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枯宁的阴谋活动给国际工人运动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当国际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反对国际的反革命浪潮时，巴枯宁却仍在高声叫卖着他的反对工人阶级组成独立政党、从事政治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巴枯宁分子在瑞士、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的猖狂活动，巴枯宁分子对国际无产阶级战斗司令部——总委员会的颠覆破坏活动，对国际工人协会造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反对巴枯宁主义，贯彻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击各国反动派消灭国际的阴谋，巩固和发展国际工人协会，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
国际工人协会第二次伦敦代表会议，是马克思主义反对巴枯宁主义的重大战役。
自从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后，国际上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由于普法战争、巴黎公社和巴黎公社失败后的整个形势，使国际工人协会没有可能按照章程举行年度代表大会。经总委员会与各国联合委员会协商，决定召开第二次伦敦代表会议，研究国际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以及彻底反对巴枯宁主义的问题。
伦敦代表会议是在伟大的巴黎公社之后召开的。巴黎公社使国际工人协会的威望大大提高，威力大大增加，在许多国家得到蓬勃发展。在此同时，欧洲各国的反动政府——梯也尔和哥尔查科夫（俄国）、俾斯麦和博伊斯特（奥地利）以及西班牙和比利时，都联合起来反对它；旧世界的一切反动势力，军事法令和民事法庭、警察和报刊、反动地主和资产者，都在争相迫害国际，攻击国际，“在整个大陆上，恐怕没有一个地方不在千方百计地使这个他们望而生畏的伟大的工人兄弟同盟处于不受法律的保护的地位”[6]。
1871年9月17日，国际工人协会第二次伦敦代表会议正式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6人。
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加和领导会议，在会上作了极其重要的发言，并详细介绍了巴黎公社的情况以及国际目前的处境。经过热烈讨论，会议通过了由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17项决议。这是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大胜利，是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沉重打击。
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这个决议彻底粉碎了巴枯宁分子放弃政治、放弃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谬论，给巴枯宁主义以沉重打击。马克思还就《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问题作了两次发言。马克思指出，巴枯宁分子所谓放弃政治的谬论，完全适应各国反动政府的政策。在德国，这个政策的鼓吹者拉萨尔分子成了俾斯麦的工具；在法国，这个政策使反动分子法夫尔在9月4日取得了政权，在巴黎公社期间造成许多严重的错误。工人阶级必须明确认识到，各国政府是敌视我们的，因此，必须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反击他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7]。
恩格斯在会议上就这个问题也作了发言。恩格斯指出，所谓放弃政治的谬论，是荒谬的，也是反动的。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是要工人阶级忍受资产阶级的政治压迫，把工人阶级禁锢在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之中；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已经为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供了光辉的先例，创造了丰富的经验以后，放弃政治的论调，更显得极端反动。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以达到消灭资产阶级的目的。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就必须利用一切政治手段，进行政治斗争，以资产阶级交到我们手中的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权利作为推倒资本主义制度的武器。无产阶级的解放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因此，无产阶级应当组成独立的政党，实行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从事无产阶级的政治，而不要做资产阶级的尾巴。”[8]
由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决议援引了《共产党宣言》和其他有关文件，说明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与它的社会解放是分不开的。夺取政权是工人阶级伟大的历史使命；在当前情况下，国际工人协会正面对各国反动势力的猖狂迫害，肆无忌惮的反动势力正在残酷地镇压工人的一切争取解放的尝试，并竭力用暴力来维持剥削阶级反动的政治统治，因此，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决议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工人阶级这样的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9]
为了开展广泛的政治斗争，密切国际与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的关系，会议要求加强与各国工会的联系，并在农业地区宣传国际的原则，建立农村支部，吸收农民加入无产阶级运动。
会议通过的反对宗派主义的决议，也具有重大的意义。伦敦代表会议以前，巴枯宁分子为了躲避国际的调查和揭发，宣布解散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但又用“社会主义无神论派”、“社会主义宣传和行动支部”等名称混入国际，会议针对巴枯宁分子用各种宗派面目混入国际的阴谋，指出各级组织，今后不得再用宗派的名称；不得在各种宗派名称下成立违反协会共同目标的分立主义组织。马克思、恩格斯在解释这个决议时写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第一阶段，带有宗派运动的性质。这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初期是必然的。如果说，宗派在开始出现时曾经有着一定的进步因素，当它们一旦被这个运动所超过，就会变成一种障碍，那时宗派就成为反动的了。”[10]国际是在反对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反对他们的组织成为国家的阶级统治的共同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组织，它与一切宗派组织是根本不同的。巴枯宁分子在国际内部复活宗派组织，就是为了破坏国际真正的无产阶级性质，在“革命”口号的掩盖下为各国反动派镇压工人运动、消灭国际工人协会而效劳。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反对宗派主义的决议，重申了国际的真正性质，“标志着国际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深刻地说明了宗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会议听取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的报告。指出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是由巴枯宁分子制造的；巴枯宁分子或者重新加入罗曼语区联合会各支部，或者单独成立“汝拉联合会”，但是决不能用罗曼语区联合会的名义。会议严厉谴责了巴枯宁分子的宗派活动，授权总委员会可以根据巴枯宁派的活动，采取纪律措施，直至暂时停止他们的会籍。会议还通过特别决议，再次声明，国际工人协会与所谓的涅恰耶夫阴谋完全无关，涅恰耶夫是用欺骗方法获得国际名义的，会议决定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和揭露。
