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与性格》（Geschlecht und Charakter）是奥地利犹太裔哲学家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23岁时发表的著作，也是他生前发表的惟一著作。他的格言式随笔集《关于终极事物》（über die Letzten Dinge），是他去世两个月后其友人拉帕波特（Rappaport）整理发表的。这两本书就是魏宁格留在世上的全部，也使他成了一个世纪以来最具争议的思想家。
一百年来，《性与性格》一直在被研究和争论。人们对它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或为它拍案喝彩，或对它口诛笔伐。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不同于一般的性心理学专著，更不是坊间常见的那种打着性学旗号的庸俗读物。它不但提出了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两性关系问题，而且从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等多个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反传统的探讨。《性与性格》的思想维度如此深广，却出自一个如此年轻的哲学家，实属罕见。诚如本书德文出版者所说：“也许整个历史上还不曾有人像他那样，不到21岁时就写出了像《性与性格》这样在科学上如此成熟、哲学上如此富于独创精神的著作。”
1880年4月3日，魏宁格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富裕的犹太手艺人家庭。自少年时代起，他就在自然科学、数学和人文科学方面显示了早熟的才能。他的语言天才尤其突出，除了母语（德语）以外，他还精通西班牙语和挪威语，通晓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此外还掌握了拉丁语和希腊语，16岁时曾打算发表一篇词源学论文，内容是研究荷马史诗中的希腊语形容词。1898年，魏宁格进入维也纳大学研习哲学。
1901年秋，魏宁格将一篇题为《厄洛斯与普绪喀》（Eros und Psyche）的论文（即《性与性格》的草稿）拿给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看，请他推荐发表，但后者认为该书立论缺少实例，未予重视。半年后，魏宁格把《性与性格：生物学及心理学考察》（Geschlecht und Charakter：Eine Biologische und Psychologische Untersuchung）作为学位论文交给维也纳大学，其第一部分使他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获得学位的同一天，魏宁格也成了基督教徒。1903年，《性与性格》扩充内容出版后不久，魏宁格曾说：“我面临着三种可能：绞架、自杀，或者连我自己都不敢想象的辉煌。”这句话一语成谶，这年10月4日，23岁的魏宁格因苦闷绝望，开枪自杀于维也纳的贝多芬故居。不久之后，这本书终于引起了空前巨大的轰动，不但成了畅销名著，而且被译成了数十种语言。几年后他的出版商说：“在整个图书史上尚无一本科学书籍取得过更大成功。”弗洛伊德也在1909年承认魏宁格“很有天才”。
《性与性格》被誉为不可多得的天才之作，一百年来一直对西方文化产生着深远影响。魏宁格的思想影响了西方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维特根斯坦[1]、克劳斯[2]、卡内蒂[3]、弗洛伊德、布洛赫[4]、卡夫卡[5]、劳伦斯[6]和乔伊斯[7]的著作中，全都可以看到魏宁格的影响；法国女作家西蒙娜·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著的《第二性》（1949）被誉为现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圣经”，而其中的名言“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造就的”，则能在《性与性格》中听到其先声；德籍女作家韦娜（Esther Vilar，1935年生于阿根廷）那本轰动一时、引起广泛争议的心理学论著《被操纵的男人》（The Manipulated Man，1972年），其核心思想“女人操纵男人”也表达了和《性与性格》相同的女性观；2003年5月，美国学者艾伦·亚尼克（Allen Janik）发起召开了《性与性格》世界学术讨论会，其目的是将有关这部奇书的百年论争转变为学术研究。
西方知识界一向不乏对魏宁格及《性与性格》的高度评价，例如：“我们全都受到魏宁格的魅力的影响，即便是我们当中那些从未听说过他的人，因为他是这样的天才之一，其思想的回声远远地超越了他的名声。”又如：“在这本书里，一位悲剧性的、最不幸的思想家作了直言不讳的自我剖白。放下这本书之后，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会对作者怀着深情和赞赏；并且，在合上这本书的时候，许多人心中一定会对作者产生一种近乎虔诚的崇敬。”
另一方面，丰富的现代思想（其中也包含着对柏拉图、康德、叔本华和尼采哲学思想的借鉴、改造和发展），警句式的言辞，惊世骇俗的另类见解（例如对两性心理、同性恋、犹太文化等），又使这本书自出版后就引起了众多误解和猛烈批判，被视为精神病患者的自白（例如，弗洛伊德就认为魏宁格虽然很有天才，但性心理错乱，其憎恶女性和犹太人是所谓“阉割情结”的表现），甚至被看作反对妇女解放和排犹分子的谬论。
《性与性格》究竟是一部从哲学和伦理的高度剖析人类两性关系的力作，还是一部充满了性别歧视和种族偏见的邪说？要弄清这个问题，应当从它的核心思想说起。
魏宁格生活在19世纪维也纳“世纪末”（fin-de-siècle）颓废文化的氛围里。用王尔德的话说，那是一个“赤裸裸的金钱和赤裸裸的肉欲”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性被金钱扭曲，性和爱情被异化成了商品；虚伪当道，物欲横流，高尚人性的光辉正消失殆尽；除了金钱和肉欲，大多数人已经忘掉了更高精神（即魏宁格所说的灵魂）的存在，变成了只注重实利的市侩和目光短浅的庸人（即马太·安诺德[8]所痛斥的“非利士人”）；世风淫靡，充满脂粉气和耽乐色彩；在那个自恋型的社会当中，人们的行为动机惟有自私和虚荣。所以，年轻的魏宁格写作《性与性格》，绝不是在“为赋新词强说愁”或者危言耸听，因为那是一个需要叔本华那样的哲人高喊“人生由痛苦和无聊两种最后成分构成”的时代，一个需要尼采那样的狂人挺身宣布“上帝已经死了”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魏宁格那样的天才指明“女人通过男人的过错而获罪”的时代。魏宁格就是当时维也纳知识界的佼佼者和一个被误解的中心人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性与性格》不仅是一部涉及哲学、伦理学、两性心理学和性格学的跨学科综合论著，而且是对19世纪末欧洲社会价值观的深刻反思，是对人类劣根性泛滥的无情批判，也是对高尚人性复归的强烈呼唤。
在《性与性格》中，魏宁格从独特的视角剖析了性别问题，阐明了男女性别的哲学、伦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他指出：认为世界上只有绝对意义上的“男人”和“女人”，这是庸人和学究的浅见，毫无意义；要获得对现实世界的真知，就必须摆脱这种庸俗见识。他分别用“M”和“W”表示绝对意义上的男性素质和女性素质。他认为：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这两种纯而又纯的性格类型，每个人都是这两种素质的混合体。一个人的基本性格取决于两者的比例及其构成方式：男性素质占据主导地位时，便给他人以男人的感觉；反之则给他人以女人的感觉。最重要的是，魏宁格还认为男性素质代表着“有”，而女性素质代表着“无”；因此，每个人身上就同时包含着“有”和“无”两种因素。这是《性与性格》的立论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