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等人是一些留苏回国的青年学生。虽然他们曾在莫斯科读过一些马列的书，学过一些书本知识，但却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严重脱离革命实际和群众。他们回国后，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这么多马列主义书还不能治中国。自以为了不起。”可是，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他们的弱点很快暴露，如王明被捕后的表现，使他在党内威信大大下降。
党内出现反对三中全会的浪潮后，准备上台的王明也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群众基础差。于是，王明首先采取了联合何孟雄、罗章龙等人，企图借他们的威望和力量共同反对三中全会和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的策略。可是，自从米夫来华给他打了强心剂后，王明对自己上台掌权已有把握，觉得只要有共产国际支持就够了，再用不着去联合何孟雄、罗章龙等人共同反对瞿秋白的“调和路线”了。可是，这些人资格老、威望高，群众基础好，已成为自己上台的竞争对象或主要障碍。于是，米夫来华后，王明立刻放弃召集紧急会议的主张，马上变为坚决要求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并翻过脸来打击仍坚持召集紧急会议的何孟雄、罗章龙等人。
为了改变王明等人在党内威信不高、舆论不好、群众基础差的形象，米夫为王明大造舆论，竭力把他树成“国际路线忠实代表”、“反立三路线”和“反调和路线”的“英雄”。同时，王明也拼命活动，使劲地要把反“立三路线”和反“调和路线”的头功抢到手里，把“国际路线忠实代表”的桂冠戴在头上。
12月14日，王明在《实话》第3期上发表《立三路线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一文，首先把反“立三路线”和反调和派，抢先公开捅到全党，为推翻三中全会及其中央作舆论准备。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示是无法拒绝的。在米夫的压力下，中央政治局于12月14日召开会议，接受了米夫的建议，决定将计划召集的紧急会议改为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在米夫的指示下，发出了《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决议》说：“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中，韶玉等四同志反对此观点，是合乎国际路线的观点，认为韶玉等四同志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显然是很大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当时因为赞助与执行立三路线的缘故，竟因韶玉等四同志批评中央的路线而妄加他们以小组织的罪名，给韶玉同志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给其他同志以最后严重警告，这显然是更不正确的。”“现在除正式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外，并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韶玉等四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斗争的责任。”
此时中央也认识到立三路线和六届三中全会对何孟雄同志的打击与处分是不对的，因此，12月16日会议也作出了《关于何孟雄问题的决议》，认为“何孟雄政治意见书一般是正确的，是合乎国际路线的”。并宣布取消对何孟雄同志处分的决定，并决定公布何孟雄的意见书。
米夫为了使王明上台，就得否定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只有逼迫中央领导人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才有可能使他们让出领导岗位，为王明上台扫清道路。于是，在短短时间内，米夫依靠共产国际的权威，迫使党中央全盘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指责，并向全党宣布自己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中央政治局现在公开承认这些错误，并暴露这些错误于全党”。
1930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第九十六号通告——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表示“中央政治局在接受国际这一指示下，深刻的检查自己过去的工作”；承认“国际来信又彻底的揭发立三路线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方针和危害党的实质”；“立三路线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着右倾的消极”；承认三中全会“站在调和主义立场上”，“调和主义的中央所领导的全党工作仍然重复与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在11月25日，12月9日两决议案中，在中央告同志书中还是保持着调和主义的态度”。因此向全党宣布：“三中全会的决议与最近两次补充决议及告同志书是不能领导全党执行国际路线进行反立三路线的斗争的”，必须“产生新的政治决议来代替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
第九十六号通告还表示：“为要保障国际路线与反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的彻底的执行，党内应实行改造……改造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引进积极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
中央九十六号通告屈从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压力，曲解了“立三路线”的真正实质，夸大了三中全会及其中央的错误，完全否定了三中全会的积极作用。尽管如此，王明等人还是抓住不放，分别以江苏省委和团中央的名义，通过了反对中央九十六号通告的决议，批判它的三个错误：
第一，没有宣布立三路线破产；第二，把反立三路线的斗争，说成已经是两条战线的斗争，没说成反右斗争，这就在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面前，解除了党的武装；第三，对中央转变到国际路线的过程为何一字不提。
王明等人对中央态度的指责，确实显示出他们在党内斗争中的穷追猛打精神。
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对待犯所谓“调和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瞿秋白，也不是采取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而是运用批判斗争的方法，使他威信扫地，无法工作，早日下台。
不过，米夫也深知，这些中央领导人在党内有相当的威信和群众影响，在党内具有重要发言权。为了在中国党内贯彻国际路线，并使王明顺利上台，还需要他们的支持与帮助。因此，还不能把他们全部撤掉。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同意执行国际路线，支持王明上台，大多数人还可以考虑保留他们在中央的职位。所以，米夫采取了又打又拉的手段。对于当时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向忠发，虽然在“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时期也都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但米夫扶植王明上台也还需要这位名义上的总书记，因此，米夫说他是工人同志，有问题可以原谅，把其错误一笔勾销。当然，条件是他必须忠于国际路线，跟随米夫支持王明上台。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曾和瞿秋白共同回国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被认为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米夫认为需要利用周恩来的威望和工作能力，所以对周恩来也采取了拉的政策。周恩来也本着“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原则，表示忠于共产国际，支持米夫。
