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恩格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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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 以应有的方式使摩尔永世长存(7)

马克思的反驳,粉碎了布伦坦诺的诽谤。资产阶级辩护士在引文问题上挑起的第一次进攻垮台了。

事情过了十一年。这个时期,马克思的学术成就得到更广泛的承认,拥护马克思学说的先进分子越来越多,资产阶级对马克思学说的敌视也与日俱增。1883年马克思逝世不久,他们再次掀起早已破产的诽谤运动。

1883年11月,英国剑桥大学一个资产阶级小人物塞德莱·泰勒在《泰晤士报》上旧调重弹,又在引文问题上大做文章。但他心亏理屈,回避争论中心,不敢重复早已被驳倒的“捏造”、“增添”的说法,而把问题转到别的方面,指责马克思“狡猾地断章取义”,“歪曲”格莱斯顿演说的内容。

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起而应战。她指出,由于马克思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说明这段引文确切无误,戳穿这些资产阶级“博学之士”的无知和无耻,使得这些家伙恼羞成怒,但又不得不放弃“捏造引文”这一唯一的争论点。这种转移争论问题的做法,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们的破产。爱琳娜再一次严正指出:马克思“既没有删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也绝对没有增添任何东西。他只是把格莱斯顿演说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报道中抹掉的一句话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们遗忘。”[84]爱琳娜的文章,驳得泰勒哑口无言,只好用“沉默是最好的答复”作为脱身之计。

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1890年6月,恩格斯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四版序言中指出,在出版《资本论》英文版时,爱琳娜不辞劳苦,对所有引文的原文进行了核对。结果表明,除了极个别的引文需要作细微的改正外,“其余的引文都仍然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甚至由于现在更加确切而更加具有说服力了。”[85]恩格斯利用《资本论》新版的机会,回顾了关于引文的争论,宣布英、德两国资产阶级学者所发动的诽谤运动的可耻破产。

恩格斯这篇序言发表后,布伦坦诺不肯善罢甘休。他于1890年11月发表《我和卡尔·马克思论战序言》,接着又出版《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重弹所谓“捏造”的老调,并对马克思进行粗暴无礼的人身攻击,甚至搬出那个老朽的资产阶级政客格莱斯顿出来替自己助威。

恩格斯看到布伦坦诺的文章后十分愤慨,立即决定对他进行“彻底地毫不迟疑地清算”。[86]他写信对李卜克内西说:“把布伦坦诺交给我吧,你会感到满意的”,“布伦坦诺将受到比他预料的更为厉害的斥责”。[87]恩格斯立即开始工作。1890年12月13日,他写成论战文章:《关于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问题》,指示考茨基必须把这篇文章在最近一期的《新时代》上刊登出来。接着,他又在1891年初,编辑出版《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一书。该书详尽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公布了三次论战的全部文件,一劳永逸地结束这场为期二十年的斗争。

在这本书中,恩格斯为了彻底驳斥布伦坦诺之流的谎言,引用了1863年4月17日伦敦出版的全部八家晨报的有关报道,其中四家的报道与马克思的引文一字不差;另外四家的报道用比较扼要的形式转述了这句话(“这种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使得它的语气更加强。恩格斯指出:这八家报纸属于不同的党派,各有一批专门采访议会消息的记者,他们是完全独立的证人。他们的报道完全一致这一事实,最有力、最充分地证明了马克思的引文确切无误。尽管《汉萨德》删去了那句会使格莱斯顿声名狼藉的话,但它记录的意思与伦敦各报的报道也是一致的,它也承认格莱斯顿说过:财富的令人陶醉的增长,仅限于不是工人阶级的、有钱纳所得税的人,是“资本的简单增长”。

恩格斯对布伦坦诺之流不择手段的卑劣行径十分愤慨,作了无情的揭露。恩格斯指出,这些家伙时而说马克思“捏造”、“增添”,时而又说不是“增添”而是“删掉”;他们既把《泰晤士报》当做“不怀好意的报纸”,又把这家报纸的报道作为依据;他们挑起进攻时气势汹汹,当阴谋被揭穿时又发出绝望的胡言乱语,至死不忘血口喷人。他们矛盾百出的丑态,正如一首讽刺诗所描写的一样:

此人朝三暮四,

昨夜深有所感,今晨全都忘记;

既厌恶自己,也难讨别人欢喜;

刚打定主意,又弃之若敝屣。

恩格斯指出,布伦坦诺之流攻击《资本论》的原因,是因为《资本论》粉碎了他们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妄想把工人变成心满意足的雇佣奴隶的改良主义论调,用无可辩驳的材料证明了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的事实。但是,无论布伦坦诺之流怎样诽谤攻击,决不能改变资本主义无情的规律:雇佣工人与资本家的鸿沟,“随着现代大工业的逐渐占有一切生产部门而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宽。”[88]

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的斗争,以布伦坦诺之流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恩格斯回顾这场斗争的经过后,怀着愉快的心情写到:“大学教授们所发动的整个这场攻击,在两大国持续二十年之久,而其结果是任何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可以想象的到,正如布伦坦诺先生不会再相信《汉萨德》像教皇般永无谬误那样,塞德莱·泰勒先生今后也将不会再相信布伦坦诺先生的文坛战报了。”[89]

