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母亲
亲爱的母亲：
十分感谢您给我寄来马歇尔·菲尔德展览的目录，以及您在展览中展出的油画《铁匠铺》的复制品。这幅画太棒了，我真想看一看原作。
您来信谈及《太阳照样升起》这本书，我没有回信，因为我无法抑制愤怒的心情，写带有愤怒心情的信是愚蠢的；而且，给母亲写这样的信更是超出了愚蠢。对您来说不喜欢这本书是十分自然的，我很抱歉您看了使您感到痛苦和厌恶的书。
但在另一方面，我一点儿都不为这本书而感到惭愧，除了在某些方面，比如，我也许没能成功地更加准确地刻画我写的人物，也许没能成功地把他们栩栩如生地展现给读者。我肯定这部书不会令人愉快。但这部书并非完全不令人愉快，而且我肯定，它并不比我们最好的奥克·帕克家族的真正的内部生活更令人不愉快。您一定记得，在这部书里，人们生活中所有的最阴暗的一面都被展示出来了，同时也向公众展现了家里美好的一面，也展示了我自己偷偷观察到的那一类事情。此外，您，作为一位艺术家，知道一名作家不应被迫去为他所选的主题作辩护，而应当在他如何对待这一主题方面受到评论。我所写的人物肯定是颓废、虚伪和堕落的，——这正是我试图表达的。我只为这本书在某些方面没能成功地表达出我真正希望展示给读者的一切而感到惭愧。我有很长的一生来写其他的书，主题也不会总是不变——除非他们都如我所期望的成为真正的人。
“书评俱乐部”的淑女们，在并不聪明的书评者范妮·布彻小姐的指导下——如果她表扬这本书，我倒会感到很不自在——一致认为我为这最坏的结局而滥用天才等等——为什么这些淑女们谈论她们一窍不通的东西而且蠢话连篇呢？
至于哈德利、本比和我自己——虽然哈德利和我已有一段时间没有住在同一所房子里（我们从去年九月份开始分居，目前哈德利也许已离弃了我），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她和本比都很好，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按照我的要求，《太阳照样升起》这部书的所有利润和版税都从美国和英国直接寄给哈德利。从1月份我所看到的最新的广告中得知，这部书已第五次印刷15000本，并且销量仍在急剧上升。这部书春季在英国以《节日》为书名出版发行。哈德利将于春季到美国来，所以您能看见本比得到《太阳照样升起》的利润。我一分钱的版税都没有拿，版税已经达到几千美元，我仍然一直每餐喝我平时喝的葡萄酒或啤酒，仍然一直过着禁欲生活，并努力写出我所能写出的最好的作品。对于什么是最好的作品，我们有不同的见解——这仅仅是一种基本的不同见解——但是如果您让范妮·布彻这类人告诉您，说我在危言耸听等等，那么您是在真正地欺骗自己。我收到《名利场》、《世界主义者》等刊物来信约我写短篇小说、文章、连载，但我最近六个月或者可以说这一年都没有发表作品（年底为斯克里布纳的刊物写过几个短篇小说和一篇滑稽文章），因为我知道，现在是非常关键的时候，对我来说，安安静静地写作，尽可能写得更好，既不关心市场，也不考虑金钱能带来什么，甚至不考虑我的作品是否能出版——这一切比落入操纵美国作家们的赚钱陷阱重要得多，这个陷阱就像玉米脱壳机夺去了我那著名的亲戚的拇指。
我把这封信寄给你们两位，因为我知道你们一直为我担心，我为使你们担心而深感内疚。但你们不必如此——因为，尽管我的生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结束，但我将永远为我所爱的人们去做我所能做的一切（我给家里写信不多，是因为我没有时间，也因为我觉得写信很难，因此只写那些不得不写的信——而且，我的那些真正的朋友都知道，不管我是否给他们写信，我都一如既往地爱他们），我从来不酗酒，也不常喝酒（你们会听到某些传闻说我酗酒——他们总是把任何一个描写酒徒的作家冠上酗酒的罪名），所想要的一切则是安宁和写作的机会。也许你们从来就不喜欢我写的任何作品——也许你们会突然非常喜欢某部作品。但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是真诚地对待我所写的一切的。父亲一直是非常诚心的，而您，母亲，一点儿都不诚心，我完全明白这是因为您认为您有责任在您看来是灾难性的道路上告诫我。
因此，我们也许该停止那一切争论了。我敢肯定，在我的生活道路上，如果您相信您所听到的每一件事，您将会找到足够的理由觉得我使您蒙受耻辱。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您带有一点点儿诚心作为麻醉剂，您也许会看淡我的那些表面上的声名狼藉，而最终发现，我一点儿都没有使您蒙受耻辱。
