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虽然战火纷飞，这本畅销书也没有减弱对人们的吸引力。相反，苏联人民却从这本书中汲取力量，受到鼓舞。1943年，斯诺在苏联战地采访了三名参加反**游击队的女战士。当她们被询问怎样学会与**分子战斗时，她们答道：“我们从一部叫做《红星照耀中国》的书里得到一些主意”，“那是我们从斯摩棱斯克城里买来的，我们游击队里差不多每个共青团员都读过它。”此时，那些天真可爱、坚强不屈的姑娘们丝毫不知道站在自己对面的就是此书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她们的话使斯诺大为感动。
以上只是《红星照耀中国》在海外风行盛况之一斑。“红星”的战斗力和生命力，当然最主要是体现在中国国内。
《红星照耀中国》的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中译本，是1938年2月“复社”印刷发行的《西行漫记》。1937年10月，英国的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社按规矩把第一本样书寄给了作者。斯诺把样书拿给中国著名的新闻出版工作者胡愈之看。胡阅后，异常欣喜。在从中共地下党那里弄清了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和有关情况之后，他决定立即组织力量把它翻译出来。很快，胡愈之在当时上海抗日救亡人士所组织的定期集会——“星期二座谈会”上提出翻译出版问题，大家非常赞同。经协商讨论，决定由参加座谈的王丁青、林淡秋、陈仲逸、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等文化界12位知名人士集体动手，分别承译，以“复社”的名义出版。出版资金通过每人捐款及利用社会关系征集读者预约金，并组织一些义务劳动筹集起来。由于大家齐心协力，从1937年12月开始翻译到1938年2月在上海孤岛问世，仅用了短短一个多月。其工作效率之高、出版速度之快、装帧设计之精，在我国现代出版史上是罕见的。考虑到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书名有意隐晦含蓄地译作《西行漫记》。因为，此前《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曾从1936年7月开始，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过历时十个月，行程四千余里的考察旅行，写了不少轰动一时的旅行游记，向全国广大读者公开报道了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些信息及中共在西北地区的一些传闻，后来汇集为《中国西北角》一书出版，所以明眼人一看《西行漫记》，就会十分自然地联想到这是一部与中共西北苏区有关的书籍。复社在翻译出版《西行漫记》中，得到了斯诺的热情支持，他不但无偿提供原版书，而且对原著的文字作了稍许增删，并为中译本作序，深情地预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复社《西行漫记》出版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最猖獗之时。继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占我平津，华北大片土地沦陷之后，8月13日，日军又从上海发起进攻，淞沪一战击溃蒋介石调集的六十万大军，接着上海失守。12月13日，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沦陷，日寇在半个月间屠杀南京和平居民三十万。蒋介石政府先是迁都武汉，接着又宣布迁都重庆。并派人考察西昌的交通、地理条件，准备下一步的退路，汪精卫等组织“低调俱乐部”，散布“抵抗亡国论”。中国的前途岌岌可危。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领导八路军深入敌后，先是一一五师在平型关痛歼日军，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接着聂荣臻在五台山地区建立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在这种形势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由复社翻译出版了。它向全中国人民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初版一问世，顷刻售罄，接着印了二版、三版、四版……它不胫而走，轰动了国内和国外的华侨聚集地。各地的翻印本、油印本、抽印本也如雨后春笋涌现。据统计，斯诺有关其苏区之行报道的各种中译本（包括雏形本、全译本、节译本，抽印本）多达五六十种。在沦陷区和国统区，许多青年读者冒着生命危险竞相传阅乃至辗转传抄，或像怀揣珍宝一样秘密携带《西行漫记》，历尽艰险奔赴革命圣地延安。首先是北平受“一二·九”运动洗礼的青年，继之是备受家乡沦亡流离之苦的东北学生，随之是全国各地不堪目睹亡国惨状和不甘忍受蒋介石暴虐统治的人们，甚至是侨居异国的爱国华侨……从学生到教授，从军人到普通市民、职员、工人……或是身无分文，或是富甲天下，都怀着满腔的爱国赤诚，一批批地长途跋涉向西北的“红星”走去。
