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不仅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理论论证，而且用这个理论武装工人政党，使它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行动纲领。1850年4月，他与恩格斯一起，签署建立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议定书，宣布“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办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8]。1871年，他在《法兰西内战》中详尽地论证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意义，深刻地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9]。1875年，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再次强调，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0]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在革命实践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1]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7页。
[2]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7页。
[3]同上。
[4]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
[5]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
[6]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68页。
[7]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09页。
[8]《“世界革命共产主义协会”协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605页。
[9]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5-361页。
[10]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页。
八、反对维利希-沙佩尔的分裂活动
正当马克思、恩格斯改组同盟的工作获得很大成就，同盟在德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组织逐渐恢复和发展的时候，同盟中央以维利希-沙佩尔为首的分裂主义集团，进行了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阴谋活动。同盟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斗争的焦点是对形势的估计和党的策略。
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从唯心主义出发，认为革命不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原因引起的，而是可以由少数人的意志和愿望“制造”出来的。他们不顾当时资本主义正处在繁荣时期，革命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硬要人为地去掀起革命高潮，制造革命形势。
维利希-沙佩尔集团还大搞宗派活动。从1850年7月起，他们便在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上多次挑起论争，攻击马克思、恩格斯是“反动分子”，“靠笔杆活动的人”，把自己封为“革命活动家”；他们还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勾勾搭搭，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瓦解同盟组织，分裂工人队伍。
马克思、恩格斯以极大的耐心，对维利希-沙佩尔等人进行教育，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但是，他们拒绝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和挽救，越来越嚣张地进行阴谋和派别活动。
1850年9月15日，在同盟中央委员会上，马克思、恩格斯等多数派与维利希-沙佩尔少数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马克思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错误认识和策略，作了严厉的批判。
马克思指出，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完全违背《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观点，用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用空话代替实际的革命工作，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按照唯物主义观点，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改造客观世界，而且要改造主观世界，因而革命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实现，而必须经过长期的准备和斗争，“我们对工人们说：为了改变现存条件和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15年、20年的内战，而他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马上躺下睡大觉。正像民主党的‘人民’这个词是一句空话一样，他们现在使用‘无产阶级’也是一句空话。为了实现这句空话，他们不得不把一切小资产阶级说成是无产者……他们不得不用革命的词句来代替革命的实际发展”[1]。
马克思指出，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他们的观点是反共产主义的，至少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们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勾勾搭搭，同流合污，破坏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
马克思严厉谴责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宗派活动。鉴于这个集团在同盟中央和伦敦组织中的分裂活动，为了保存同盟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组织，马克思从大局出发，建议：（1）把中央委员会从伦敦迁到科伦，由科伦支部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2）责成科伦中央委员会草拟新的盟章；（3）在伦敦组织两个平行的支部，由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中央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的建议。当时，德国的组织还没有受到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把同盟中央迁到科伦，是粉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分裂活动的正确措施。
9月24日，马克思派遣豪甫特到德国，把同盟中央的决议通知科伦支部。与此同时，马克思写信给科伦支部领导人勒泽尔，把中央的决议和会议情况向他通报，要求科伦组织担负起中央委员会的担子。9月25日，勒泽尔写信给马克思，表示接受这个任务。他以科伦支部的名义写道：“我们将尽力阻止同盟的分裂……我们觉得，你是我党的最高的骄傲，假如你能领导我们，是再好也没有的，可惜，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就只好履行我们的职责。”[2]科伦支部很快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成员有勒泽尔、丹尼尔斯、毕尔格尔斯。
