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从解放战争开始到1950年去苏养病，主要从事法制工作。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和法制委员会主任。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新宪法草案的起草等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对我国法制建设和扫除封建的旧婚姻制度，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期间，王明对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仍不认真检查，拒绝接受中央的帮助，在七届二中全会和七届三中全会上均遭到严厉批评。王明也因身体欠安，开始了他长期养病的最后生涯。
一、出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
党的七大以后，王明的身体状况有所恢复。当时，根据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并分配王明担任该室主任，希望他能在实际工作中好好锻炼，改正自己以前的错误。中央政治研究室设在延安杨家岭，主要研究党的政策制定、起草法律条文等项工作。
王明警卫员巴方廷1944年去了前线，杨怀玉、王尚知也先后离去。党的七大以后，又调郭家奎为王明机要秘书，田书元为警卫员，后任警卫秘书。
据田书元回忆说：“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王明担任主任六七个月，一直到延安撤退前，上班在杨家岭。”
自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王明主要从事妇女工作。七大以后党中央安排王明从事法制工作，这对于王明是一项比较陌生的任务。但王明还是接受了中央的工作安排。在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以后，由于身体时常生病，王明也只能是断断续续做些工作。
1946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有王明、谢觉哉、徐特立、陈伯达、张曙时、李木庵、刘景范、黄松龄、马锡五、廖鲁吉、黄觉民等。据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李光灿说：“毛主席给他任务，成立中央法律委员会、让他当主任。”
又据田书元说：“成立了中央法制委员会，王明与谢老负责。”
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后，首先协助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有关同志，研究和起草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到11月基本完成了这项任务。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法律工作的重要也越来越明显。1947年1月，中共中央要求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起草一个全国性的宪法草案，并限定于5月1日前完成。于是，起草宪法草案便成了这一时期王明和法律委员会的主要工作。
1947年3月，胡宗南率领23万大军从南、西、北三方面向陕北解放区发起进攻。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了拖住胡宗南的23万大军，为其他战场实施反攻创造有利条件，毅然决定放弃延安，转战陕北。
根据当时陕北战场形势，中共中央决定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东渡黄河，迁到山西省临县继续工作。
1947年4月，王明带着家属和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的同志们，通过吴堡县的军渡渡过黄河，经柳林村来到山西省临县后甘泉村。委员会设在后甘泉村的一座小楼里。楼下是办公室和陈瑾昆的住房，楼上是谢觉哉和王明的住房。当时，王明、孟庆树和两个儿子、岳父母以及孟雅、孟凡松全挤在一个小屋里。郭家奎、田书元跟着住在后甘泉村。王明一家在这里住了一年多。
王明和委员会搬到后甘泉后，继续进行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由于战争环境的影响，宪法草案初稿直到8月才完成。初稿完成后，王明和委员会的同志们又进一步修改，到10月份完成第二稿。
由于解放战争激烈进行着，党中央无暇讨论宪法草案，所以起草宪法的工作只得暂停。这样，王明就在村里参加了一段土地改革，受到革命斗争的锻炼和实际教育。
1948年春节期间，王明有感于土地改革的胜利和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仿杜妮调，创作《土改新年歌》。歌中唱道：
（一）
今年过年咱们（大家）真喜欢；
人人有吃又有穿！
哎咳哎咳土地改革呀，
人人有吃又有穿！
（二）
地主旧富这下（真是）变了天；
咱们农民把身翻！
哎咳哎咳土地改革呀，
咱们农民把身翻！
（三）
共产党来真正会打算；
分配土地闹生产！
哎咳哎咳土地改革呀，
分配土地闹生产！
（四）
雇贫中农（亲密）团结力量大；
啥个敌人也不怕！
哎咳哎咳土地改革呀，
啥个敌人也不怕！
（五）
参军参战（一齐）打倒美蒋阎；
大家永过太平年！
哎咳哎咳土地改革呀，
大家永过太平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1947年，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在陕北战场，气势汹汹的胡宗南部队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被我西北野战兵团在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连续打击，损失1.4万余人，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为了更好地指挥全国解放战争，1947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会议，研究中央分工问题。
会议最后决定：1.成立前敌委员会，由中央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前委，代表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2.成立工作委员会，由中共中央书记***、朱德率领工委，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1947年12月8日到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召开了会议，王明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比较全面地研究了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提出新形势下，党在军事、土地改革、整党、经济、统一战线方面的政策和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任务，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指明了方向。
王明以中共中央委员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进行中，毛泽东还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希望他认识自己的错误，在夺取全国胜利的斗争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王明在26日讨论毛泽东报告时作了发言，认为毛泽东的报告“恰恰回答了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完全正确”。王明的发言讲了统一战线、群众路线、学习毛泽东思想、起草宪法草案等几个问题。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对王明的发言评论说：“讨论报告时，王明和我在一个小组，他讲了不少的话，根本不接触报告中的批评。”
