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辩证法”的运用，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矛盾认识：既看到了城市武装起义没有立即胜利的可能，又绝不放弃以“城市中心论”夺取革命胜利的模式。所以，即使城市武装起义没有立即实现的可能，党的任务也还是要准备暴动。而且，“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这些危险在两湖等处曾经有过）”。仍然不是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到农村去开展土地革命。
斯大林、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这种认识自然也成为王明的观点，这反映在王明于1928年发表的两篇著作中。
进入1928年，王明不但成了中山大学的“无冠之王”，在理论上也开始崛起。1928年5月16日，王明为《武装暴动》这本小册子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序言，表达了王明后来一贯坚持的以城市工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城市中心论”思想。这篇序言发表在1929年4月1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6期上。
王明在序言中首先说明：“序言的内容是想向读者说明下列两点的：（一）小册子中未曾充分说明的与暴动问题有关联的问题；（二）与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暴力问题有联系的问题。”
在第一点中，王明首先讲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然后讲述了总罢工和武装暴动的关系。他说：“总罢工的爆发，只有在工人阶级战斗情绪最高之时才有可能，所以总罢工是革命潮流高涨的具体表现；总罢工是动员工人群众到街上去的最灵活的动力，所以，总罢工是调动群众作战的动员命令；总罢工是工人阶级和平斗争的最高形式，所以总罢工是武装暴动的直接前提。总罢工能破坏敌人，恐吓敌人，沮丧敌人的意志，妨害敌人的力量，所以总罢工是武装暴动的序幕，是武装暴动胜利的保障。”
序言的第二点讲了五个问题：1.关于武装暴动本身的问题；2.关于游击战争问题；3.论土匪；4.在军队中的工作；5.关于党员军事化、武装工农建设红军的问题。这部分是序言的重点，但表述的是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的观点。看过王明文章的读者都清楚，先引用共产国际决议或马、恩、列、斯的言论，然后再阐释这些经典是王明文章的一大特点。如果要追究中国文坛至今仍盛行的“引文风”，王明倒是可以占先。在这篇序言中，王明主要阐述了以下两个问题：
（一）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
王明是这样叙述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的：“‘党应准备应付新的广大的革命浪潮的高涨；党对这新高涨的革命浪潮必须的任务，便是组织、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这是1928年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上特别指明的。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因为革命的任务，只有用武装暴动和推翻现存政权的方法才能解决’（同上决议）。”
为了实现这一主要任务，王明提出必须纠正下列三种“错误倾向”：
1.“原则上反对暴动的倾向”。“在目前状况之下，不仅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如‘民主社会党’或所谓‘中华革命党’……等）的领袖们的头脑里充满了这种倾向，也不仅一部分落后的农民和不觉悟的工人的心房里荡漾着这种思想，就是在我们共产党员的队伍中有很少数的分子也不免沾染了这种毒素。”“坚决的反对这种倾向是暴动的指导者，真正同情暴动者及每一个革命战士的基本任务！”
2.“儿戏暴动的倾向”。“一部分在农民区作指导工作的同志，迷恋着零碎的必遭失败的游击战争，而不注意把运动准备扩大到广大的范围（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这种儿戏暴动倾向的来源有两方面：一方面由于一部分同志毫无忍耐的革命情绪，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对于客观环境的估计不正确，他们以为可以继续暴动到很久的岁月。”
3.“过于重视军事行动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倾向”。
（二）游击战争要服从于城市武装暴动。
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决议上有一条说：“党在指导各地农民自发的游击斗争时，应注意到：只有使这些斗争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联结的条件之下，才能使这些单独的暴动变为总暴动的出发点。此处党应明了自身主要的任务，在准备使城市与乡村或邻近各省共同联络出动，并在一广大范围中组织与准备这种动作。因此，便须与过于重视散漫不相联络的必致失败之游击争斗的倾向奋斗（这种危险以见于湖北、湖南及其他等地）。”“我们应当把这种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联贯起来。”
对于王明在序言中表述的观点已经不必再加评论。因为序言中无论正确的观点还是错误的认识，都是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已经表述的意见。读者们倒是可以从王明的论述中看出，这位“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确实是“百分之百的”宣传共产国际的决议，确实是把共产国际决议作为绝对准则，这是我们这位传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行动上一贯表现的特点。
1928年，王明理论上的兴趣似乎主要集中在武装暴动问题上。继为《武装暴动》写了长篇序言后，11月17日下午5时，王明又完稿了一本四万多字的小册子：《广东暴动纪实》。
这本小册子分引言、暴动前的中国和广东、暴动经过、暴动后的白色恐怖与革命影响、结论五个部分。
在引言部分，王明开篇就用一段优美的文字极富鼓动性地对广州起义进行了赞扬：“在共产党宣言公布的七十九年后，在‘巴黎公社’斗争的五十六年末，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同声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的欢欣鼓舞中，在以老大落后著名的中国的领土内，在帝国主义、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老巢，同时又是民族革命及工农运动的策源地的广州城里，于1927年12月11日上午3时30分爆发了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为创造苏维埃政权的工农兵联合大暴动！这一暴动公开的告诉全世界人们：共产主义这个‘怪物’已经不仅是在欧洲徘徊着，他已吞噬了落后的远东大陆；夺取政权这种‘艺术’，已经不仅是巴黎工人具有决心去进行的事业，他已成为了‘文化落后’、‘还不够管理国家的程度的民族’的‘伙计’、‘苦力’们的直接行动；苏维埃这面旗帜已经不仅飘扬在占地球六分之一的面积的旧俄领土上，他已变成了几千万中国劳苦群众解放斗争的红色目标！”
