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马克思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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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 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7)

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分册中,马克思还对李嘉图学派解体过程中一批代表人物的经济学观点加以评论。他们是罗伯特·托伦斯、詹姆斯·穆勤、约翰·雷姆塞·麦克库洛赫等;并且介绍和评论了一批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的“无产阶级反对派”的观点,对莱文斯顿、霍吉斯金、布雷等人以及匿名发表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的办法》等,“用资产阶级自己的武器来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12],在科学上的贡献给予肯定,也指出了他们在理论上的局限性。马克思还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解体过程中,古典经济学后期代表人物乔治·拉姆塞、理查·琼斯、安都昂·埃利图·舍尔比利埃等人的经济学观点,在肯定他们对政治经济学史科学贡献的同时,也指出他们理论中的庸俗成分。

《剩余价值理论》作为一部理论批判史和历史文献史,不仅考察和评论了17世纪中叶以来的重要经济学派、重要经济学家、重要经济学著作和重要经济学观点,而且对马克思创立的无产阶级经济学重要理论从不同角度作了精辟的论述,是一部理论批判与理论创新完美结合的卓越著作。

[1]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3页。

[2]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267页。

[3]恩格斯:《〈资本论〉第2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页。

[4]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页。

[5]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13页。

[6]同上书,第15页。

[7]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58页。

[8]同上书,第148页。

[9]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28页。

[10]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97页。

[11]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122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8页。

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指出,货币产生以后,就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在货币产生之前,物物交换的条件下,买和卖的行为在空间和时间上是同步的。因此,总供给和总需求总是平衡的,没有什么生产过剩的危机。货币产生以后,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外化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一方面,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使商品的买和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成两次过程,从而有产生买卖脱节、商品卖不出去的可能。另一方面,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会形成支付的连锁关系,一旦有债务人到期不能支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使一系列支付关系不能实现,影响整个信用关系和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

马克思指出,要把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1]。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危机才会从可能转变为现实。其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与生产社会化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从一开始就具有对抗性,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尖锐,也使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第二,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发展的界限。”[2]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就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所谓生产相对过剩,是指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说社会生产的商品显得过剩,而不是与劳动人民的实际需求相比的绝对过剩。它有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生产相对于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的过剩;二是生产相对于一定价格水平下的需求的过剩;三是生产相对于一定市场规模的过剩;四是生产相对于保存资本价值和增殖资本价值的过剩,或相对于一定利润的过剩。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通常表现为大量商品卖不出去,大量生产资料被闲置,大批生产企业、商店、银行破产,大批工人失业,物品和设备大量毁坏,生产迅速下降,信用关系破坏,整个社会生活陷入混乱。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具有周期性,从而使得资本主义再生产具有周期性。典型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包括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危机是上一个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一个周期的起点。在萧条阶段,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同时为复苏阶段做准备。在复苏阶段,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进一步缓和,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并进一步发展,使经济出现繁荣景象,形成高涨。高涨又使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矛盾加以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又爆发新一轮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性的物质基础,是固定资本更新。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会扩张生产能力,引起生产高涨,为下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奠定物质基础。

随着货币信用制度的发展,虚拟资本过度扩张,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加复杂,更加难以克服。马克思指出,虚拟资本是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能给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的资本。虚拟资本是在生息资本的基础上产生的。当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货币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生息资本就出现了。生息资本的出现表明:每一个确定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一个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这个资本自身产生。每一个有规律的反复获得的货币收入首先转化为利息,然后再把它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以这个利息率贷出的一个资本所产生的收益,从而使收入资本化了。收入的资本化表明了虚拟资本的形成。虚拟资本的价值有着自己独立的运动,它独立于现实资本,在现实资本的价值不发生变化时,虚拟资本的价值仍有变动,而且有着其独特的运动规律。当虚拟资本过度膨胀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导致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发生。

国际贸易出现后,马克思从货币充当世界货币职能以及国际信用关系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危机在国际间的传染机制。马克思指出,在世界市场上,一国的进口过剩,同时就是另一国的出口过剩,就会出现巨额支付差额,从而产生国际信用中断的危机。国际贸易是经济危机跨国传染或转嫁的媒介。马克思还认为,贸易顺差有助于一国缓和经济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顺差国就不会产生危机,他明确指出,出现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的市场会同时发生危机。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0页。

[2]同上书,第557页。

八、理论创作的光辉典范

马克思研究和撰写的《资本论》是理论研究的典范。他以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责任感,无与伦比的刻苦钻研精神,极端严谨的科学态度贯穿创作的始终,为人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第一,理论创造与实践活动密切结合。

