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笑的是，当时除国民党外，各党各派领袖以及无党派的知名人士都被划在第四方面，即“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中。这是因为国民党讳言党派，不愿承认国民党以外任何党派的合法存在。参政员名单公布以后，毛泽东曾风趣地说，中国共产党有军队，不能算“文化团体”，只能说是“武化团体”。
不过，国民参政会虽然在其产生方法和职权规定上，都不能称为一个合乎民主原则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作为一个过渡期间的民意组织，它的产生标志着国民党政治上的进步，还是值得欢迎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出席国民参政会。
1938年6月21日，《国民政府公报》第59号公布了第一届国民参政员名单，中国共产党有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七名。
在国民参政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七名参政员在《新华日报》上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指出：“在目前抗战剧烈的环境中，国民参政会之召开，显然表示着我们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显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虽然在其产生的方法上，在其职权的规定上，国民参政会还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是，并不因此而失掉国民参政会在今天的作用与意义——进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的作用，企图使全国政治生活走向真正民主化的初步开端的意义。我们在积极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中，当忠诚地执行本党中央的一切指示，继续地为实现本党抗战时期中的各项主张而努力。”
同一天，毛泽东因不能出席会议，也从延安向国民参政会发了贺电。
首届国民参政会于1938年7月6日在汉口开幕。正议长汪精卫、副议长张伯苓、参政员共162人出席了会议。
大会讨论了政府交议案九件，参政员提案116件。由于毛泽东没有出席，王明成了中共参政员的主要发言人。12日，王明等68人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提案》。第二天，王明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提案”底说明》。
这项提案署名人之多和参加阶层之广泛，为这次国民参政会之最。王明在说明中阐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着重在于说明：“本席等‘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提案’的一致提出和全体通过，是表示我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更加团结和统一，是给我们的敌人的阴谋诡计以强有力的答复和打击，是给我全国同胞和国际友人以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又一个坚强的信念。”
国民参政会于7月15日下午闭幕。这次会议确定了“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之最后胜利”的基本国策；宣布了“各党各派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通过了《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改善各级行政机构案》、《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克期设立省县市参议会案》等重要决议。
王明、博古、董必武等25人被选为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休会期间驻会委员。王明以后又一直担任了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是1938年10月28日在重庆召开的。在一届二次大会期间，王明参加了一系列提案。如王明等73人提出的《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全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案》；王明参加的胡景伊等44人提出的《拥护蒋委员长持久抗战宣言案》；王明参加的王造时等66人提出的《参政会应发表宣言，拥护蒋委员长告全国国民书，并号召全国同胞，一致奋起继续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案》；王明参加的林祖铭等20人提出的《严惩汉奸傀儡民族叛徒以打击日寇以华制华之诡计而促进抗战胜利案》；王明参加的吴玉章等32人提出的《加强国民外交推动欧美友邦人士敦促各国政府对日寇侵略实施经济制裁案》等等。
六、片面强调“保卫大武汉”
首届国民参政会是在保卫大武汉的紧张气氛中召开的。面对日寇陈兵城下，如何保卫大武汉成了会议上的热门话题。出席国民参政会前后，保卫大武汉也是这一时期王明集中论述的问题。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第一阶段比较大的战役。自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国民党正面战场就转移到了武汉外围地区，组织了以保卫武汉三镇为中心，以豫西、豫东、皖北、皖南及湘赣两省为广阔外围的“保卫大武汉”战役。
1938年6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制订了保卫武汉作战计划。决定：守卫华南海岸及华东、华北原有阵地，以游击战破坏长江下游航运，牵制日军，同时组织兵力支援马当要塞，在鄱阳湖以东迎击敌人，阻止日军溯江而上。当时计划在武汉外围与敌周旋四至六个月，消耗敌军，阻止敌军继续向西的攻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这一计划的企图，并不是坚守武汉，而是有限度地阻挡日军，消耗日军，以巩固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
中国共产党对保卫武汉持什么意见？1938年6月15日，陈绍禹、周恩来、博古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
这篇近三万字的长文分为五个部分，从保卫武汉的意义，讲到武汉及武汉卫戍区须要采取的主要办法，又阐述了对于第三期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问题的意见，最后又提出了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枢纽。
当时武汉会战以6月12日，日军攻陷安庆为标志，已经打响。武汉军民也已行动起来，提出要“誓死保卫武汉”。在此情形下，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在文章中论述了武汉一定能够保卫，“我们今天实具有保卫武汉的一切可能条件”，并详细论述了为保卫武汉应当采取的步骤和方法。这在武汉危亡之际，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抗战的决心，对于巩固军民保卫武汉的信心起了积极作用。
不过，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主张与日寇进行大决战，片面强调保卫武汉的成败对于抗日战争的重大影响也有消极的一面。从整篇文章看，没有反映出中国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这一战略思想。
文章突出强调，“武汉是我国最后一个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武汉的得失，不仅对于整个第三期抗战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对于整个内政、外交方面均有相当的影响；同时，整个第二期抗战的成败，对于武汉保卫也有极重要的关系”。
6月17日，王明等将发表《我们对于保卫武汉及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一事电告中央，说“战略重心应是保卫大武汉”，战略总方针应是将正规军主力组成许多野战兵团，依据有利地势打击敌人西侵。
主张正规战，力图通过国民党战场的决战来扭转战局，不做长期持久的艰苦抗战的打算，轻视敌后游击战，这是王明回国后的一贯主张。
1938年5月，毛泽东连续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长篇论著。毛泽东根据对抗日战争性质的认识，对中日双方特点的分析，对国情的科学把握，深刻分析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预测抗日战争将要经过三个阶段，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提出了对日作战的战略方针和战术方法。毛泽东的这几篇文章堪称抗战期间军事著作的精华，对于指导抗战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是，王明领导下的《新华日报》，虽然在6月21日发表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但却拒绝转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正式创刊，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的党报。中共中央长江局正式成立时，就成立了以王明为主席的党报委员会。《新华日报》正式创刊时，王明又担任了《新华日报》董事会董事长。作为党的机关报，竟然不转载党的主要领导人撰写的重要文章，岂非咄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