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22日，北平市人力车夫、清道夫、大车夫、工程队、沟工队等6万多工人群众，反抗国民党政府的剥削压迫，在西单、西四、天桥、东单、东四、北新桥、总布胡同等地同时举行游行示威，捣毁电车50辆，打伤工贼数人，但遭到军警残酷镇压，工人被屠杀30余人，打伤数百人，拘捕1600余人。王明为此撰写了《六万劳苦群众的武装斗争》一文，坚决支持与声援北平的斗争，谴责北京军警野蛮的镇压行为。
王明在这些文章中，对国内、国际的工人斗争给予支持，这对当时工人运动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他在这些文章中又散播了一些“左”倾错误观点，特别是不讲条件地大肆鼓吹工人城市武装暴动，加剧了党内日益增长的“左”倾错误。
（一）对工人运动提出过高的要求
王明仅从唐山工人来信中，了解了一点唐山五矿工人的情况，便写了《唐山五矿工友的斗争》一文，向唐山工人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
当时，唐山赤色工会的斗争基础，王明也承认不如黄色工会，“赤色工会的基础还不十分宽广和巩固”，“五矿工人代表会，还是雏型的组织，事实上还未能形成五矿工人的总的领导机构”。可是，他给唐山工人规定的任务却是：“促成这一总斗争的爆发”，“并联系到反国民党、反军阀战争、反对进攻苏联的一般政治任务”。他认为，唐山“五万矿山工人的总斗争爆发起来，不仅可以掀起北方职工运动的新高潮，一定还能鼓起全国工人阶级更加兴奋作战的情绪，一定更能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到来”。
可是，当时仅仅凭着唐山工运的如此基础，怎样能促成总斗争的爆发呢？而且还要求他们联系到“反对进攻苏联的一般政治任务”。王明向唐山工人提出的要求是主观主义的，完全脱离工人斗争实际，似乎他的任务就在于提出目标，至于目标能否实现则并不重要。
（二）要求工人阶级把反对资产阶级作为革命任务
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中国的资产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对中国的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否则，就要犯错误。
可是，王明却认识不到这一点。
王明曾去过江苏省委训练班，在那里与一位受取消派影响的工人谈了一次话，回来后写了一篇《与一个工人同志的谈话》，提出：“我们现在的革命，一定要反对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投降帝国主义，妥协了封建军阀，成为中国反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它剥削中国工农，压迫中国工农，屠杀中国工农，与帝国主义、买办、军阀、官僚、豪绅一样的残酷。现在阶段中国革命任务的完成，只有在同时彻底反对中国资产阶级条件下，才能做到。”
王明不仅把中国资产阶级看成是革命对象，而且把反对资产阶级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
他说：“我们现在的革命，绝对不是为了要使资本主义发展”，而且还“要像没收地主土地一样，没收资本家财产”。
王明要求工人阶级把反对资产阶级作为革命任务，并没收其财产，这是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的“左”倾错误，也是党内连续几次“左”倾错误的共同行为。
（三）鼓吹上海工人搞“第四次暴动”
上海是中国产业中心，上海的工人阶级也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北伐战争期间，上海工人曾经连续三次举行武装起义，谱写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壮观的一幕。但上海工人乃至全国各地工人的武装起义绝非毫无条件，武装暴动必须具有客观依据。王明却并不顾及实际的可能。他认为：“武装暴动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中国革命中的一切根本矛盾。只有以武装暴动推翻现存政权的方法，才能解决。”（《第三次暴动与“第四次暴动”》）。
王明所说的武装暴动，并不是指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而是指中心城市的工人武装起义，即“广州暴动”式的道路。他在《第三次暴动与“第四次暴动”》一文中，鼓动上海工人群众搞“第四次暴动”。说：“国际的与中国的革命形势，都使工农兵武装暴动的任务日益逼近。所以，对于正准备着干武装暴动的全中国的工人阶级——特别是时时准备干所谓‘第四次暴动’的上海工人群众”，必须积极行动起来。
王明是武装暴动的积极鼓吹者，他最崇拜的是广州暴动，认为“广州暴动明显的表示中国无产阶级已走上国际革命运动的前锋，推动了全世界劳苦群众解放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广州暴动建立了广州公社，更具有法国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气味。对于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光辉一页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由于是“国产的”，王明并不推崇。他在《第三次暴动与第四次暴动》一文中，大谈其错误，认为应吸取教训，学习广州暴动经验，搞好第四次上海武装暴动。
王明认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有五大错误：
1.“上海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只是成了响应北伐军的军事行动”。
当时，国民革命的中心任务就是进行北伐战争。上海工人配合这个中心任务，进行武装起义夺取上海，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重大功绩，也是起义能够成功的重要条件。王明以“城市中心论”的标准来剪裁，则成了不可原谅的错误。
他认为，当时革命应以上海工人武装暴动为中心任务，而北伐军应是配合工人起义，而不是上海工人武装暴动配合北伐军，由此得出了上海工人配合北伐军起义是错误的这个今天看来莫名其妙的见解。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教条主义者的一个悲剧，他们虽然能够娴熟的抄写马列主义理论，但一遇到实际问题则显得那样苍白无力，不合情理。
王明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城市中心论”者，俄国革命的模式牢牢控制了王明的思维空间。只有与俄国模式相同才是正确的，否则一切都不可取，这是王明直到离开人世时也没有放弃的一个“真理”。
2.“只打倒了旧直鲁军阀统治，没有准备继续打倒一切反动统治的工作。”
中国革命的任务，无疑要打倒一切军阀。但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为了减少革命阻力，争取起义胜利，只提出打倒最主要敌人旧直鲁军口号，不仅不是错误，而且正是起义胜利的保证，是很有策略性的口号。由于两个星期后，工人运动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镇压，没能完成“继续打倒一切反动统治的工作”。
