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7月3日至19日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十次全会，通过了《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当前任务提纲》。其中强调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各国共产党的主要危险”，特别提出“在各殖民地的共产党中也必须加强反右倾的斗争”。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都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各国共产党的主要危险”，联共（布）和其他共产党又都开始了反右倾的斗争，这自然成了王明这位教条主义者大反右倾的依据。他把共产国际关于“各国共产党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指示硬搬到中国党内，硬套在李立三的头上，大反“立三路线”的右倾。
1930年11月，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中说立三路线“不过是用假冒的‘左派’空谈遮盖着自己的消极性，而在实质上却是机会主义的立场”，王明马上在《两条路线》小册子中，增添了“以‘左’倾词句为盾牌的以立三为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跟在共产国际的后面亦步亦趋，大反“立三路线”的右倾。
其次，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浓厚的反右倾倾向。
中共六大制定的路线是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反对“左”倾盲动主义。但是，随着共产国际反右倾的发展，中国党也把右倾作为最重要的危险加以反对。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共产党书》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内盲动主义在过去一年中已经失去了它发生的基础，强调“在现在的环境之下的特别危险是右倾”。于是，1929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决议中就强调：“党内政治斗争之主要方向是反对右倾，反对机会主义的复活”。从此就一直强调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逐步形成了“左”比右好，“左”是革命而右是不革命的观念。
这个时期，党的文件在论述党内错误倾向时，都把右倾作为主要危险，都把反右倾作为党的主要任务。李立三和王明“左”倾路线，也都是在反右倾的浪潮中逐步形成的。
“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都是“左”倾路线。虽然“王明路线”在某些“左”倾冒险的作法上有所收敛，但在实质上比“立三路线”更“左”。用王明的眼光看立三错误，自然也就要得出“立三路线”是右倾的结论。
（二）大批瞿秋白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
只有全盘否定瞿秋白和六届三中全会，王明才能上台夺权。因此，批判瞿秋白和六届三中全会，是《两条路线》的另一个重点。
1.全盘否认瞿秋白和六届三中全会在纠正“立三路线”中的作用。
王明在《两条路线》中，也承认“三中全会在血的教训和事实打击下，同意了国际指令的某些部分，停止了全国暴动的行动，取消了总行委及各级行委的组织，承认国际指出党目前两方面（苏维埃区域和反动统治区域）任务的方针”。可是，他又借口维它（即瞿秋白）同志在三中全会对于反列宁主义的立三路线采取了拥护和调和的态度，所以在中国革命各个根本问题上及目前策略问题上，都不能按国际路线来决定；而且或明或暗地继续了“立三路线”，一笔抹煞了瞿秋白和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的积极作用。
《两条路线》攻击三中全会“继续立三路线”，“犯了严重错误”、“反国际路线”。实际上，就在王明写《两条路线》前夕的1930年11月13日，王明与博古在联名给中央的信中，还承认“三中全会有重大意义”。王明只不过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变换腔调罢了。
2.夸大瞿秋白和三中全会在对待“立三路线”问题上的调和错误。
毋庸讳言，瞿秋白和三中全会的确对“立三路线”的严重危害缺乏足够认识，对“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也没有清算和纠正，仅仅把“立三路线”的错误看成策略上的错误。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评价的那样：“表现了对立三路线调和妥协精神”。
王明在《两条路线》中，抓住了瞿秋白和三中全会的某些错误，而且竭力夸大，肆意攻击。说瞿秋白等“在拥护立三错误路线的原则下来继续立三路线”；“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变成掩护立三路线的产物”。
人们只要认真地客观地看看三中全会的决议，不难发现它并不是一个拥护立三路线的决议。尽管它有某些认识不够的地方，但它的基调是批判“立三路线”错误的，主要精神是纠正“立三路线”，而不是什么拥护“立三路线”和坚持要继续“立三路线”。
3.揭露瞿秋白与三中全会所谓“反国际路线”。
王明在批判瞿秋白与三中全会调和错误时，专门列举了“维它同志等反国际路线的两件显明事实”。
第一件，瞿秋白起草的三中全会决议中把拥护国际决议内容放在第二部分。
王明指责说：“维它同志起草的三中全会决议并未表示接受最近国际执委对于中国问题的全部决议案。”其表现是，布尔塞维克党一般通例都是把拥护共产国际决议放在开头，而瞿秋白起草的三中全会决议却放在“决议第二部分”上。因此，他结论为：“这充分地表明维它同志等对于国际决议采取了不容许的不诚恳态度。”
三中全会决议中明确写道：中国事变“确切证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估量完全正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的这种指示”。但在教条主义者王明的眼里，把拥护共产国际决议放在第二部分，这就是违反了布尔塞维克党的“一般通例”，也就是不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
看来，教条主义者的思维方式确有一套固定不变的逻辑。
第二件，瞿秋白和三中全会认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路线是一致的。
《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写道：“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一致的。”王明认为，这是“尽量否认中央政治局内占领导地位的曾经有过以立三为领导的反共产国际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一口咬定国际与中央路线是完全一致的。”这“是把两个绝对不一致而且相反的东西，强词夺理地说成一致”。
共产国际与“立三路线”及三中全会的关系，既不像三中全会决议所说的那样完全一致，也不像王明所说的那样绝对不一致。事实上，两者既有一致的地方，又有不一致的地方，呈现出一种交错复杂的情况。
“立三路线”是在共产国际路线的指导下形成的。所以，李立三多次讲，他与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又不同意立三的冒险计划，即马上举行全国总暴动和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不同意组织总行委等等。所以，一直不批准6月11日决议。
当瞿秋白和周恩来在莫斯科同共产国际讨论“立三路线”时，共产国际并未指出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问题，对立三错误的批评也不严厉。瞿秋白和三中全会正是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的基调来纠正“立三路线”的。因此，不能说瞿秋白与三中全会不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决议，更不能说是反国际路线。
共产国际正式给立三错误定性为路线错误，认为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是在十月来信中作出的。王明也正是按照十月来信精神攻击瞿秋白和三中全会是反国际路线。
