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像王明这个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来反对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是不懂也无法接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处理与资产阶级关系的正确意见，这也正好证明王明一直到最后，也没有真正认识自己所犯的严重历史错误，而且也是一直以这种“左”倾错误的思想来评判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至于王明那种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的引文方法，实在让人感到，我们这位传主在把自己置于与党对立的立场上之后，文风也完全服从于那种错误的思想态度了。
王明还有一个奇妙的论断：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目的在于与帝国主义合作。他在《中共五十年》中说：“从1966年夏季起，毛泽东借口‘文化大革命’实行反革命政变。同时他渴望得到帝国主义反动派的信任并开始在反苏反共基础上同他们合作。”“同帝国主义合作是毛泽东反革命政变的组成部分”，这个“方针使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首先是帝国主义拍手称快”，并举出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和尼克松访华为例进行证明。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当一个人站在错误立场上评论他人的活动时，只能把他人的错误说成正确，把他人的正确说成是错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有严重的错误，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正确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则又是毛泽东在这时期的一大功绩。道理很简单，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应该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帝国主义国家封锁我们二十多年，影响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封锁，重新进入世界的政治生活和经济领域，毛泽东和党中央果断地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重新加入联合国，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对外开放创造了条件。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这一英明之举，王明则视为大逆不道，再一次证明了“左”的思想，已经牢牢扎根于王明的头脑之中。
（三）攻击毛泽东，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国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当王明于1921年在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刚刚受到新思想的影响时，毛泽东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不过，特殊的历史条件却使王明先于毛泽东执掌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大权，而且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统治全党期间，对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打击和排斥，在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出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路线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对立。
历史是公正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在历经磨难之后，选择了毛泽东为自己的领袖。以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为标志，毛泽东终于取代王明掌握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并且开始纠正给革命事业带来深重灾难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虽然此时王明尚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而且1937年11月回国后又重新向毛泽东挑战。但是，历史已经注定王明代表的错误路线必然要为党的正确路线克服、纠正。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到六届七中全会，全党经过延安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以《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为标志，王明所代表的错误路线已经被宣判了死刑，中国共产党已经团结一致地在毛泽东领导下，在反对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开始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迈进。
这一切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保证。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而王明则把这一切看作是他与毛泽东的个人恩怨，还认为这是毛泽东对他的打击和排斥。所以，王明虽然也曾举起过“学习毛泽东”的旗帜，也曾表示要“变个毛驴子，跟着毛主席的路线走”。但是，在《中共五十年》中，王明却说毛泽东是“极端个人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叛徒”、“敌人”、“当代的秦始皇”、“新暴君，新军阀”等等。王明还编造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指使人下药毒害他，全国解放以后又要利用美国飞机把他炸死等等的谎言，进行肆意的谩骂和攻击。
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写道：“1944年4月1日下午4时，毛泽东来到我家，向我说明了他开展整风运动的原因与目的。毛泽东说：‘整风运动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创造条件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写成我个人的历史。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必须创立毛泽东主义。如果没有毛泽东主义，那么，又怎能做到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写成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呢？’毛泽东甚至说：‘怎样能够把我们党的历史写成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呢？’‘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请你把你的功劳让给我，你同意’？”
对于王明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描写，谁又会相信呢？
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不仅攻击毛泽东，而且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他说，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自己首先提出来的，“在整风运动中公开宣布了‘毛泽东主义’，是强制写进七大党章总纲中的”。“毛泽东一手持‘剑’……迫使中共七大在大会通过的党章总纲中写上，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王明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毛泽东和他的一次谈话，肆意编造毛泽东创立“毛泽东主义”的故事。
他写道，1941年9月，毛泽东找他进行了一次谈话：
“王明同志，我想创立毛泽东主义，你看怎么样？”
“这是为什么？”
“一个领导人如果没有自己的‘主义’，他在生前就可以被别人推翻，而死后他甚至会受到攻击……如果我不建立自己的‘主义’，即使七大选举我当了党中央主席，人们也可以把我推翻”。“在建立毛泽东主义时，我保留马克思主义，我抛弃的只是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首次公开提出，是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王稼祥为纪念建党22周年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文中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至于王明说在全党整风开始之前毛泽东就与王明作如此谈话，不可信。毛泽东一贯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甚至“文化大革命”中当那些革命造反派纷纷上书要求把“毛泽东思想”改换成“毛泽东主义”时候，他都加以拒绝。他怎么会在40年代就要求王明支持建立“毛泽东主义”呢？
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不是毛泽东自封的，而是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陈独秀右倾指导的失败，又经历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左”倾指导的失败之后，才选择了毛泽东为自己的领袖，才逐渐把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也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理论，它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毛泽东思想的提出不决定于毛泽东个人的意愿，而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旗帜，也不会因为王明的诽谤而逊色。
（四）根本目的在于为自己的错误路线翻案
王明在土地革命时期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抗日战争时期又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经过全党整风运动对他错误的认识，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他的错误作出了结论。当时，王明对党中央的决议表示同意，但王明搞了两面派伎俩，他并不是真心承认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当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七届三中全会让他写声明书时，他拖延不写，准备有朝一日翻案。当中苏两党关系发生变化，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后，王明认为翻案时机已到，抱病写出了一系列文章，又汇编成《中共五十年》，为自己的错误翻案。
他全盘否定整风运动，推翻党中央的结论，力图恢复自己“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国际路线的正确代表”、“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者”的形象。
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根本不承认自己犯有错误，认为所谓的这些错误，都是毛泽东强加于他头上的。认为“毛泽东不仅把自己错误和罪行推到别人头上，而且还不断伪造‘罪行’，好像这些‘罪行’是党内他的那些政敌犯的”。
王明还运用写作“技巧”，力图借毛泽东之口来颂扬他的功劳。他写道：
毛泽东说：“王明同志，你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人。你既有政治头脑，又敏感”，“你写了一本反立三路线的书，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都通过了反对立三路线的决议。这一切人们都记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问题，你写了很多文章、报告及其他文件。你在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的功劳，不仅在共产国际和兄弟党中，甚至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中，都有人知道。”
我们不否认王明也曾为党做过有益工作，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某些方面有过贡献。但是，作为一个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代表，作为“左”右倾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不管王明怎样歪曲历史，也无法抹掉他的过失。
实际上，任何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足迹谱写的，任何人在历史上的功过都不是个人所能评说的。历史的无情也正是历史的公正，人民的评说才是历史的评说。
五、《王明诗歌选集》的出版
进入70年代，王明已是病魔缠身。长期患有的肝胆肠胃病和心脏病时常发作，“浑身全被病纠缠，饮食起居样样难”。但王明即使躺在床上也没有停笔。他坚决表示“一定要尽一切力量，挤出我的一点一滴血汗，吐出我一丝一毫的肝心，直到我一息尚存”。果然，王明在编写完《中共五十年》后的第四天，病逝于莫斯科，享年70岁。
孟庆树在为《中共五十年》写的《跋》中说：“王明同志写完这本书后，准备写一本批判‘毛泽东思想’的、特别是哲学方面的理论错误的书’。”看来，王明确实是怀着没有能够“批倒”毛泽东思想的深深遗憾而离开人世的。
王明逝世后，苏联政府把他安葬在莫斯科郊外著名的“新圣母公墓”。《真理报》、《远东问题》等报刊发表了悼念文章，给予他高度评价。
1974年7月7日，孟庆树在为《中共五十年》中写的《跋》中表示：“在这里特别要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致谢，感谢他们的友谊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