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写作1857-1858年手稿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写作《资本》一章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为了实现这个庞大的计划，需要研究的问题和材料过多，阐述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篇幅过大，即使阐述其中某一部分（例如第一分册第一篇《资本一般》）篇幅也相当浩瀚；考虑到未来革命形势的变化有可能会随时中断研究工作，由于谋生的需要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四处奔忙，以及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身体素质不断下降等情况，马克思对于能否按照“六册结构”系统整理自己的全部草稿，持保留态度。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到自己著作的“六册结构”时写道：“我面前的全部材料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12]这个时候，他可能已在考虑压缩整个计划的问题。大约在写作《序言》（1859年1月）的同时，他写了一份相当详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即《资本一般》）提纲草稿。提纲分为：Ⅰ.资本的生产过程；Ⅱ.资本的流通过程；Ⅲ.资本和利润；Ⅳ.其他问题。这份提纲是“六册结构”第一分册第一篇《资本一般》的进一步具体化。[13]此后不久，他开始考虑把自己的经济学著作更名为《资本论》，而保留《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的提纲草稿，是《资本论》“四卷结构”的雏形。事实上，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1863-1867年手稿，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结构编写的。
《资本论》的书名是在1862年确定下来的，《资本论》的“四卷结构”则是在1866年最终确定下来的。1866年10月13日，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信中说：“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理论史。”[14]很明显，这个“四卷结构”是“六册结构”总体方案的压缩，又是“六册结构”中第一分册第一篇《资本一般》的扩展。
从《资本论》三部完整的手稿和后来整理出版的《资本论》内容看，“四卷结构”已经大大突破了“六册结构”中《资本一般》的研究范围。例如“六册结构”中《资本一般》并不包括《资本的竞争》。这个问题是第一分册第二篇的内容；更不包括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这些问题是第二分册和第三分册的内容。按照“六册结构”的安排，在《资本一般》中，“假定工资总是等于它的最低额。工资本身的运动，工资最低额的降低或提高放在论雇佣劳动的那一部分去考察。其次还假定：地产＝0，就是说，地产这一特殊的经济关系在这里还不加以考察”[15]。但是在“四卷结构”中，却用较多篇幅论述了部门内部的竞争和部门之间的竞争、工资及其基本形式、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等问题。可以说，这个“四卷结构”，特别是理论部分的前三卷，已经吸取了“六册结构”中第一分册第一篇以外其余各分册、各篇的部分内容，包括了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有机体的全部精髓。
当然，“四卷结构”远未包括“六册结构”的全部内容。无论“资本的竞争”、“信用”、“股份资本”，还是“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在“四卷结构”中都仅仅是在分析“资本一般”所需要的范围被论及，而没有进行系统的阐述。例如在工资问题上，《资本论》只考察了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两种基本形式，而对其余各种各样的形式，马克思打算在专门研究雇佣劳动的部分加以论述。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资本论》第3卷《地租》篇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对土地所有权的各种历史形式的分析，不属于本书的范围。我们只是在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归土地所有者所有的范围内，研究土地所有权的问题。”[16]至于“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等问题，《资本论》均未进行专门的研究，后来也未按计划撰写专门的著作。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如保尔·拉法格所说：“马克思有许多没有实现的计划。他还想写一本关于逻辑学的书和一本哲学史，后者是他早年喜欢研究的。要完成整个写作计划，要把他脑海里所保留的那一部分财富完全呈现给世界，他必须活到一百岁才行！”[17]
马克思对自己经济学著作的写作计划和结构方案的不断修订，表明了他的创作态度是多么严肃认真；表明了在建造《资本论》这座科学殿堂的过程中需要付出多么艰苦的思想劳动；也表明了像任何伟大著作的诞生一样，《资本论》体系的形成，也是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
[1]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66年2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85页。
[2]恩格斯：《致卡·马克思》（1851年1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96页。
[3]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60年2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4页。
[4]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2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36页。
[5]同上。
[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1页。
[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77-178页。
[8]同上书，第220页。
[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0页。
[10]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8年3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34页。
[11]恩格斯：《致卡·马克思》（1858年4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06页。
[1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13]关于这份提纲草稿的写作日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编者认为可能写于1861年夏天；中文版题注认为“约写于1859年2-3月”。现暂以中文版题注为据。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539、570页。