我们姑且不管十月来信的正误，这种不管国际路线的变化而用三中全会闭会两个多月以后收到的国际来信来批判三中全会的作法，就是不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
4.谴责瞿秋白等人对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态度。
中共中央1930年11月16日正式收到共产国际来信后，极为重视，立即进行了传达讨论。1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国际来信和“立三路线”的问题。中央政治局表示同意国际来信的看法，承认立三犯的路线错误，指出三中全会虽纠正了“立三路线”，但未有揭露其路线错误，采取了调和态度。
根据这次会议决定，会后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同志书——为反对和肃清立三同志路线的问题》。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又公布了《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即11月补充决议），发表了《反立三路线的讨论大纲》。12月9日，中央再次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紧急会议的决议》。
在这些决议和文件中，中共中央表示接受共产国际十月来信，指出从6月到8月期间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是路线错误，主要应由李立三负责，同时也承认三中全会采取调和态度。
可是，王明对中央的态度仍不满足，硬逼着瞿秋白和中央承认“三中全会上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和曲解国际决议的方式下继续立三路线的反国际路线的错误”，“直到国际最近来信时，他们又作出这样掩护立三路线的决议，他们是自觉地对立三路线调和投降，是立三路线拥护者。他们极力企图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下来调和和继续立三路线”。
王明还不承认李立三在三中全会上检查过自己的错误。三中全会决议说：“立三同志在三中全会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王明认为这是为立三掩盖错误。他咒骂李立三在三中全会上的检查，“是一个乡下的臭讼事在县公堂上搬弄字句”，实际上王明自己恰好是一个最爱搬弄字句的人。
（三）提出新的“左”倾路线的理论与纲领
王明在《两条路线》中，不仅批判“立三路线”和瞿秋白与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而且全面系统地阐发了自己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和主张，提出了在新的形态下“左”倾路线的理论与纲领。
1.提出新的“左”倾路线的理论根据。
王明所提出的新的“左”倾路线与“立三路线”同属一类，但他比“立三路线”更有理论，形态更完备。他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转变等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左”的主张。
中共历次代表大会都指出，中国现时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王明在《两条路线》中，却只提是半殖民地国家。他在论述“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时说：“首先必须正确了解和认清中国经济的性质。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
王明不提中国是半封建国家，并不是疏忽，从他大批李立三的“中国经济主要的只是封建经济和半封建经济”的理论就可知，他根本不承认封建经济在中国社会的优势地位，而是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
王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半殖民地国家”理论，为其在中国革命进行中反对资产阶级、夸大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等一系列“左”倾主张开辟了道路。
在“半殖民地国家”理论指导下，王明又认为中国民主革命不是两大任务，而是三大任务，即反帝反封建反资。他说：“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取得彻底胜利。”“现在阶段革命之所以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性，是因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因此，他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封建余孽的斗争，反资产阶级的斗争。”
既然革命的对象包括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也就被王明大大缩小。王明在《两条路线》中提出：“中国现在革命阶段的革命主要动力是：工人阶级、雇农和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军，加上城乡的广大的半无产阶级成分和小资产阶级的下层”。
王明在这里不仅把民族资产阶级一脚踢出了革命动力的行列，而且甚至把上层小资产阶级也赶出了革命的队伍。
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的六大再次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看法也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认识，因此，王明在口头上也讲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但他又提出：“现在阶段革命之所以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性，是因为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实际上是否认了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超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
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进行。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又是相互连接的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王明在《两条路线》中，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对资产阶级的意义，夸大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从而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急于进行革命转变。甚至提出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胜利，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陷入“左”倾的革命超越论。
王明在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任务、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转变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左”倾主张，形成了一条形态完备的“左”倾路线，将把中国革命引向更加危险的境地。
2.规定新的“左”倾任务。
王明在《两条路线》中，不仅阐发了新的“左”倾路线的理论根据，而且以新的“左”倾观点估计时局和规定党的任务。
王明认为：“从全国形势一般看来，新的革命运动的高潮日益增长，实在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当前“统治阶级的统治日益削弱而走向破产的道路”，“在全国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生长和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下，直接革命形势，最近首先可以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