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身份回国的。王明在回国之前又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见，王明的报告也就自然代表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见。在中共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领导体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王明的报告必然要影响很多与会者的意见。
另外，党内的一批军事干部自洛川会议以后，就对洛川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等问题与毛泽东发生了意见分歧。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恰好与党内这些同志的愿望相吻合，致使不少人倾向于王明的主张。
洛川会议以后，毛泽东在9月12日致彭德怀电、9月16日致林彪电、9月21日致彭德怀电、9月25日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电、同一天致周恩来、***、杨尚昆电等一系列指示中，反复强调了我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能采取运动战的方针，认为以我党目前领导的军事力量决不可与日军打阵地战、运动战，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通过山地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和壮大革命势力等工作上面。
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讲话中曾经回忆起十二月会议的情形：“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
毛泽东与王明的分歧也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彭德怀后来回忆说：
“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会议时间很长，似快天明才散会的。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回去传达就只好是，毛主席是怎么讲，王明又怎么讲，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还大讲要抓紧反对托派，反对党中央联合陈独秀等一起抗战。
陈独秀1929年11月25日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托派活动。他于1932年10月15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于1937年8月23日在南京被释放出狱。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和全民族抗战的兴起，陈独秀出狱后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愿望重新“组织一个新共党”，而是在文章、讲演中宣传抗日，还托罗汉向中国共产党在南京的代表表示自己“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后来，他本人也和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等中国共产党人见面，表示赞成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对于陈独秀等人的转变，中国共产党表示欢迎。周恩来、叶剑英等曾经表示，陈独秀等人是“赞成抗日的”，以后对他们“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使用”。
1937年9月1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林伯渠，提出了党对托派分子的几条原则：1.我们不拒绝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2.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意与之联合抗日：（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再考虑。
正在党中央积极团结陈独秀等犯过错误的人共同抗日之际，王明回到了国内。据王明自己后来在《中共五十年》中说：“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后，便得知毛泽东已和陈独秀的代表罗汉达成协议”。“由于我已回到延安，‘恢复党籍’的计划才未实现”。
陈独秀未能回到党内，主要与陈独秀后来没有接受中共中央的三项条件有关，但王明当时对陈独秀的认识和对待不仅是错误的，而且直接影响到问题的处理与解决。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一直指责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对托派实质认识不够”，认为“托派是军事侦探的组织，主要是两面派的办法，运私货的办法，不采取两面派的办法会使人认识，我们要特别注意”。
康生这位王明的得力助手，积极配合王明，公开发表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诬陷陈独秀等与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日本特务机关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并由托派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由此，把陈独秀打成了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从而最后关上了使陈独秀回到党内来的大门，在当时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增补刚刚回国的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决定，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还决定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东南分局，项英为书记，领导新四军工作。
这次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准备在适当时机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毛泽东为筹备委员会主席，王明为筹备委员会书记。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没有形成决议，但王明未经党中央同意。却于12月25日擅自发布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宣言则基本上反映了王明在报告中提出的主张。
宣言提出，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开始形成了我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家军队”，而且要进一步建立“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以后，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也反映了这次会议的结果：“此次政治局一致地接受了国际的指示，检查了过去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些经验教训，纠正了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偏向，使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新的发展。”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标志着王明右倾错误在党的领导层中发生重要影响。不过，由于王明会后立刻去武汉，只担负中共长江局的领导工作，中共中央的工作仍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因此，王明的右倾错误并没有在全党工作中全面贯彻，还主要在局部地区发生直接影响，而且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也逐渐被广大的党员干部接受。
