲共产主义性质和把共产主义革命当做儿戏的言论十分不满。沙佩尔说：“用热烈的言词激发人们追求共产主义，这对我们来说毫无益处，这样激发上去的群众必然会跌回更糟糕的地步。民族激情和宗教激情很快就会使那往日的混乱状态重现。”当沙佩尔接到马克思的信，了解布鲁塞尔发生的情况时，立即复信表示支持马克思。沙佩尔写道：“你们同魏特林的决裂，这是我们早已预料到的事，现在果然发生了，虽然他在上两封信里还一片兴高采烈。魏特林只能同那些盲目地唯他的命是听、唯他之书方读的人和睦相处。以前在我们这里发生的情况，同现在你们那里发生的一模一样。先是我们对他的极其殷勤的接待，然后是过那么一两个月，魏特林就产生怀疑，接着就是玩弄阴谋和进行诽谤，而当他在这方面遭到失败，而且看到全体无一例外地都讨厌他时，他就唠唠叨叨地退却，并终于离去。可惜魏特林毫无疑问以为自己是智囊人物，他坚信只有他一个人掌握真理，只有他一个人能够拯救世界，别人写的一切只不过是愚蠢的胡言乱语。因此他自己不学习，也不让他的信徒学习，要他们满足于他的福音就行了。……他在这里不会得到什么好处；我们已同他断绝任何通讯，不希望再同他有任何联系。”[32]
正义者同盟巴黎组织也支持马克思对魏特林的态度。这个组织的领导人艾韦贝克写信告诉马克思：“你写的有关魏特林的事，我并不感到十分意外。可惜事情这样发生了，但我早已预料到。……如果你们能够组织出版他写的荒谬的东西，那就请吧。他在德国工人中没有那么大的威望。特别是细木工……当中，他们近十个月在嘲笑这位独裁者。”[33]
上述信件表明，虽然魏特林的理论曾经在工人运动中发生过影响，但伦敦和巴黎有觉悟的工人已经认识到这种粗陋共产主义的缺陷。这表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正在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也反映了欧洲工人运动正在逐渐成熟。
后来，魏特林离开欧洲去美国，不久脱离了工人运动。
[1]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115页。
[2]同上书，第267页。
[3]同上书，第115页。
[4]同上书，第244页。
[5]同上书，第282页。
[6]同上书，第8页。
[7]转引自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卷，第104页。
[8]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页。
[9]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163页。
[10]同上书，第61页。
[11]参阅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卷，第228页。
[12]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260页。
[13]同上书，第269页。
[14]同上书，第272页。
[15]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3月22-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33页。
[16]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5页。
[17]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347页。
[18]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月23日和11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6页。
[19]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3-484页。
[20]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9页。
[21]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1847年12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2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1-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8页。
[23]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4页。
[24]安年柯夫：《随笔〈美妙的十年〉的片断》，《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311页。
[25]恩格斯：《德国现状》（1846年2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48-649页。
[26]马克思：《孟德斯鸠第五十六》（1849年1月20-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3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
[28]安年柯夫：《随笔〈美妙的十年〉的片断》，《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311页。
[29]魏特林：《致赫斯》（1846年3月31日），转引自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281页。
[30]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8年1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10-111页。
[31]魏特林：《致克利盖》（1846年7月），转引自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291页。
[32]《马恩列斯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之论魏特林》。
[33]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8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0页。
三、批判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对魏特林的粗陋共产主义的同时，还对另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批判。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法国社会主义与德国哲学的混合物，或者说，是用德国哲学语言翻译过来的、被歪曲了的法国社会主义。这一派别的成员主要是一些“委靡和堕落”的政论家、记者和诗人，其主要代表有墨泽斯·赫斯、卡尔·格律恩、奥拖·吕宁、海尔曼·克利盖。他们拥有许多报刊，如赫斯主编的《社会明镜》、吕宁主编的《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皮特曼主编的《莱茵社会政治年鉴》、克利盖主编的《人民论坛报》（在美国出版）、格律恩控制的《特利尔日报》等。他们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反对阶级斗争，宣扬“爱”就是一切。
“真正的社会主义”从费尔巴哈人道主义哲学出发，大肆宣传一整套超阶级的人性论。他们抹杀阶级社会中人们的阶级区别，宣传所谓“纯粹的、真正的人”。他们离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关系谈论人的本质，说什么“人的本质就是一切中的一切”。泽米希写道：“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消融在人道主义中了，在人道主义中一切关于名称的争论都解决了。为什么要分什么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呢？我们都是人。”[1]
从抽象的人性出发，“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关于泛爱的说教来反对阶级斗争。在他们看来，既然大家都是人，就应该彼此相亲相爱。他们把爱捧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共产主义就是爱的表现；只要人们相亲相爱，不必经过阶级斗争，共产主义就能到来。赫斯写道：“每个人所宣称赞同的共产主义思想就是应用于社会生活的爱的生活规律。”在他看来，只要人们“彼此相爱”，“在精神上联合起来”，就能够获得一切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由此可见，在“真正的社会主义”那里，也像在费尔巴哈那里一样，“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他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一个分成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的社会里”。这样，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哲学中，真像在费尔巴哈哲学中一样，留下了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2]
第二，美化小私有制，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
19世纪30年代中叶以后，德国资本主义有着较快的发展，摧毁着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手工业和家庭工作，破坏着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为了拯救濒于破产的小资产阶级，诅咒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美化小生产者的私有制，认为只有在小私有制的条件下，人们才能过幸福的生活。克利盖写道：“每个人只要有一小块土地，并且用自己双手的劳动使它肥沃起来，就可以在世界一切暴君面前自豪地声称：
这就是我的小屋，
而你们从来没有建造过，
这就是我的家园，
它使你们的心充满羡慕。”
第三，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维护德国封建统治制度。
“真正的社会主义”由于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当时德国日益成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采取公然敌视的态度。赫斯在《社会明镜》创刊词中表示：“我们对于一切政治——自由主义的活动不仅毫不关心，而且确实感到厌恶。”泽米希号召无产阶级不要参加反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运动。他写道：“你们……这些无产者要当心呀！这个自由资产阶级曾经把你们煽动起来，唆使你们进行暴乱（请回想一下1830年吧！）。不要支持它的意图和斗争……永远不要参加政治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常常是心怀不满的少数人发动的，他们贪图权力，企图推翻现存政权，把它掌握在自己手里！”[3]泽米希这一段话，非常明显地暴露了这一派的反对政治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