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江南省委书记的李维汉回忆说：“本来我是主张同王明等人斗争的。后来共产国际代表来了，说他们是正确的，我的态度就转变了……既然共产国际来人了那还有什么说的。”
米夫把王明树立成“反立三路线的英雄”和“国际路线的忠实代表”，又争得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后，就马上借口应该提拔“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的干部，通过中共中央同意，于12月25日，任命王明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博古为团中央宣传部长，为他们最后取得党的领导权进行组织安排。
江苏省委在三中全会后，改组为江南省委，管辖上海和江苏、浙江、安徽几省。据当时江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回忆说：“1930年12月22日，江南省委又进行部分改组，我即离开了江南省委，准备去莫斯科学习。改组后的省委常委成员是：王克全（代理书记）、何孟雄、夏采曦、许畏三、沈先定、陈资平、蒋云。江南省委的改组，因没有实现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要安排王明等的意图，受到米夫的干涉而很快流产，省委工作陷于瘫痪。后来在米夫操纵下，中央于12月25日决定委派王明担任改组后的临时江南省委书记，博古为团中央宣传部长，这就为王明等人取得中央领导权在组织上作了准备。”
王明一上任，首先打击何孟雄。何孟雄从1927年9月到江苏省委工作以来，先后担任过江苏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省委常委、农委书记等职，是江苏省委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江苏省委有很深的影响。王明深知，如不把何孟雄打下去，就难以在江南省委站住脚根。
12月底，王明以讨论中央九十六号通告为名，由省委出面召开一次扩大的上海产业和区委书记列席会议。会议一开始就大肆吹捧王明如何正确，并攻击何孟雄是在反“立三路线的掩盖下发挥自己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
面对王明等人的攻击，何孟雄在会上几次要求发言，但王明利用其主持会议的权力，一直不让他发言。直到何孟雄气愤地提出严重抗议后，王明才不得不让他发言。何孟雄在发言中，以“立三路线”使上海党的工作受到损害的实际教训为据，有力地驳斥了王明等人的错误主张，指责他们在上海党内搞宗派活动，破坏党的团结，并指出他们的纲领是“新立三路线”。
何孟雄的发言顿时在会上引起激烈争论，但王明等人立即对何孟雄进行围攻，诬蔑他是“右派”。何孟雄也表示不同意王明的结论，更不能同意对他的批评。但王明却蛮横地宣布：谁不服从，将按组织纪律处理。
当时任省委秘书长的刘晓回忆说：
这次会议一直“把矛头指向何孟雄同志，实际上是对何孟雄同志进行围攻。”
米夫在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之后，2月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准备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他向中央领导人解释说，现在要求召开中央紧急会议是不必要的，事实上也不可能，召开四中全会就可以解决我们目前亟待解决的任务。
米夫为什么要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而否定中央已经决定要召开的紧急会议呢？
因为当时党内积极反对“立三路线”的还有何孟雄和全国总工会负责人罗章龙等人。他们都是党内有威望的老同志，有长期从事实际工作的丰富经验，并在党中央机关、总工会系统以及江苏省委的党员和干部中有较大的影响，受到党内很多干部和党员的支持拥护。如果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很有可能是罗章龙或何孟雄等人上台，王明能否上台没有任何把握。因此，为了防止这种不测局面的出现，米夫断然否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决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便在“犯调和错误”的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在四中全会上争得多数，较有把握地保证王明上台。
六、六届四中全会上台
六届四中全会不但使王明夺取了党的领导权，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就是六届四中全会本身，也发生了很多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怪事，使其成为中共历史上一次极其特殊的会议。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是在米夫一手策划和操纵下召开的。
为了使六届四中全会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国际路线，米夫会前亲自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他不敢把会议决议交与中共中央起草，怕塞进“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货色，所以，只好自己按照扶植王明上台的既定方针起草全会决议。
为了确保王明能够在四中全会上台，米夫对参加会议的代表也进行了特殊安排。中央委员会议理应只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参加。可是，这与米夫保举王明上台的目的发生了矛盾。因为王明教条宗派中不但没有一个中央委员，就连一个候补中央委员也没有。虽经米夫做工作，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表示支持王明，但这终究还是没有把握的事情，不知会上是否会发生意外情况。于是，米夫利用共产国际代表的权力，经中共中央同意，确定了15名非中央委员参加会议，以便使王明等人能够出席会议并掌握权力。他们是：王明、博古、沈泽民、夏曦、王稼祥、陈原道、何孟雄、韩连会、肖道德、袁乃祥、沈先定、许畏三、邱泮林、顾作霖、柯庆施。
为避免清一色的王明派参加会议而引起更大的反感，也增加了何孟雄、苏区的邱泮林和支持罗章龙的几位工人。
本来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非中央委员只能作为列席代表，即无表决权也无选举权。但米夫为了使王明上台而不惜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竟然强行决定，这15位列席四中全会的非中央委员同中央委员享有一样的权利，既有发言权又有表决权，创下了破坏党的纪律的先例。
米夫一方面把王明等非中央委员邀来参加会议，并享有表决权；另一方面又不让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会议。
唐宏经是东北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罗章龙任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时，他是领导成员，两者关系密切。唐宏经曾任满洲省委工委书记，出席了党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并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通知满洲省委让唐宏经到上海开会。当时唐宏经正在哈尔滨工作，满洲省委从沈阳去信，要他急速回省，到中央开会。
据唐宏经对笔者回忆说：“我看开会的时间很急，就立刻从哈尔滨坐车回沈阳。到沈阳后，我没回家，就在车站内，省委同志给了我路费，告诉我接头的地点，于是，我就坐着火车赶赴上海。可惜，我一直不知去开什么会。我在指定的日期赶到上海，住到了指定的旅馆（四马路日升客栈）。可是，我一连住了五天，没有人来接头。第六天早上来了一个人，才算接上头。来人问我：‘你是来参加会议的吧？’我答：‘是参加会的。’他又问：‘参加什么会？’我说：‘不知道。’他说：‘你是参加四中全会的，会已开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