国际工人协会第二次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主要是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关于瑞士冲突、涅恰耶夫事件等决议，“击中了同盟的心脏”[11]，造成了对巴枯宁和巴枯宁派的直接威胁。于是，巴枯宁分子立即开展了“军事行动”，疯狂反对伦敦代表会议，矛头直接指向国际工人协会，指向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
巴枯宁分子反对国际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在桑维尔耶代表大会上达到高潮。这个代表一小撮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大会”竟然通过了两个致国际会员的《通告》，反对伦敦代表会议，反对参加代表会议的成员，反对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使总委员会变成了所谓“权威主义和教阶制”的组织，“成了阴谋的策源地”，诬蔑总委员会是“俾斯麦所操纵的德国工人委员会”，攻击总委员会是保证少数几个委员的“特殊领导的统治”、“他们个人的学说”、“正统的学说”、“唯一在协会中具有公民权的正式理论”的统治，矛头直接指向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宣扬极端的无政府主义，鼓吹小支部自治，自由联盟，抛弃“任何会导致权威主义和专政的原则”，把国际变成没有任何权威的“简单的统计通讯”，而且应当成为“未来社会的原型”。但是，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巴枯宁分子妄图篡夺国际领导权的借口。在巴塞尔大会上，巴枯宁分子最热烈地拥护扩大总委员会的职权，因为他们估计自己有可能获得多数，从而能够把总委员会领导权抓在自己手里。现在，他们“发现葡萄原来是青的”，夺取领导权的阴谋破产了，因而便改变手法，对国际进行疯狂的诬蔑和攻击，妄图搞垮国际。
巴枯宁分子反对国际的阴谋活动，发生在巴黎公社以后、各国反动派联合起来对国际进行疯狂迫害、国际正经受着成立以来从未受过的危机的时候，为了彻底揭露巴枯宁分子的真实面目，揭露巴枯宁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分裂国际的阴谋活动和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写了《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桑维尔耶代表大会和国际》等重要文章，给巴枯宁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马克思、恩格斯详细揭露了巴枯宁的阴谋组织“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混进国际、在国际内部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同盟钻进国际的唯一目的是要“利用国际作为一种手段，以便以一种秘密科学的献身者的身份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这门科学……的顶点是‘各阶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12]。他们企图以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纲领“把国际改造过来”，篡夺国际领导权；而当这个目的不能实现时，就疯狂地进行反对国际的活动，妄图搞垮国际的组织。巴枯宁分子反对国际的活动，完全适应国际反动派的需要，为国际反动派效劳。
巴枯宁分子对总委员会的诽谤，对国际的攻击，也得到一切冒牌改革家——形形色色机会主义者的支持。在英国，支持他们的有资产阶级共和派；在意大利，支持他们的有一些所谓有自由思想的教育主义者；在德国，他们受到拉萨尔派，即俾斯麦派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他们是一切敌视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巴枯宁分子疯狂反对国际的阴谋活动，也反映了这个机会主义派别已经日暮途穷。伟大的巴黎公社完全证明了国际工人协会所坚持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英明正确，使国际的威望大大增加，影响迅速扩大。与此相反，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充分证明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破产，在巴枯宁分子中间，许多人悲观失望，“有些人为了掩盖自己的无力而躲开”，“对许多人来说，已经造成的局势（在他们的队伍中）是分崩离析的征兆”，“汝拉联合会”所属的许多支部瓦解了，一些支部与“汝拉联合会”断绝往来，一些支部公开起来反对他们。巴枯宁派联合会的驻地——绍德封的工人群众，公开宣布与联合会断绝关系，决定将巴枯宁及其信徒吉约姆等永远赶出国际。出席桑维尔耶代表大会的16名代表中，竟有14名是已经瓦解或正在瓦解的支部的代表。他们除了代表自己以外，根本不代表任何人。巴枯宁分子反对国际的叫嚣，不过是他们的垂死挣扎，是为了挽救他们不可避免的覆灭。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如果没有集中统一领导，没有严格遵守的纪律，没有强有力的执行机构，没有得到广大群众衷心拥护的革命权威，就不能与强大的反动势力作斗争，不能实现自己伟大的历史使命，不能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那时不仅可能产生警察的或者敌对的支部，而且游民宗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慈善家，也可能钻进协会而歪曲它的性质，这些分子在代表大会上就会以数量上的优势压倒工人”[13]。至于“简单的统计通讯局”，这是一个“在国际正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时候，来瓦解国际并使它解除武器”[14]的阴谋计划。按照他们的主张，无产阶级根本不需要把自己组织起来，根本不要去进行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根本不要团结自己的力量，根本不要进行共同的行动，“没有任何服从纪律的支部！没有任何党的纪律，没有任何力量在一点的集中，没有任何斗争的武器！这样的组织难道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吗？不，绝对不是，它不过是早期基督的寺院，是新耶路撒冷的原型”[15]。
“而这些向我们宣扬这种胡说八道的人，却自命是唯一的真正的革命者！”[16]当国际反动派正要置国际于死地的时候，宣布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实行无政府状态，用无政府状态代替自己阶级的战斗的组织，用关于未来社会的空谈代替现实的阶级斗争，这是对无产阶级的可耻背叛，是对反动派的最好效劳，“为了替梯也尔的共和国披上皇袍，使之永世长存，国际上的警察再也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了”[17]。
巴枯宁分子对总委员会的种种责难，不过是夺权的借口。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等文件，得到国际工人协会所属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的热烈支持，巴枯宁分子的处境更加孤立。许多原来受蒙蔽的人往往起来揭发和控诉巴枯宁分子的罪行，巴枯宁分子的反革命面目已经在广大群众面前暴露无遗。彻底清除巴枯宁分子的时机到来了。
[1]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28页。
[2]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