[14]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6年10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35-536页。
[15]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58年4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00页。
[1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93页。
[17]拉法格：《忆马克思》，《摩尔和将军》，第105页。
三、《资本论》第一部手稿
从1857年7月至1858年6月，马克思撰写了一部篇幅达50印张的手稿《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这部以《资本论》第一稿闻名于世的著作，内容极其丰富，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
马克思完成《伦敦笔记》后，继续进行经济学研究。1854年12月至1855年2月，他阅读了自己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所作的政治经济学笔记，为这些笔记编了索引；他经常研读和收集有关政治经济学的文献资料，写了许多新的摘录和札记；他利用自己摘录的资料和研究的成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等报刊撰写了多篇论述经济问题的文章。总之，他时时刻刻都不忘为自己的经济学巨著“掌握材料，为整理材料做好准备”[1]。
但是，有一段时间，他无法进行系统的经济学研究。由于过度的夜间工作和困苦的生活，他的健康状态不断恶化，为报刊撰写政论文章又占去了他大量的时间。例如为了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有关英国统治印度的论文，他研究了大量有关东印度公司及印度土地关系的材料；为了撰写有关丹麦的论文，他研究了丹麦的近代史，阅读和摘录了德罗伊森和扎姆韦尔的《公国》、奥尔斯豪森的《丹麦王室法》；为了撰写西班牙革命史的论文，他研究了西班牙历史，阅读了沙多勃利昂的《维罗那会议》，等等。贫困的处境更是严重影响了他的研究工作。1857年1月20日，他写信对恩格斯说：“我完全搁浅了。……我的处境的确比五年前更惨。我曾以为苦水已喝到头了。但是不然。而且最糟糕的是，这回的危机不是暂时的。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脱身。”[2]为了摆脱困境，他不得不把大好时光浪费在四处奔走和毫无效果的尝试上。他多么渴望能够得到哪怕一个钟头的安宁，以便有可能从事意义重大的经济学研究。
1857年夏天，资本主义社会爆发的经济危机，使马克思深深感到完成自己经济研究工作的迫切性。他在19世纪50年代初就认为，危机必然引起革命。因此，他希望赶在革命形势高涨以前完成自己的经济学著作。1857年12月8日，他写信告诉恩格斯：“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3]过了几天，他又写信对恩格斯说：“我的工作量很大，多半都工作到早晨四点钟。工作是双重的：（1）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项工作非常必要，它可以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2）当前的危机。”[4]
经过一年的紧张工作，马克思写成了一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包括：（1）《巴师夏和凯里》（写于1857年7月）；（2）《导言》（写于1857年8月底）；（3）《〈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写于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4）《七个笔记本的索引》（写于1858年6月）。
《草稿》是《经济学手稿》的主要部分，共有七大册稿本，由马克思用罗马数字标上Ⅰ-Ⅶ。这部手稿作为《资本论》第一个稿本，基本上论述了《资本论》体系，在《资本论》创作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按照《导言》指出的分篇计划，整个经济学体系必须从“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出发。在《草稿》中，马克思是从货币理论开始的。这是因为，从货币到资本的分析进程中，符合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而且在资本、银行、雇佣劳动等存在以前，货币已经存在。以货币理论为出发点，逻辑进程与历史发展相一致。不久，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发现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是比货币更抽象的范畴，因而把商品作为自己整个经济理论体系的出发点。
在《草稿》中，马克思第一次较完整地论述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
马克思指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在交换中是二重出现的。一方面作为使用价值，是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物；另一方面作为价值，取得了一个在物质上与商品分离的存在。使用价值是自然的产品，商品价值则与产品的自然属性完全无关，是“商品的社会关系”[5]。这不是对一种商品的关系，而是对一切商品的关系。
劳动是价值的唯一实体，价值是物化的劳动。马克思认为，单纯的自然物质，只要没有人类劳动物化在其中，就没有价值。在价值量的决定上，他改变了价值量由“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决定的观点，认为价值量由当时平均生活手段生产该商品的劳动时间决定，强调“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只是商品的平均价值”。[6]
劳动二重性理论是马克思的伟大贡献，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在《草稿》中，马克思对这个理论作了初步阐述，指出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是一种自然规定的、在质上与其他劳动不同的特殊劳动；而创造价值的劳动则是一种与自身的质相分离的、仅仅在量上不同的劳动；“对交换者来说，商品的使用价值包含着生产（劳动）的特殊的、个人的方面；但在它的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中，一切商品都同样表现为社会的、无差别的一般劳动的物化”[7]。
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反映了私有制条件下生产的私人性与社会性的矛盾。在私有制下，每个商品生产者都是为了私人利益而独立地进行生产；由于社会分工，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而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做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因而包含着个人劳动不被社会承认的可能性。商品交换是商品生产者之间进行社会联系的唯一方法。这样，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在商品交换下，“劳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