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马克思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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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在欧洲革命高潮中初露锋芒(3)

四、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以马克思为主编的《新莱茵报》编辑部,实际上是1848-1849年革命时期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和组织核心。这个战斗集体的成员经常研究革命形势,参加和领导科伦工人联合会、科伦民主协会和一些群众集会,在运动中起了重大作用。在办报过程中,他们各展所长,密切合作。整个编辑部生气勃勃。

马克思是报纸的灵魂。他确定报纸的政治方向,撰写最重要的社论和文章,领导编辑部的日常工作,把各项工作组织得井井有条。他在同志们中间享有崇高威望,是大家衷心信服的真正革命权威。许多年以后,恩格斯回忆道:“编辑部的制度简直是由马克思一人独裁。一家必须在一定时刻出版的大型日报,在任何别的制度下都不能彻底贯彻自己的方针。而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独裁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和毋庸置疑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乐于接受它。首先是有赖于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这家日报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1]

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领导编辑部。马克思外出时,恩格斯代替马克思负责总编工作。他们两人共同分析形势,写作最重要的社论和文章。马克思非常赞赏恩格斯的智慧和才能,经常对其他同志说:“他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头脑清醒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的工作能力都很强,写作和思索都极快。”[2]他们两人在工作上互相支持,密切配合。

后来,恩格斯以非常满意和自豪的心情,回忆这段办报的经历时,他说:“我生平曾经有两次荣幸地为报纸撰稿而完全得到了出版工作中一般所能有的两个最有利的条件:第一,绝对的出版自由;第二,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同他们说话的人。”

“第一次是1848年到1849年为《新莱茵报》撰稿。这是革命的时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像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3]

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外,编辑部成员还有威廉·沃尔夫、格奥尔格·维尔特、恩斯特·德朗克、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等。

威廉·沃尔夫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1848年4月初,他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起从巴黎回德国作为同盟特使,他在西里西亚进行广泛的活动,在当地威信很高,被群众选举为法兰克福联邦议会候补议员。《新莱茵报》创刊不久,他就到编辑部工作,负责《国内新闻》栏。他那坚定的革命立场,孜孜不倦的勤恳作风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使他得到同志们的无比信赖。无论工作多忙,时间多紧,他总是设法使报纸按时出版。他把编辑工作做得很出色。在《国内新闻》的时事纪要栏里,他收集了德国各小邦的消息,以无可比拟的幽默描写了统治阶级和小市民的闭塞、狭隘和庸俗的习气,很受读者欢迎。

当时德国各地农民运动如火如荼。1849年初,普鲁士议会通过了一个维护封建贵族利益的所谓《赎免徭役法案》。马克思、恩格斯决定抓住这个时机,在报上公开揭露普鲁士农奴制度的罪行,促进农民运动的发展。沃尔夫是最适合做这个工作的人,“这不仅因为按出身来说,他是农奴的儿子,幼年服过徭役;也不仅因为他保持着这样的童年在他心里培养起来的对封建压迫者的强烈憎恨;而且因为没有谁象他那样清楚地了解封建奴役方式的各种细节,特别是在西里西亚这样一个有一整套不同的封建奴役形式的地区”[4]。于是,沃尔夫就写了八篇总标题为《西里西亚的十亿》的论文,在《新莱茵报》上连续发表。这些文章用大量具体事实揭露了封建领主对农民的剥削、掠夺和奴役,号召农民起来斗争,夺回被领主榨去的钱财。针对封建贵族和领主的猖狂叫嚣,沃尔夫对他们提出了严重的警告:“你们由于疯狂地渴求补偿而花了眼,碰上了人民要求补偿的黄蜂窝。如果这些被激怒到了极点的黄蜂有朝一日飞了出来,那末,除了一定的补偿以外,还有相当大的损害会很容易地落到你们头上!”[5]这些文章获得很大成功,刊载文章的报纸非常畅销;不少地区的农民团体把文章秘密翻印,广泛散发,在农民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新莱茵报》编辑部,维尔特负责小品栏。他是“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他以诗歌、散文、随笔、讽刺小品等艺术形式,为报纸增添光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新莱茵报》是彗星,小品文是彗星的尾巴,“发着幽默的闪光,在彗星后面画着愉快的曲线”。后来,他经常以激动的心情,回忆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起战斗的难忘日子。1851年4月28日,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我的写作活动已经随着《新莱茵报》的结束而永远结束了。……回忆起我们在科伦的相处却使我十分快乐。我们没有使自己丢脸,这是主要的!……我不愿意说这是我的功绩,不过我也曾做过一份……”[6]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维尔特在《新莱茵报》的工作。恩格斯说:“维尔特负责小品栏,我不相信在别的报纸上什么时候有过这样有趣而锋利的小品栏。”[7]

恩斯特·德朗克是一个才华出众的文学家和政论家。1848年初,他在布鲁塞尔认识恩格斯。恩格斯对他的印象很好,认为“这个人很谦虚,很年轻,并且看来很有领会能力;所以我认为,对他进行一些监督,再加上一些学习,他会好起来的”[8]。

