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对陪审员说：由于我们敢于揭露确凿的事实并从中作出正确的结论，便遭到当局的迫害。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究竟要不要维护出版自由？要不要维护三月革命的成果？“如果禁止报刊报道它所目睹的事情，如果报刊在每一个有分量的问题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决，如果报刊不管事实是否真实，首先得问一问每个官员——从大臣到宪兵，——他们的荣誉或他们的尊严是否会由于所引用的事实而受到损伤，如果要把报刊置于二者择一的地位：或是歪曲事实，或是完全避而不谈，——那么，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会完结了。如果你们想这样做，那你们就宣判我们有罪吧！”[57]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力驳斥下，资产阶级法官和陪审员理屈词穷，狼狈不堪，不得不当场宣布他们无罪。当法官宣布这个决定时，法庭内外旁听审判的群众向马克思、恩格斯欢呼致敬，祝贺他们的胜利。老工人列斯纳回忆当年的情景时写道：“当时我以关切的心情出席了那两次开庭（另一次是2月8日针对马克思的莱茵省民主主义区域委员会审判案——引者），亲眼看到、亲耳听到黑白反动派的对方占有极大的优势，我感到万分欣慰。甚至连敌人也掩饰不住对这两个人的敬佩！”[58]
1885年，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中，说明当时他们在陪审法庭的演说，反映了1848-1849年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他写道：一个共产主义者，不得不在法庭上向资产阶级陪审员们说明，他所进行的，即他成为被告的这些事情，其实是陪审员先生们即资产阶级的事情。资产阶级一方面与反革命政府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却审判革命的无产阶级，这是历史的讽刺，表明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和对革命的背叛。但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决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问题是应当由谁来统治，是纠集在专制君主制周围的社会势力和国家势力——封建大地主、军队、官僚、僧侣——还是资产阶级？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之所以关心这一斗争，仅仅因为它将由于资产阶级的胜利而获得本身发展的场地，将在它总有一天会战胜其他一切阶级的斗争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59]恩格斯强调指出，当年他们在法庭上的演说，维护了革命的观点，抛弃了反动的法制基础。这是一个革命政党的责任。在反动统治制度下，一个革命政党，决不应该在实际上和精神上受现存的所谓法制的约束，决不应该承担使现存政治制度永世长存的义务。在这里，恩格斯以1848-1849年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立场为例子，教育处于反社会党人法统治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鼓励他们要敢于与俾斯麦反动政府及其反动法制进行斗争。
八、高举红色旗帜光荣退却
在1849年春天和夏天德国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中，恩格斯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
作为民主派的灵魂，恩格斯积极参加科伦民主联合会的工作。当时，科伦民主联合会与工人联合会是同心协力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工人运动活动家参加了民主联合会，马克思还是莱茵省民主主义区域委员会领导成员，使这个团体在革命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2月25日，恩格斯参加科伦工人和民主派举办的纪念二月革命一周年的宴会，在这次有两三千人参加的盛大集会上举杯为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意大利人和罗马共和国祝酒。为纪念柏林3月18日街垒战一周年，恩格斯参加另一次规模巨大的宴会，在参加者的热烈赞同下，为巴黎六月起义的战士干杯。整个集会充满革命的气氛，许多发言者强调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表示决心为实现红色共和国而奋斗。《新莱茵报》编辑弗莱里格拉特专门为大会撰写了一首铿锵有力的诗《起床号》，表达了人们的革命情绪：
新的起义！
全面的起义！
前进，前进！
前进，前进！
前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们高举红色的旗帜！
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时刻把“工人阶级的解放”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1848年4月初回国后，他与马克思一起亲自参加和领导了刚刚兴起的德国工人运动，组织了科伦工人联合会等工人团体。
革命初期，马克思、恩格斯发动工人阶级参加小资产阶级民主协会，为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而奋斗。经过一年的斗争实践，一方面，工人阶级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妥协也充分暴露出来了。这时，成分庞杂的民主协会已经妨碍革命活动的开展，建立一个由单一成分组成的工人联合会的更为严密的组织已经成为迫切的需要。因此，马克思于1849年4月退出莱茵省民主主义区域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指示，科伦工人联合会退出德国民主协会总会。原来计划在5月初举行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工人代表大会，6月举行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由于反革命势力的进攻而未能实现。