马克思认为:“一个学者,只要他自己不愿降低自己的水平,那就决不应该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决不应该永远把自己关在书房或实验室里,像一个藏在乳酪里的蛆虫,不过问生活,不过问自己同时代人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马克思既是学者,又是革命家。当革命需要的时候,他立即放下研究工作,从事实际活动。他密切注意了解和研究实际经济问题,深入到各个具体的经济领域,通过日常报刊活动传播自己的经济学说,指导实际的革命斗争。他也十分重视向工人群众进行经济理论教育,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1847年底,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国工人教育协会作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50年代初,又在伦敦举办学习班,亲自向一批先进工人宣讲《资本论》的部分内容;1865年,还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上作了“工资、价格和利润”的讲演,在批判欧文主义者韦斯顿和工联主义的同时,精辟地阐述了《资本论》中许多经济学观点,帮助各国工人代表掌握《资本论》的内容。

第二,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和革命的辩证法。

在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始终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他反复强调,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中最革命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资料的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他认为,科学是生产力,新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所造成的生产力迅速发展,必然要引起社会制度的变革。

唯物主义要求尊重客观事实,忠实地反映客观世界的规律性。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为了写作《工作日》一章,他几乎博览了伦敦大英图书馆藏的英国议会关于劳工问题的全部官方文献。他反对在研究问题时主观武断,反对随心所欲地歪曲客观事实,反对让事实迁就理论的模式,而“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1]。

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马克思否认资本主义是永恒的社会形态;与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蒲鲁东不同,马克思也不是把资本主义制度看做绝对坏的东西。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它不是永恒的自然形态,而是历史的过渡形态。它用资本主义私有制代替封建土地私有制,用剥削剩余价值代替榨取地租,用金钱特权代替封建等级特权,这同以往的社会制度比较起来,毕竟是个进步。因为它“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2]。马克思的论述,全面地、正确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第三,不畏劳苦攀登科学高峰。

为了创作《资本论》,马克思博览了从古代到他那个时期的各种著作,其中包括哲学、历史、法学、文艺以及数学、物理学、机械学、土壤学、细胞学、生理学、农业化学,甚至还学习意大利簿记。据不完全统计,他为写作《资本论》读了一千五百本以上的图书。仅仅《资本论》前两章,就从这些著作中摘录了二百条以上的材料。对于那些轻视知识、不爱读书、以不学无术为荣的人,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辛辣地讽刺道:“我现在研究的材料多得要命。……民主派的‘头脑简单的人们’,靠‘从天上’掉下来的灵感,当然不需要下这样的工夫。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用钻研经济和历史资料来折磨自己呢?”[3]

马克思不仅研究的范围极广,而且在研究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独到的见解。他是最勤奋的脑力劳动者。对每一个问题,他都用心思索,深入钻研,决不浅尝辄止。马克思在研究劳动价值论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关系的地方,他却看到被物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研究剩余价值理论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考察了利润、利息、地租等具体形态,并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他却看到问题并没有解决。当问题没有透彻弄通之前,他决不罢休。19世纪50年代他专门研究过地租理论,但觉得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又重新进行研究,为此阅读了上古史、农业学、地质学、土壤学以及俄、美、爱尔兰的农业状况等大量材料。他所创立的严整的经济理论,就是这种彻底研究的成果。

《资本论》所展示的渊博知识,使每个阅读过这部伟大著作的人惊叹不已。这种渊博知识,除了马克思罕见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是靠非凡的勤奋获得的。工作是他的一种癖好。他每天从早晨八九点钟直至深夜,不知疲倦地紧张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吃饭的时候,往往还没咽下最后一口饭菜,又匆匆跑回工作室。许多年里,他每天都到大英图书馆工作十个小时,是这个图书馆最勤勉、最准时的工作者。从图书馆回家,还要继续研究。即使健康欠佳、病魔缠身的时候,他也一刻不停地坚持工作。1863年夏天,他患重症肝炎,四肢麻木,反应迟钝,完全不能写作,但他利用这个时间研究俄国、波兰、普鲁士的历史和外交文件,阅读和摘录各种经济史文献资料。1864年夏天旧病复发,医生要他绝对休息,他却趁机阅读大量生理学、细胞学、解剖学著作。1866年2月,他写信告诉恩格斯,由于严重病痛和极度虚弱,不能坐着工作,躺着继续苦干。这种长期的、不知疲倦的劳动,使他积累了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资本论》就是长期脑力劳动的结晶,科学的高峰就是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才登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