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里亚的无耻谰言，理所当然地遭到恩格斯的严厉批驳。在《〈资本论〉第3卷编者序言》、《〈资本论〉第3卷增补》、《致康·施米特》等著作中，恩格斯对洛里亚的谬论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指出《资本论》第1卷与第3卷在逻辑上的联系。《资本论》第3卷与第1卷不仅没有矛盾，而且是第1卷理论的完成。
至于洛里亚继续编造的马克思没有写过《资本论》续卷的说法，恩格斯根本不屑理睬。这样的谎言，在事实面前早已不攻自破。不过，洛里亚通过自己的拙劣表演，使我们看清楚了他的吹牛家和江湖骗子的面目。正如恩格斯所说：“极端狂妄，混不下去时又像鳗鱼一样滑掉；挨了别人的脚踢还充英雄好汉；抢占别人的研究成果；死皮赖脸地大做广告；依靠同伙的吹捧捞取声誉——在这一切方面，还有谁比得上洛里亚先生呢？”[18]
马克思、恩格斯与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御用文人的斗争，捍卫了《资本论》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发扬了《资本论》的革命的、批判的、战斗的精神。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8页。
[2]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25页。
[3]恩格斯：《致马克思》（1876年5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3页。
[4]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43页。
[5]同上书，第256页。
[6]同上书，第260页。
[7]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4年7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6页。
[8]马克思、洛贝尔图斯：《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6页。
[9]马克思、洛贝尔图斯：《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19页。
[10]转引自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文件。——二、布伦坦诺和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61页。
[11]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文件。——二、布伦坦诺和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65页。
[12]同上。
[13]转引自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文件。——三、塞德莱·泰勒和爱琳娜·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96页。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9页。
[15]恩格斯：《致弗·阿·佐尔格》（1890年12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521页。
[16]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90年12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510页。
[17]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493页。
[18]恩格斯：《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4页。
十一、《资本论》在全世界的传播
《资本论》的出版是人类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全世界传播《资本论》是工人运动活动家和科学家的庄严任务。
传播《资本论》的过程艰难曲折。各国反动派的查禁和压制，坏心的恶意豢养文丐的攻击，尤其是资产阶级学者妄想用1859年对待《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策略，对《资本论》采取的“沉默的阴谋”都使这部伟大著作的传播障碍重重。虽然《资本论》出版商在书未出版时，已在德国报刊上刊登了50条出版消息，但该书出版几个月后，资产阶级学者几乎没有反应。马克思为此十分不安，对德国学术界的卑鄙和无能怒不可遏，写信对恩格斯说：“德国人是非常奇怪的家伙。他们作为英国人、法国人甚至意大利人在这方面的奴仆所做出的功绩，的确使他们有权对我的书置之不理。我们的人在那里又不善于宣传。那就只好像俄国人那样——等待。忍耐是俄国外交成功的基础。但是咱们大伙都只有一条命，等待到头来会等死的。”[1]为了打破“沉默的阴谋”，恩格斯决定通过书评等形式强迫资产阶级学者开口。1867年9月12日，他写信问马克思：“你认为，为了推动事情，我是否需要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对书进行抨击？”[2]马克思对这个策略十分赞赏，认为这个计划是“最好的作战方法”。为此“应当尽量设法在一切报纸上发表文章，不管这些报纸是政治性的，还是其他性质的，只要他们肯发表就行。既要有长篇书评，也要有短小简评，主要的是要经常写”[3]。总之，“整个事情就在于‘制造轰动’，这比文章怎样写或写得如何有内容更重要”[4]。于是恩格斯从1867年10月至1868年5月，先后写出九篇《书评》，在报刊上发表。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努力和许多工人运动活动家的大量工作，《资本论》逐渐在社会公众中传播。不久，资产阶级学者也被迫发表意见。“沉默的阴谋”被打破了。
真理的光辉是阻挡不住的。《资本论》的内容和精神通过工人运动活动家列斯纳、李卜克内西、拉法格、倍倍尔以及马克思的朋友库格曼等人，冲破重重障碍，在广大工人阶级和社会公众中得到迅速传播。欧美许多工人报刊，大量刊登《资本论》摘录和介绍《资本论》的文章，对马克思和《资本论》高度评价，极其推崇。