九、驳斥洛里亚的攻击

马克思逝世后,《资本论》继续在欧美各国广泛传播,这不能不引起资产阶级学者更大的敌视。当时,任何一个浅薄之徒和微不足道的家伙,都想用攻击马克思来替自己吹嘘,讨好政府和资产阶级。意大利庸俗经济学家阿基尔·洛里亚就是其中的一个。恩格斯在为《资本论》所写的序言、增补和一些书信中,对厚颜无耻的洛里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洛里亚在马克思逝世后仅仅一个月,就匆忙发表一篇关于马克思的错误百出的传记,几年后又出版了《关于政治制度的经济学说》等著作,有意歪曲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自称是这个理论的创始人。他大肆攻击《资本论》,认为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是建立在自觉诡辩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完全知道根本不可能解决剩余价值量取决于可变资本而利润量取决于总资本的矛盾,而为了捉弄读者,他要求人们去看一个尚未出版的续卷;他预言马克思根本不打算写第2卷,更谈不上第3卷,认为《资本论》续卷“很可能是马克思在拿不出科学论据时使用的一种诡计”。

1885年和1894年,由恩格斯整理编辑的《资本论》第2、3卷陆续出版了。这个包含着十分出色的研究成果的第3卷,极其精辟地论证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彻底解决了相等的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并且必须不仅不违背价值规律,而且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这个曾经使李嘉图学派崩溃的难题。洛里亚关于马克思从未写过第2、3卷的谎言彻底破产了。但洛里亚是一个“追求个人名利最厉害的人”[90],他的无耻是没有限度的。第3卷出版后,他不仅不承认失败,反而变本加厉地对马克思进行攻击。(一)他认为价值是交换的比例,马克思关于总价值的概念是“荒谬”、“胡说”、“形容语的矛盾”;(二)指责第1卷与第3卷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第3卷直接抛弃了价值理论”,说什么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是“故弄玄虚”的解决办法、“十足的谬论”、“重大的理论上的破产”、“科学上的自杀行为”;(三)继续造谣说马克思根本没有写作《资本论》第2、3卷,这两卷书是恩格斯编造的。他用近于无赖的口气回答恩格斯的驳斥:“现在恩格斯得意洋洋地把第2卷和第3卷扔在我面前作为答复……妙极了!这两卷书使我感到这么大的愉快,我由此得到了这么多精神上的享受,以致从来没有一种胜利像今天的失败——如果这真是失败的话——这样使我觉得如此可喜。但是,这真是失败吗?马克思真的为了发表而写下这么一大堆不连贯的笔记,好让恩格斯怀有虔敬的友谊把它们编在一起吗?真的可以设想,马克思……本来希望这些文稿成为他的著作和他的体系的王冠吗?真的可以相信,马克思会发表关于平均利润率的那一章吗,在这一章里,好多年前就答应要提出的解决,被归结为最无聊的故弄玄虚和最庸俗的文字游戏?这至少是可以怀疑的。……在我看来,这证明马克思在发表他的光辉著作以后就没有写什么续卷。说不定,他原来就是想把他的巨著交给他的继承人去完成。而自己不担负什么责任。”[91]

洛里亚的无耻谰言,理所当然地遭到恩格斯的严厉批驳。在《〈资本论〉第3卷编者序言》、《〈资本论〉第3卷增补》、《致康·施米特》等著作中,恩格斯对洛里亚的谬论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恩格斯指出,洛里亚的价值理论及其对总价值的指责,是庸俗经济学的完成。在他看来,价值只是商品交换的比例关系,纯粹是一种偶然的、没有实际内容的东西,可能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所以总价值这个概念根本不能存在。他把价值和价格等同起来,认为每一种商品有多少种价格,就有多少种价值,而价值又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按照洛里亚的价值概念,当供求平衡时,商品的价值等于零。很显然,这是十分荒谬的。

《资本论》第1卷与第3卷,逻辑上有着严密的联系。在第1卷中,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为基础。在第3卷中,马克思研究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平均化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存在部门之间的竞争和资本的自由转移,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商品的市场价格以生产价格为基础。生产价格理论不仅不违背价值理论,而且是以价值理论为基础的。因为尽管这时商品已不再按照价值进行交换,但社会生产价格总量与总价值是一致的;虽然每个部门获得的平均利润与本部门创造的剩余价值不等,但社会平均利润总量与剩余价值总量也是一致的。可见《资本论》第3卷与第1卷不仅没有矛盾,而且是第1卷理论的完成。

恩格斯指出,从价值到生产价格,逻辑的发展与历史的进程是一致的。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例如在中世纪,商品是按照价值进行交换的;而按照生产价格进行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时候,商品不只是当做商品来交换,而是当做资本的产品来交换。每个参加交换的资本家,都要求从剩余价值总量中,按照自己的资本量获得平均利润。生产资料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的自由转移,为利润平均化提供了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因此,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因此,撇开价格和价格变动受价值规律支配不说,把商品价值看做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历史上先于生产价格,是完全恰当的。”[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