由于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已成为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据点，因此，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公开发表声明，退出协会。与此同时，鉴于法国布朗基派在伦敦的代表支持维利希-沙佩尔集团，马克思、恩格斯决定与他们断绝关系。
根据科伦中央委员会指示，在伦敦成立了马克思派的支部。
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拒绝执行同盟中央的决议和指示。他们非法成立中央，泄露盟内机密，歪曲同盟分裂的真相，破坏秘密协会的规章。1850年11月，科伦中央委员会根据伦敦支部的建议，决定把这个集团的首要分子维利希和沙佩尔等人开除出盟。
马克思、恩格斯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斗争和决裂，得到同盟盟员的坚决支持。
1850年12月1日，同盟科伦中央委员会发表《告同盟书》，表示完全拥护马克思的观点和措施，认为以马克思为首的多数派的决定是深谋远虑的，是防止同盟完全瓦解的唯一正确途径；文件严厉批判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错误，指出他们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应声虫，实际上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他们只是口头上的革命家，当然不是事实上的革命家”。
同盟法兰克福支部领导人魏德迈，在1850年10月13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表示完全拥护马克思的革命路线。他写道：“同盟的分裂无论怎样都是命定的，中央委员会迁址是你们可以采取的一项最好的决定。这个决定在这里得到全体赞同。”[3]魏德迈批判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脱离实际的革命幻想，正确地指出：这个集团的观点，不过是反映小资产者的要求，在先进工人中是没有市场的。
住在瑞士苏黎世的同盟活动家威廉·沃尔夫，接到了关于伦敦发生的情况的通知后，立即表示坚决拥护马克思、恩格斯。他在1850年10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他非常了解维利希，这个人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分裂是必然的。
历史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形势的判断和策略完全正确，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主张和分裂活动是完全错误的。这个集团的革命空谈、冒险活动和密谋组织，给革命事业造成很大损失，为反动派的特务活动提供方便。以后发生的科伦共产主义者的被捕和被判刑，与他们的错误言行有很大关系。
在事实的教育下，后来沙佩尔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公开声明说，历史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是“完全正确的”，他当时支持维利希，是完全错误的。1859-1860年，当福格特挑起反对马克思的诽谤活动时，沙佩尔坚决站在马克思一边，支持马克思反对福格特的斗争。
马克思欢迎沙佩尔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的态度，恢复了对他的友谊和信任。第一国际成立后，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他被选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在晚年仍然积极参加工人运动。维利希后来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担任起义军将军，在起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马克思对他作了公正的评价。
同盟中央委员会迁到科伦后，马克思仍然非常关心它的情况，经常与科伦中央委员会成员勒泽尔、毕尔格尔斯、丹尼尔斯通信，了解同盟的工作，指导他们的活动。
1850年12月，同盟科伦中央把一份《盟章》草稿寄给马克思。马克思对草稿详细审阅。关于同盟的目的，盟章表述很含糊，只提出“破坏旧社会”，马克思加上了“推翻资产阶级”。这是非常重要的改动。马克思对盟章的整个结构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在马克思的指导下，同盟科伦中央委员会进行了积极的活动。他们发表了《告同盟书》，草拟了新《盟章》，派出了特使，在各地建立了新的组织。马克思对同盟的活动表示满意。1851年5月21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弗莱里格拉特从德国“带来了非常好的消息。科伦人很活跃。自9月以来，他们的使者旅行各处。他们在柏林有两个很老的代表，一班民主主义者不断地来科伦请教，所以他们不断地阻碍其他先生们的行动”。“科伦的人们将在几星期内开一个共产主义者会议。”[4]
正在这个时候，同盟特使诺特荣克在莱比锡被捕，科伦中央委员会遭到破坏，普鲁士反动政府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同盟的活动完全停止了。马克思为揭露普鲁士反动政府的阴谋，救援科伦被捕盟员，进行了紧张的活动。
[1]列宁：《关于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问题的总结发言》，《列宁全集》第12卷，第337-338页。
[2]勒泽尔：《致马克思》（1850年9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700页。
[3]魏德迈：《致马克思》（1850年10月13日），转引自米哈伊洛夫《共产主义同盟》，第214页。
[4]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5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80页。
九、反对流亡中的大人物
19世纪50年代初期，马克思、恩格斯在重新聚集革命力量、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同时，还对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抨击和斗争，这是他们为巩固无产阶级独立组织、捍卫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聚集在伦敦，被马克思讽刺地称做“流亡中的大人物”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是“一堆法兰克福议会、柏林国民议会和下院的前议员，巴登战役中的英雄，表演了帝国宪法这出喜剧的泰斗们，没有读者的作家，民主俱乐部里和代表大会上的空谈家，第十流的报刊作家等人物组成的混合体”[1]。
流亡中的大人物，都是自命不凡、妄自尊大的人物。他们从不认真研究革命问题，不联系革命群众，不从事实际的革命工作，唯一的本领就是胡吹瞎扯、夸夸其谈、钩心斗角、争权夺权，“把流亡变成一种营业或官职”，拿着“革命”的招牌到处招摇撞骗乞求施舍，整天在“杯中乐融融，烟雾腾腾起”的酒店政治中神气十足地议论所谓国家大事和革命勋业；为了分配虚无缥缈的政府职位而吵闹不休，为了争夺几文乞来的小钱而互揭伤疤；把卑鄙无耻当做最高的美德，把毫无原则当做最高的信仰，把废话连篇和无所作为当做创造世界历史的伟大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这堆人类渣滓愈是没有能力……完成任何实际工作，他们就愈是需要热烈地从事不切实际的、毫无益处的活动……总是非常夸张地宣布想象的活动情况、想象的政党、想象的战斗和想象的利益。这些废物愈是没有能力真正唤起新的革命，他们就愈是不得不只在想象中考虑这个未来的可能性，老早就分好了位置，并且预尝了当权的滋味。”[2]
流亡中的大人物，是德国为数众多的庸人心目中的英雄和偶像，在德国国内和欧美各国政治流亡者中都有一定的影响。在伦敦，他们竭力拉拢和腐蚀工人阶级，瓦解工人组织，妄图以团结、友爱之类的陈词滥调抹杀工人阶级的特殊阶级利益，把工人阶级变成他们的附庸。因此，批判流亡中的大人物，是抗拒小资产阶级影响、巩固无产阶级独立组织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