这本《纪实》，主要的篇幅用来阐述广州暴动的过程及暴动前后的情况。王明在小册子最后的“附注”中写这：“本文的材料，虽是在半个多月之内，经过好几个朋友的帮助收集来的。但还总感觉到不充分，以后得到更多的和更精确的材料时，当再行将本文修改和补充。”但今天看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小册子收集的材料还是比较多的，尽管某些材料不够确切，但仍可以看出王明对广州暴动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王明对广州暴动的基本认识，体现在小册子的最后一部分结论之中。
王明提出如下的结论：
1.广东暴动是整个中国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特别是广东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免的而且必要产物。
2.广东暴动在客观上虽然是中国革命失败过程中之退兵一时的战斗，但它是中国工农群众为保持革命胜利的必要的英勇的尝试，同时使革命深入到直接为创造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阶段。
3.广东暴动参加的社会基础虽比较不广阔，但暴发源于群众英勇斗争，群众为拥护它的胜利而争斗到最后一滴血；它毫无疑义的是群众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既不是什么“军事投机”，更不是什么“盲动”。
4.广东暴动在落后的殖民地国家中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使整个世界革命发展的过程，向前推进一步。
王明对广州暴动的四条结论，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广州暴动之后发表的决议和声明中阐明的原则是一致的。可是，王明在结论中关于广东暴动失败原因的阐述，也是当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广州暴动失败原因的总结观点，但这些总结中都一致的没有提到起义部队占领广州后，应当果断地撤出广州，到广大的乡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因为无论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共产国际还是王明，都坚信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是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
结论中最后宣称：“广东暴动是失败了！然而，它是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第一幕：在最近将来新的革命高潮当中，中国工农一定能够体会巴黎公社广东暴动等失败的教训，和用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按照共产党宣言指示出的斗争方法——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推翻中国的一切反动力量的统治而代之以工农兵代表会议的苏维埃政权！没有1927年12月广东苏维埃革命的大演习，便不会有最近将来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总胜利！失败的广东暴动，只是最近将来胜利的全中国大暴动的预演！”“中国革命不胜利则已，胜利一定是‘中国十月’的胜利！”
结论认为“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全中国大暴动”和“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总胜利”即将实现。这些“左”倾盲动的论调，发明权还不是王明。
1928年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按照斯大林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正式提出了从1925年起就开始酝酿的“第三时期理论”，并把这个“左”倾盲动的理论写入了《共产国际纲领》之中，作为共产国际指挥世界革命的理论依据。
“第三时期”理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革命划分为三个特定的时期：第一时期从1918年至1923年，是资本主义制度陷于严重危机，无产阶级采取直接行动的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923年至1928年，是资本主义局部稳定，资本主义经济恢复，无产阶级继续斗争的时期；第三个时期从1928年开始，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日益发展，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断尖锐化，无产阶级开始进行直接革命时期。“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增长，帝国主义的内部和外部基本矛盾迅速加剧，从而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导致大规模的阶级冲突，导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的革命高潮发展，导致殖民地伟大的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时期”。
“第三时期”理论虽然在当时对于动员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起来革命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这一理论的根本错误，在于夸大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及其矛盾尖锐化的程度，从而要求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向帝国主义及其各国反动统治阶级实行全面进攻。这样，共产国际在“第三时期”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条“左”倾的“进攻路线”，并要求各国党不顾本国实际情况一律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