但是，王明并不管这些具体情况。在他看来，革命的最终任务也就是当前直接的任务，是可以在任何革命阶段都实行的任务。上海工人在武装起义时就应该提出“打倒一切反动统治”的任务。至于这样实行了能否有起义的成功，就并不是王明的任务了。
3.“只占领上海的中国界，未曾与帝国主义统治起直接冲突”。
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中国革命无疑必须打倒帝国主义。但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第一次起义只组织了130名武装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组织了5000名武装纠察队。如果用这些工人武装既去打军阀队伍，又去冲帝国主义租界，如何能够成功？当时的作法正是集中力量，争取革命胜利的必要措施。但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王明眼里，这种很简单的策略常识倒成了革命不彻底的表现，成了应当吸取教训的错误。
4.“成立了一个依赖大资产阶级的上海临时市政府”。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立即召开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了上海特别临时市政府。这个临时政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产生的，半数以上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同时选举工、商、学各界代表参加，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举措。问题在于这个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委员拒绝参加政府工作，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又只注意邀请他们参加，迁就这些资产阶级委员，致使政府工作停顿，没有发挥出革命政权作用。
尽管如此，上海特别临时市政府仍是在党的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表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压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王明的所谓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后“成立了一个依赖大资产阶级的上海临时市政府”的说法是极不客观的而是极其错误的。
5.“临时市政府在它存在的两个星期中，对于上海广大劳苦群众的紧急问题（工资、工时、改良待遇、住房、税捐、政治自由等等）一个也没有解决”。
要求只存在两个星期的上海市政府解决这么多问题，还是过于苛刻了。
我们不否认王明当时真诚的革命愿望，但如果上海工人按照王明的总结去克服第三次起义当中的这些“错误”，那么，不但起义必然失败，恐怕连起义能否发动都是问题。
七、剖析新军阀混战
军阀统治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现象。封闭的自然经济和落后的交通状况造成了一个一个地区的相对独立，为划地为界的军阀统治创造了条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寻找代理人的侵略政策又促进了军阀统治的生长。因此，现代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统治。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在完成这一任务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可是，1927年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以后，蒋介石建立的仍然是新军阀统治。而且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以后，新军阀混战的战火又重新燃起。宁汉合流的庆宴还未散尽，又发生宁汉对立，接着兵戈相见。1928年国民党新军阀各派整整打了一年，最后以蒋、冯、阎、桂四派军阀联合战胜奉系张作霖而暂时告终。但不久，他们为了争夺中央政权和扩充各自地盘，又于1929年爆发了连续不断的混战。
1929年1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和江浙集团的支持下，在南京召开全国编遣会议，决意实行全国“裁兵”。这实际上是蒋介石以中央名义来削弱其他各派军阀的兵力，扩充自己武力的重大步骤。这个措施一公布，就遭到各派军阀的反对，军阀混战又起。
1929年3月，为争夺两湖地区的蒋桂战争爆发。到4月蒋军控制两湖，粤军进占广西，桂系败北。1929年10月，冯玉祥的西北军又与蒋军开战。到11月西北军又兵败退回陕西。1929年12月和1930年1月，蒋介石又接连战胜张发奎和李宗仁的“张桂联军”以及唐生智等组织的“护党救国军”，再次取得军阀战争的胜利。
王明在沪东区委和《红旗》报工作的1929年，正是国民党新军阀激烈混战的一年。针对波及全国的军阀战争，他在《红旗》报上，先后发表了《“西北问题解决”后》（1929年12月4日，《红旗》第59期）、《军阀战争与取消派》（1928年12月18日，《红旗》第62期）、《没有一个好东西！》（1929年12月20日，《红旗》第63期）、《为那一种“民主政治”而战？》（1929年12月25日，《红旗》第64期）、《阎张等通电后的政局》（1929年12月28日，《红旗》第65期）。《1929年的中国》（1930年1月1日，《红旗》第66期）、《“狐狸尾巴都露出来了”！》（1930年1月4日，《红旗》第67期）、《军阀战争的“成绩”》（1930年1月11日，《红旗》第69期）等8篇文章，反对国民党统治和军阀混战。
在这一系列的剖析军阀混战的文章中，王明也有较深刻的论述。
（一）指出了国民党新军阀政权的反动性质
毛泽东在1928年10月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
王明对国民党新军阀政权性质的认识也是清楚的。
王明在《1929年的中国》一文中，列举数字证明国民党政权对外投降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经济命脉。他还论证了1929年的中国工人、农民、贫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种种事实，得出结论说：“国民党已经纯粹是大军阀、大官僚政客、大地主、大资本家、大买办、大豪绅，大流氓的集团了。”
（二）分析了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性质和原因
怎样看待混战不休的国民党新军阀战争的性质呢？新军阀作战双方，都宣传他们是“革命与反革命”之战，是“实行统一与破坏统一”之战，都骂对方是“反革命”、“反动势力”。当时，一部分群众相信了他们的宣传，认不清军阀战争的性质。
王明针对这些模糊认识，指出：“军阀战争的作战双方，都是反革命的，绝没有丝毫的革命意义。”（《军阀战争与取消派》）他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都是资本家、地主、买办的保护人，都是工、农、兵、贫民、革命学生的死对头”！“无论谁胜谁败，吃苦的只有广大的工农兵贫民群众！军阀混战的结果，只有使广大劳苦群众冻死、饿死、累死、杀死、轰死！”（《没有一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