1948年3月，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的人员也开始撤离后甘泉村，向河北转移。王明因孩子有病，直到4月才离开后甘泉村。5月初，在移往建屏县后，王明因旧病复发，又来到中央医院所在地朱豪村治疗休养。为此，他曾给周恩来写信，对来朱豪中央医院治疗休养表示满意。不久，他恢复健康，参加工作。
可是，事隔26年后，他在《中共五十年》中，硬说朱豪中央医院及主治医生黄树则曾对他进行“毒害”，并认为这是“毛泽东又采取措施企图加速我的死亡”。
据黄树则说，这次事故是由于司药对药物不熟悉把药拿错了，把石碳酸当成药物石碱了，根本不是什么毛泽东“毒害”他的问题。而且当时中央卫生处于7月7日发了一个通报，通报确认：“药剂师在配药时犯了错误。”“他用来苏尔代替药用石碱，致使病情急剧恶化，这是严重的疏忽。”对于这次医疗事故，中央卫生处已做了“严重的疏忽”的结论，本来早已澄清，而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也曾加以引用。后来，王明为了政治目的又第二次在医疗事件上大做文章，以便攻击和诬蔑毛泽东，结果却暴露了自己。
1948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宪法草案纲领起草委员会，草拟临时宪法草案。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就将他们在后甘泉写出的宪法草案修改后提供其参考。
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将法律问题委员会改为中央法律委员会，使其成为协助中共中央具体负责法制与司法工作机构。根据中央书记处和***的指示，王明这期间曾代中央起草过几个有关司法方面指示，并负责编写训练司法干部的教材。
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中央法律委员会和王明加紧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做了有益的准备。
二、出席七届二中全会
随着陕北战场的胜利和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的形势发展，1948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央前委东渡黄河。四五月间，他们相继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与中央工委合并。西柏坡这个不大的乡村顿时成了中共中央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所在地。
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为了及时组织夺取全国胜利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提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迅速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到城市，而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分析了全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了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方向；特别提醒全党要防止骄傲自满，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出席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有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王明作为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
在3月7日的发言中，王明表示“完全同意毛的报告，这是中国革命在新的关头的新任务”。然后王明对毛泽东大加颂扬，说：“为什么我们走的路最多，搞的时间最长，而得到了今天的胜利，这是因为毛将中国的特点和马列主义结合起来了。”“总之，毛的学说，不仅是政治的、军事的，而且是经济学说的科学，现在不仅一般的人说愿跟毛走，连国民党的人，来进行谈判的人也表示愿跟毛走，因毛领导的正确。”
王明甚至把自己曾经最得意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桂冠也戴到了毛泽东的头上，说毛泽东“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科学知识，并且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他才成为中国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应当向他学习。”
王明大肆赞颂毛泽东的表演，“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者是不太像，装腔作势，不太自然。”
王明口口声声强调“在毛主席的旗帜下”的同时，对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又进行了一些歪曲。因此，当场***在他发言时就及时地插话说：“‘在毛泽东旗帜下’是有两种意义的”，“你提出毛主席的旗帜是掩护”。其他中央委员也在会上的发言中批评了王明发言中的错误。
王明此时在口头上对自己的错误认识表现出一副诚恳的态度。听到同志们的批评之后，王明就在当天与毛泽东作了一次交谈，然后在3月10日的会议上，王明又作了第二次发言。他说：“前天我同毛主席谈，要求再讲一次。同志们对我的批评有三点：一、对毛泽东思想作教条主义了解；二、自我批评不够；三、落后。这些批评是正确的。”为此，他进一步在发言中作了说明，承认了一些错误，但也对一些错误作了辩解。他最后表示：“我向同志们声明：今后一定抛开个人，不想责任，而好好想自己的缺点。”“我愿意做个驴子，慢慢走，跟毛走，看将来能赶上吗？”
不过，王明后来并没有成为一头跟着党走的毛驴，而是成了一头不听使唤的犟骡。事隔25年之后，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对自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作了另外一番情景的描写：
“我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把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同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基本观点作了对比。我证明，在诸如中国革命的性质、阶段、动力、领导权、前途等根本问题上，毛泽东的观点同列宁和共产国际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因此，这实际上揭露了‘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一事实，从而也就批驳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指导思想’的说法。我特别提醒注意的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主要条件（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苏联的援助）。我指出了毛泽东的‘四个原因’（‘帝国主义的存在、土地革命尚未结束、资本主义不发达、民族资产阶级也参加革命’）是站不住脚的。‘由于这四个原因’，好像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
王明还说：“我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当然都引起了他的仇恨。因此，他在二中全会的闭幕词中指责我，说我跟过去一样，反对‘毛泽东思想’，说我的发言‘有毒’。而在后来发到党内进行的，他在二中全会闭幕词的‘提纲’中有这么一条：‘如何帮助王明同志改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