蒋介石散布的种种谣言迷雾都被“红星”的光芒照得烟消云散，成了无稽之谈；胡宗南三十万大军的封锁线，挡住了来往苏区的商贩，但却难拦住投奔光明的青年；“干训队”的诱惑、“集中营”的威胁，在苏区的强大磁场面前变得那样软弱无力。是什么使苏区、使共产党对青年们产生了如此强大的向心力？是中共抗日救国的政策，是红军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毛泽东战胜一切的自信心，是斯诺笔下的一切新事物……
在纪念《西行漫记》发行五十周年的时候，上海市党史工作委员会请了25位老同志座谈《西行漫记》对他们当年投身革命的影响。在上海“孤岛”日特汉奸的白色恐怖下，学校的同学们，连夜传看《西行漫记》，一本书被拆成几部分。新被接收为中共党员的同志，被通知某时去某地接组织关系，接头的暗号是带一本红封面的《西行漫记》。日军占领租界前，受命转移，扔掉一切财物，却舍不得丢掉那本引导自己参加革命的《西行漫记》。满怀爱国热情的学生，原以为蒋委员长是领导他们抵抗日寇的当然领袖，在墙报上画下蒋委员长高举指挥刀，领导他们抗日的壁画。看了《西行漫记》之后，才知道“共匪”“朱毛”原来才是现代的英雄，而蒋介石抗日是在人民的压力下被迫的。
原上海地下党书记肖英回忆说：“读这本书使我从理论上进到形象上，具体清晰地见到了共产党人，如临其境，见到了让人尊敬、依赖、热爱的共产党人、革命领袖和无数革命战士、英雄们，他们所做的一切是多么艰难而又伟大的事业，要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什么是真正的真理和光明？找到了，就在这里找到了。看得见，摸得着，不再是抽象的。我也要做这样的人，我看到了自己应该走的路，不再苦闷彷徨了，就像孩子知道了母亲所在的方向，思想感情来了一个飞跃，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找到党。”
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在南京路上的王孝和烈士，最初就是看了《西行漫记》，受其感染，参加了革命。牺牲在盐城根据地的龚志奋烈士，也是在《西行漫记》的影响下走进了革命行列。
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这样写道：“战事开始以后，我走到一处地方，哪怕是最料不到的地方，总有那腋下挟着一本《西行漫记》的青年，问我怎样去进延安的学校。在一座城市，教育局长像一个谋叛者似的到我这里来，要我‘介绍’他的儿子，让他去进延安的军政大学。在香港，一个发达的银行家也使我吃惊地作了同样的请求”。“假使我在上海或汉口或重庆设立一个招募站，我可以募集好几个大队；这也许是对中国最好的贡献。”
是什么使“红星”具有如此神奇的力量？
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红星照耀中国》“在全世界面临战争灾难的前夕，报道了一支远离西方各国的独立战斗力量”。这样，它就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反***斗争的信心和力量。
中国“三S”研究会的刘力群认为，“除世界人民反***侵略，争取世界和平的需要外，澄清中国苏区之秘，解除国内外对中国苏区真相的疑惑，也是‘红星’能在国际上获得巨大声誉的原因之一。”
美国作家伯纳德·托马斯在他的《论斯诺成功的一些因素》一文中，则更多地从斯诺的思想、写作技巧、求实精神等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
然而最权威的自然是斯诺本人的解释：“这一本书出版之后居然风行各国，与其说由于这一本著作的风格和形式，倒不如说是由于这一本书的内容罢。从字面上讲，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而且从严格的字面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的描写对象——所口述的。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是的，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是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时刻，在人们普遍地悲愤、沮丧的时候，大胆地预言“红星将照耀中国”。没有多少人见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但从斯诺的书上，他们知道了在中国的西北角，一群伟大的人们已经创造了，正在创造着、将来也能创造辉煌的中国史诗。于是，希望燃起来了，斗志鼓舞起来了。正像斯诺英文原书名表明的那样，它宛如一颗光华璀璨、熠熠闪亮的“红星”，将普照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