然而，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胜利”却使王明的头脑开始发热。由于会上多数人同意王明的意见，王明对自己的影响和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领导能力作了不切实际的判断。目前没有材料证明王明回国的目的就是夺取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力。但自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以后，王明确实很快走到目空一切、独断专行、自以为是的地步。他对于中央的工作横加批评，屡屡不经毛泽东、张闻天的同意即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谈话和声明，甚至随意起草或修改毛泽东等人的文章，在长江局与中央闹独立性，开始凌驾于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之上。
三、出任中共长江局书记
武汉这个号称“九省通行”的华中重镇，在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后，又成了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陪都。当时国民党的党、政、军各重要机构和重要人物，在野的各党各派各界领袖以及文化界知名人士，原驻南京的各外国使馆人员，纷纷云集武汉。《全民周刊》、《抗战》、《抗战文艺》、《战地》、《自由中国》等进步刊物也陆续在武汉出版。
中国共产党在1937年9月就派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由延安来到武汉。10月，成立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12月初，叶剑英和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部分人员也从南京撤至武汉。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也于1937年12月1日和次年1月11日在汉口公开出版。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12月1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邓颖超、孟庆树等从延安来到武汉。从新疆跟随王明等人去延安的警卫人员张怀礼、巴方廷、鲜克德、陈永禄等也同往武汉。他们住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今汉口长春街57号）。
王明这次来武汉，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应蒋介石电邀，来武汉与国民党谈判的。12月20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就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进行了会谈。21日晚，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就国共两党关系、扩大国民参政会等问题，又同蒋介石进行了会谈。
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在王明回国不久就邀请王明来武汉相谈，是他既看到了王明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在中共的影响，也了解王明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的那些有利于国民党政策的主张。在会谈中，王明向蒋介石介绍了目前抗战形势、两党关系与合作任务、共产国际活动情况以及苏联的一些建议；博古对陕甘宁边区设联络参谋、办事处、参观等问题做了回答；周恩来对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制定共同纲领、出版新华日报、成立国防军事工业、机关军事工业部、征兵委员会，补充、扩大和改造部队，协助政府组织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等问题作了具体说明。
蒋介石对此表示完全同意，说；“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彼所想的亦不过如此。”并且表示：“外敌不足虑，他欲前进困难愈多，（我国）军事虽失利并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蒋介石还要求陈立夫和中共代表共同商量解决两党关系问题。最后，蒋介石表示希望王明“在汉相助”。
会谈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即刻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与蒋介石会谈的情况，王明也经中央同意，留在武汉工作。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在讨论组织问题时作出如下决定：
1.因为代表团与长江局成分大致相同，为了工作便利起见，决定合为一个组织，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叫长江局。
2.长江局的委员是项英、博古、恩来、剑英、王明、必武、林伯渠。
3.暂以王明为书记，恩来为副书记。
4.代表团（长江局）下设五个部分：（1）参谋处，叶剑英任参谋长；（2）秘书处，李克农为秘书长；（3）民运部，董必武兼部长，孟庆树任该部下属的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4）组织部，博古兼部长。（5）党报委员会，王明任主席。
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正式成立，王明也由此当了不到一年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从1937年12月23日至1938年3月19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代表团共召开了十五次联席会议和三次联席临时会议。这些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有：长江局的经常工作；新华日报；两广工作；游击地区部队工作；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湘鄂赣工作问题；河南工作问题；湖北工作问题；上海工作问题；军事问题；陕北抗大、鲁艺、陕公招生问题和募捐问题；训练班问题；新四军问题；党的工作问题等。
王明在这期间除作为长江局书记负责长江局的全面工作以外，还与国民党上层人物、武汉各界以及国外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为恢复和发展长江流域党的组织，与国民党协商统一战线中的一些问题，向国内外扩大宣传我党的主张，做了一些有益工作。
但是，王明在一系列言论和活动中，右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甚至有时违背党的纪律，擅自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宣言和谈话，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
1937年12月，王明在汉口会见了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得恩。王明在回答白得恩的提问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不是放弃共产主义，“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毫不掩饰，我们奋斗的最终目的是共产主义。不过，我们清楚地知道，共产主义并不是转手而成，或随少数人主观愿望可以实现的事，必须经过一些过渡历史阶段才能顺利达到。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要求，为对日抗战，保障民主生存。只有在人民了解社会主义，并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时，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
王明在与白得恩的谈话中，关于党的政策的阐述基本是符合中央精神的。但他对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则只字不提，而且表示，“中国共产党对政府积极抗战的政策，表示满意，中国共产党极力赞助和拥护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先生精明坚决，雄才大略，才能胜利领导全国抗战”。
当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强调国共合作的重要性，推动蒋介石抗战到底，是必要的。关键在于采取什么方针来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如果在这之前，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阐述的观点，就会进一步看清，王明在如何坚持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着右倾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