随着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日益激烈，《新莱茵报》的语调也一期比一期更加猛烈而热情。那时“每一号报纸，每一个号外，都指出一场伟大战斗正在准备中，指出了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各种对立的尖锐化。特别是四、五两月间出版的号外，都是号召人民准备战斗的”。[60]
普鲁士反动政府和德国各种反动势力，对《新莱茵报》抱着敌视态度。他们使用造谣诽谤、破坏捣乱、政治迫害等种种手段，不仅未能迫使《新莱茵报》驯服，而且它的态度更加坚决，在群众中的影响更加扩大。这样，反动政府只能拿出最后的王牌：把马克思当做“外国人”驱逐出境，以此迫使《新莱茵报》停刊。
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出版了最后一号。马克思、恩格斯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致科伦工人》庄严宣告：“《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61]
《新莱茵报》编辑、民主派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在最后一期报纸上发表著名的《告别诗》，以无畏的革命精神宣布：
别了，只是并非永别，
他们消灭不了我们的精神，兄弟们！
当钟声一响，生命复临，我还要生气
勃勃地回到你们身边！
……
用言语和武器参加战斗！
许多年以后，恩格斯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写道：由于反动政府有整个军团作为后盾，《新莱茵报》不得不被迫停刊，“但我们退却时携带着自己的枪支和行装，奏着军乐，高举着印成红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飘扬旗帜……”[62]
九、参加维护帝国宪法运动
《新莱茵报》停刊前后，恩格斯积极参加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在德国人民与反革命势力的最后几场大搏斗中，他不仅使用批判的武器，而且直接进行武器的批判，在爱北斐特和巴登的起义队伍中英勇战斗。
由法兰克福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继续保留君主政体，具有强烈的保守性。但宪法规定德意志是统一的国家，人民享有一定的民主自由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在人民群众看来，只要是向统一德国迈进一步，哪怕是很小的一步，都是朝着消灭小邦割据局面和免除不堪忍受的苛捐杂税迈进一步，因而都是值得欢迎的。但帝国宪法却遭到德国各邦反革命势力的坚决抵制和反对。普鲁士政府指责这部宪法是万恶之源。威廉第四拒绝接受帝国皇位。人民的不满情绪急剧增长，反动军队做好了镇压群众的准备。5月初，恩格斯就明确指出：“整个德国正处在内战前夜。”[63]
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首先在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工业区爆发。爱北斐特、伊塞隆、佐林根等城市的工人建筑了街垒，拿起了武器，决心同专制制度进行殊死的战斗。
恩格斯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5月10日，他从科伦前往爱北斐特，随身带去两箱子弹。到爱北斐特后，他给安全委员会作了关于科伦局势的报告，表示希望在军事方面对起义者有所帮助。安全委员会直属军事委员会立即委派他领导修筑防御工事的工作。第二天，又委托他自行斟酌安装大炮。
在爱北斐特期间，恩格斯积极参加起义部队的军事活动。他出席军事委员会各次会议，推荐米尔巴赫担任卫戍总司令，组织工兵连，改建许多街垒，拟订了新街垒的布置计划。鉴于当时的情况，恩格斯向安全委员会建议：第一，解除由资产者掌握的市民自卫团的武装，把他们的武器分发给工人；第二，从爱北斐特四周的“中立”区内设法弄到武器，继续扩大起义并有计划地组织整个地区的防御。只有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加强工人的战斗力，使运动重新蓬勃发展起来。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活动，得到武装工人和志愿部队的信任。但爱北斐特资产者却万分恐惧，担心恩格斯会宣布成立红色共和国。安全委员会屈服于资产者的压力，于5月14日通过决议，请求恩格斯离开本城。被这个决议所激怒的武装工人和志愿部队战士强烈要求恩格斯留下来，并保证“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他”。恩格斯为了顾全大局，向工人和战士们做了说服工作，视察了郊区的防务后，离开了爱北斐特。
5月17日，《新莱茵报》发表文章，向爱北斐特的工人们表示深切的谢意，并且指出：“让那些对我们的编辑表示如此深厚的情谊和如此依恋不舍之情的贝尔格和马尔克的工人记住，现在这个运动只是另一个更重要千百倍的运动的序幕，在那个运动中涉及的将是他们工人切身的利益。这一新的革命运动将是现在这个运动的结果，而只要这个新的运动一开始，恩格斯便会——这一点工人们可以相信！——像《新莱茵报》的所有其他编辑一样，立刻出现在战斗岗位上，那时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离开这个岗位了。”[64]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起义时期的活动，给同时代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有位叫阿道夫·舒尔特斯的诗人写了一首幽默诗，对这位出身于资产者家庭的“浪子”的革命精神和勇敢行为作了风趣的描述：
这是弗里德里希·——先生：
儿子完全不像父亲！
教区里最虔诚的父亲，
却教育出一个“上帝所诅咒的人”。
起初他像非洲霍屯督族人那样，
恶意地亵渎我主上帝，
后来是一个十足的过激共和党人，
在城市把街垒筑起。
他出现在爱北斐特：
完全像丹东罗伯斯比尔，
如果事情不是那样反常，
他也许会博得英雄的称誉。
早在学校的时候，
他就在顽童中最富有才气，
让上帝降福给老——先生吧，
为他有这样一个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