1868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学习《资本论》的专门决议：“建议所有国家的工人都来学习去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呼吁协助把这部重要的著作译成目前还没有翻译出来的各种文字。马克思的功绩是不可估量的，他是经济学家中对资本家和它的组成部分做出科学分析的第一个人。”当工人运动老战士列斯纳在大会上宣读从《资本论》中摘出的语录时，全场热烈鼓掌。德国、美国等工人团体都积极组织学习《资本论》。1871年4月25日，李卜克内西写信告诉马克思：“在全德国人们都在读着根据你的《资本论》所作的关于剩余价值和标准工作日的报告，为《资本论》布置了大规模的鼓动工作。”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威廉·艾希霍夫在第一国际柏林支部组织一系列报告会，介绍《资本论》基本原理。第一国际瑞士支部创建者约翰·贝克尔，收到《资本论》后，热情洋溢地写信对马克思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圣物，对世界来说，这是一个宝库……我满怀热望，想把它整个吞下去，并且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去消化它。”他还写信给自己的战友列斯纳说：“《资本论》，这是我们的剑，我们的铠甲，是进攻和防守的武器。”在美国，《资本论》也在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曾任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总书记的弗里德里希·佐尔格在《美国工人运动》一书中写道：“从1869年到1874年间，协会的数百名会员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自然，也有十几个人已经透彻地掌握和理解了最复杂的章节和术语，从而武装了自己，以抵抗大量资本家或中产阶级、激进派或改良派的任何进攻。”
《资本论》在各国工人阶级中广泛传播，迅速得到理解，对马克思的劳动是最好的报酬。
《资本论》严整的逻辑结构、新颖的理论观点、深刻的分析判断、优美的文字表述和丰富的文献资料，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读过《资本论》的学术界人士和社会活动家，包括一些并不十分赞同马克思理论观点的人，也对这部著作十分欣赏，大加赞扬。
德国古典哲学的著名代表人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读了《资本论》之后，在1867-1869年撰写的一部重要著作《幸福论》中，引用《资本论》作为论据，并要读者进一步参阅这部著作，认为“这一著作提供了大量极其有趣的、无可争辩的、虽然是使人战栗的事实”[5]。
前《新莱茵报》编辑，德国著名民主主义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写信对马克思说：“你知道我并不是一个专家……然而我可以说，在读过，或者研究过你的书之后，我已经获得了各种不同的启示和丰富的享受了……（我）乐于承认和钦佩你的精神、知识和可惊的涉猎，正是这样，你才在这部著作中为自己建造了青铜般不朽的碑记。”[6]
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家阿尔纳德·卢格，是马克思40年代的论敌，对马克思不怀好意，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清楚地、往往是尖锐地阐明了社会的各个时期的发展、灭亡、分娩时的痛苦和可怕的苦难日子。”他说：“马克思有渊博的学问和运用辩证法的出色才能。这部书超越了许多人和许多报刊作家的视野，它无疑会为自己开辟道路，尽管它研究的范围很广，然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它将产生绝大的影响。”[7]
一家德国的贵族文化报纸《星期六评论》虽然对马克思的革命学说怀着恐惧心理，但也无法否认它的科学成就。这家报纸在一篇短评中写道：“虽然我们认为，作者的观点是危险的，但仍然不能不承认他的逻辑严密，文字有力，他甚至使最枯燥无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有一种独特的魅力。”[8]
对《资本论》的各种评论表明：“任何人，不管他对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态度，都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在这里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9]
《资本论》译成各种文本，使各个民族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公众能够直接阅读和研究这部著作，是很有意义、十分重要的事情。
《资本论》第一个外文译本是俄文版。1865年9月18日，俄国进步学者丹尼尔逊代表彼得堡出版社写信给马克思，请求他允许翻译出版《资本论》。马克思非常高兴，寄出了俄文版需用的自己的简历和照片。1872年4月，由丹尼尔逊和洛帕廷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正式出版。马克思认为这个译本“装订得很美观，翻译得很出色”，是一个优秀的译本，初版印了3000部，很快销售一空，可见俄国进步学术界对《资本论》的重视。后来，恩格斯在编辑出版第2卷和第3卷时，与俄译者丹尼尔逊密切联系，因此第2卷和第3卷的俄译本也是最早的外文译本。
法文版第1卷是马克思亲自校订的唯一外文译本。早在德文第一版即将出版时，马克思就考虑出版法文版，以便在罗曼语系各国传播自己的科学理论。由于找不到合适的翻译人选，马克思甚至打算亲自到巴黎走一趟。1872年1月，经龙格介绍，他同意由约瑟夫·鲁瓦翻译。鲁瓦精通德、法两国文字，曾经翻译过费尔巴哈的著作。他用近三年时间，译完了《资本论》第1卷。
马克思认为，鲁瓦“非常认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是由于他完全是逐字逐句地翻译，过分呆板，不易理解。马克思花了很多时间和很大精力，对译稿从头到尾认真修改。修改这部译稿甚至比自己亲自翻译还要费事。在校订过程中，马克思也发现作为依据的德文版的一些缺陷。如篇章结构要重新调整，有些论述要简化，有些论述要完善，一些补充的历史材料或者统计材料要加进去，一些批判性评注要增加，等等，因此需要作些修改。经马克思修改的地方有近百处之多，篇章结构也有所调整。全书分为八篇三十二章。第一篇和第七篇改动较大，其中有些地方改动不仅是文字表述方面，而且是理论内容方面。所以马克思说，法文版“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