在《新莱茵报》编辑部,德朗克负责报道议会消息。他作为有经验的编辑和记者,在报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和通讯报道。他正确地领会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策略,在自己的文章中,无情地揭露了法兰克福议会背叛人民和无所作为,尖锐地批判那些在人民起义后“忽然像菌子一样”到处钻出来的所谓人民代表的夸夸其谈和脱离群众。

由于在《新莱茵报》和科伦的革命活动,德朗克遭到反动政府的迫害,不得不于1848年9月暂时离开编辑部。在流亡巴黎的短暂时期,他为报纸撰写了法国状况的文章。在关于巴黎六月革命的文章中,他高举《新莱茵报》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坚决拥护巴黎工人的革命斗争,痛斥资产阶级的行径;他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行径,以活生生的事实使工人阶级懂得了拉马丁式的资产阶级博爱的真正内容,认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真正面目。他满怀信心地写道:“巴黎工人阶级虽然遭到了失败,但决没有被征服。”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诗人。1848年前后,他写了许多革命的诗篇。在1846年出版的一本诗集中,他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宣布:

我们就是力量,我们这些过去的无产阶级,

能用神圣的仇恨把地狱毁灭,

然后建造起一个新的世界!

1848年10月初,弗莱里格拉特参加《新莱茵报》编辑部,把自己的才能和精力献给了这份革命报纸的工作。这个时期,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教育和影响下,弗莱里格拉特写出了自己最优秀的诗篇。在《维也纳》一诗中,诗人痛斥奥地利反动派的暴行,号召人民用起义和战斗来粉碎反动派的进攻:

我们片刻也不应当束手任人摆布。

应当右手抓住剑柄,左手抓住剑鞘!

左手扼住奴才和贱胚的喉咙,

右手持剑厮杀和战斗到底!

我们在这里用起义和战斗保卫维也纳,

不向世界历史祈祷哀求。

德意志,起来吧!起义的檄文已经发出!

马克思对弗莱里格拉特很尊重,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一个忠诚的人”[9]。马克思赞扬弗莱里格拉特的优秀诗作,鼓励诗人为革命而歌唱。后来,在马克思反对福格特的斗争中,弗莱里格拉特采取了错误的态度。马克思在严肃批评他的同时,也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指出他曾经按照自己的方式,“抛开一切个人利益,并且从最纯正的动机出发,在许多年中间打起‘最勤劳和最不幸的阶级’的旗帜,把它举到庸夫俗子所不可企及的高度”[10],此后马克思仍然与他保持友好的关系。

由马克思、恩格斯亲自领导的《新莱茵报》编辑部,在革命年代发挥了重大作用。《新莱茵报》停刊后,编辑们又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为革命事业进行有益的工作。

[1]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1页。

[2]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3年10月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604页。

[3]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9页。

[4]恩格斯:《威廉·沃尔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3页。

[5]同上书,第85页。

[6]恩格斯:《格奥尔格·维尔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8页。

[7]同上书,第6页。

[8]恩格斯:《致马克思》(1848年3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38-139页。

[9]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8年1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474页。

[10]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0年2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52页。

五、在民主协会的活动

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必须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发挥自己的作用;工人阶级可以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结成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联盟,争取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但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活动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区别,主要在于:“第一,对于法国革命运动的评价不同,民主派攻击巴黎的极端派,而无产阶级革命者却保护他们;第二,无产阶级政党宣布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而民主派中最最激进的人也只敢把联邦共和国作为自己渴望的对象;第三,无产阶级政党在一切场合都表现了革命的勇气和行动的决心,而这却是以资产阶级为首并主要由他们领导的党永远不会有的。”[1]马克思这个策略原则,是由德国当时的客观形势决定的。

第一,当时德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贵族和广大群众的矛盾,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是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工人阶级十分了解,资产阶级是自己的直接敌人,“任何人都没有我们这样不喜欢资产阶级统治”[2]。但马克思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来考虑和确定革命的策略。当工人独立行动的场地尚未扫清,国家仍被分裂成无数小块的时候,“运动的直接要求和环境不允许把无产阶级党的特殊要求提到首位”[3]。事情非常清楚,只有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才能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必要条件。

第二,由于德国工业不发达,无产阶级政治上还不成熟,无产阶级政党力量非常薄弱,因而,无产阶级还不能作为独立的政党进行活动,而只能以革命民主派的旗帜进行活动。恩格斯说:“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活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们就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巨大的行动党了。但我们已经不适于做沙漠中的布道者:我们对空想主义者研究得太清楚了,而我们制定自己的纲领也不是为的这个。”[4]

第三,德国资产阶级软弱无能,不可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德国小资产阶级动摇妥协,畏首畏尾,缺乏革命的决心和魄力;只有工人阶级作为民主运动中的左翼,即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一翼进行活动,在运动中不断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叛卖活动作斗争,才有可能把资产阶级革命推向前进。

第四,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又有联系。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在运动中不断使自己发展壮大,推动运动不断向前发展,就有可能使资产阶级革命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第五,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于无产阶级是一次很好的实际革命斗争的锻炼,可以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发展和加强自己的阶级组织,为进行更加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准备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一场“艰苦的锻炼……将是彻底革命的准备”[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