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当时虽然仅是《劳动》三日刊的编辑，但他撰写的《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比李立三的文章还长，达19000多字，共分九部分：
1.军阀战争普遍全中国；
2.目前军阀混战的特质；
3.战争的结果与前途；
4.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具体内容；
5.力争实现革命首先在主要数省甚至一省胜利的前途；
6.加紧反改组派的斗争是反军阀战争的胜利的主要前提；
7.加紧反对军阀制度与军阀战争的忠诚拥护者——取消派，是实行反军阀战争的彻底策略中的主要工作之一；
8.加紧进行反对各种右倾倾向及对右倾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是目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之一；
9.加紧各种主要工作，争取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
研究中国共产党这个时期的历史不能不研究李立三与王明这一时期的关系；研究李立三与王明的关系又不能不看这两篇同时发表的文章中阐述的观点。
尽管两者身份不同，阐发的角度不同，论述的侧重不同，问题的详尽不同，但是，这两篇文章都是用“左”倾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革命形势，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都是这个时期“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作。
对于这两篇代表作进行扼要的分析，对于了解王明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以及认识王明后来反对立三路线的实质，是很有意义的。
（一）认为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是国民党统治危机崩溃的表现
李立三和王明都认为，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特别是正在进行着的蒋、冯、阎大战，是中国政治经济危机尖锐化的表现，是国民党统治危机的表现，是国民党统治临近崩溃的表现。
李立三说：“现在是军阀混战日益扩大，统治阶级的统治力量日益削弱的形势，经济与政治的恐慌更加严重的形势。”“全国的统治阶级无疑的都在日趋于崩溃。”
王明也说：“此次军阀混战是整个世界及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尖锐化的具体表现。”“此次战争的结果是使中国过去一切统治方式（自北洋军阀至国民党）完全宣告破产，使中国各派统治阶级都加速崩溃。”
国民党新军阀战争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当时尚未发展到根本动摇国民党统治的地步。事实上国民党统治并未“崩溃”：蒋介石通过中原大战，战胜了阎、冯、桂各路反蒋势力之后，国民党继续又统治了中国20年。李立三、王明在当时就认为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呈现“危机”和“崩溃”，是对于形势分析的盲目乐观，也是当时采取“左”倾政策的重要原因。
（二）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
李立三、王明都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促使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目前，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
李立三在文章的开头就说：“现时革命斗争的发展日益接近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已经无疑义的正在成熟。”
王明也说：“在革命高潮来到之时”，“目前国际革命形势及中国革命形势的日益完备高潮条件”已经成熟。他还批评了看不见“高潮条件”成熟的右倾观点。认为国民党统治趋于崩溃，自然要得出革命高潮已经逼近的结论。
实际上，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就一直处于低潮。直到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才真正出现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这时的1930年，白区仍处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中，工人运动虽有恢复和发展，也仅仅是开始复兴。新军阀混战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但并没有形成全国革命的高潮。李立三和王明认为军阀战争促成了全国革命高潮，是在对形势盲目乐观的基础上产生的虚幻结论。
（三）认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目前已摆在党的面前
革命的任务是依据对于形势的分析制定的。王明和李立三都认为，既然国民党发生了统治危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党的任务就是领导工农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
李立三说：“现在革命的发展，无疑的是日益接近着新的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因此，加紧武装暴动，准备并促进这一新的高潮到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建立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
王明文章中的标题就明确指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具体内容。”他说：“我们不是空喊‘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国民党’，而是以工农兵武装暴动根本推翻现存政权而代之以苏维埃的统治。”
坚持武装夺取政权是对的。但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提出武装暴动的任务，只能导致革命的失败，犯冒险主义错误。
（四）认为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条件已经成熟
李立三、王明都是按照俄国十月革命首都工人武装起义的模式指导中国革命的。但是，他们又清楚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首都工人武装起义难以夺取全国政权。于是，又提出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问题。而且认为，起义条件已经成熟，应当作为党的总战略和总任务。
李立三说：“根据中国的经济政治的条件，在全国革命高潮下，革命有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准备全国革命的胜利的任务之下加紧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建立全国政权，已成为党的目前的总的战略。”
王明在文章中，把“力争实现革命首先在主要数省甚至一省胜利的前途”作为标题。他说：“首先在数省甚至一省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前途，日益证明有实现的可能。”“随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否认了中国革命有首先在几省甚至一省胜利的可能的前途，实际上是延缓和放弃了全中国革命的胜利！”
既然要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那么，突破口选在哪里呢？
王明在文章中明确指出：“首先在数省甚至一省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前途，日益证明有实现的可能；同时，根据种种客观条件的关系，指出武汉及邻近各省有最大的可能。”“力争革命首先在武汉及其邻近各省胜利的前途加速实现，……不仅是武汉及其邻近各省的工农群众的紧迫的任务，而是全中国工农群众的迫切任务。”
李立三在文章中没有具体提到武汉问题。但是，王明的观点仍是来源于李立三实际主持的中共中央。因为1930年2月26日，在李立三的主持下，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布了《中央通告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其中写道：“目前革命形势的发展，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特别是武汉及其邻近的省区，表现着更多的可能。”
王明就是据此作出了“武汉及邻近各省有最大的可能”的论断，只不过是把《通告》中的“更多的可能”改成“最大的可能”，表现出王明对于在武汉首先胜利的更大信心。
首先夺取武汉的胜利，不久被李立三变成了实际行动。李立三、王明的文章发表后不到一个月，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央制定了组织武汉中心城市武装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武汉等中心城市的计划，豪迈地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此后，他们发动武汉工人暴动，调动红军进攻武汉，结果均遭失败。
（五）鼓吹城市中心论，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此时，李立三、王明关于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争取首先在一省与几省的胜利，实现以武汉为中心的首先胜利等主张，都是按照“城市中心论”的模式做出的。由于毛泽东等人已从实践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所以不合中国国情的“城市中心论”，在实践中遭到了党内同志一定程度的抵制与反对。
李立三和王明为了贯彻“城市中心论”，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进行了激烈批评。
李立三明确说：“只有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涌现了工人斗争高潮……才能动摇统治阶级的根本，才能领导各种革命势力汇合起来，进行夺取全国政权的武装暴动。”“没有中心城市、产业区域，特别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群众的罢工高潮，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政权胜利。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有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观念。”
李立三还形象地比喻说：“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他们的四肢，可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置他们最后的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争斗，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激烈争斗——武装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