不论怎样，致父母亲最真心的爱。
欧尼于格斯塔德，1864年2月5日
海明威小传
欧纳斯特·密勒·海明威（1899—1961），生于1899年，家里有六个孩子，他是第二个。童年似乎没有创伤。他是一个热情的、好竞争的标准美国男孩；学习成绩好，体育运动全面发展（游泳、足球、射击，还偷偷地到当地体育馆去学拳击），参加辩论团，学校乐队里拉大提琴，编辑学校报纸《吊架》，还给文学杂志《书板》投稿，写短篇小说（已经初具日后成熟的风格的苗头），写诗。
他父亲与母亲的兴趣截然相反，所以引起他身上相克的反应和某种敌对性。母亲格雷丝·霍尔·海明威是一位有艺术修养的女人，她把家庭环境布置得如同教堂组织的文化沙龙。他父亲克拉伦斯·艾德家兹·海明威是一个杰出的医生，他引起儿子对于户外活动的爱好。他们经常一起钓鱼和打猎，关系密切。
就在海明威中学毕业前的两个月，美国参加了一战。卡洛斯·倍克尔写道：“他面临的几条路是上大学、打仗和工作，”海明威选择工作。他左眼有毛病，不适宜去打仗。1917年10月，他开始进堪萨斯市的《星报》当见习记者，海明威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学会把写新闻的规则化成文学的原则。
年5月，海明威来到前线，不久负伤，他受伤的时候，离他十九岁生日还差两个星期。五十年代早期，海明威说过：“对于作家来说，有战争的经验是难能可贵的。但这种经验太多了，却有危害。”摧残海明威身体的那次炸裂也渗透进了他的脑子，而且影响更长、更深远。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失眠，黑夜里整夜睡不着觉。五年之后，海明威和他妻子住在巴黎，他不开灯仍然睡不着。在他的作品中，失眼的人处处出现。《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柏尼斯，《永别了，武器》中的弗瑞德里克·亨利，涅克·阿丹姆斯，《赌徒、修女和无线电》中的弗莱才先生，《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哈利和《清洁、明亮的地方》中的老年待者，都患失眠症，害怕黑夜。
二十一岁时，他从家里搬出同时认识并爱上了哈德莱·理查孙，她是一位漂亮的红发女郎，比他大八岁。1921年9月，海明威与哈德莱结婚，在家里的乡间别墅度蜜月，接着去多伦多，当了几个月的特写记者。
但是，他真心需要的是欧洲，是有空间有时间进行写作。海明威夫妇决心接受一个驻国外兼职记者的工作。此后两年，海明威成了《星报》驻欧洲的流动记者，人住在巴黎，兼写关于日内瓦与洛桑国际会议的报道，包括希土战争的简练的戏剧性电讯。1923年夏天，罗伯特·麦卡门发表海明威第一部作品《三篇故事和十首诗》（三篇故事是《在密执安》、《我的老头子》和《不合时宜》）。
不久，海明威的妻子怀孕，他们在1923年8月离开巴黎。但到了1924年1月，海明威夫妇已经回到巴黎和蒙巴那斯，他坚持写作。正如斯泰因所观察的：“他十分认真地写作，想当作家。”
年10月他的《太阳照样升起》出版，不到三十岁的海明威成了有定评的文学家。作为一位作家第一部长篇小说，销路不错，也博得了好评。在某个意义讲，海明威终于明白他早年在巴黎的时代，正是他作为一个人与作为一个艺术家最为融合的年代。他发表了《在我们的时代里》、《太阳照样升起》，尤其是1929年发表了《永别了，武器》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足够的经历，形成他对人类命运的看法和极能表现这种看法的文体风格。虽然他艺术上的发展还没有结束，但是他后来写的东西至多是技巧更为精致，更有光彩，把他已经写过的主题加以变化罢了。
在《太阳照样升起》出版、《永别了，武器》未出版之间，海明威同哈德莱离了婚，与当过《时尚》时装式样编辑的保琳·帕发费结婚，他们回到美国，定居在基维斯岛，1927年海明威完成并发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1928年，他写《永别了，武器》初稿的时候，保琳生下他们第一个孩子（她一共生了两个儿子）；他修改初稿时得知了父亲因经济困难自杀，用的是父亲自己内战时用过的手枪。二十年以后，海明威在插图本《永别了，武器》的序言中回忆道：“那一年有好的时光和坏的时光，”但又说他当时“生活在书里”，“比我任何时候都愉快。”三十年代早期，他经济富裕，婚姻美满，到处冒险。这些年里，他到怀俄明和蒙大拿打野鸭，打麋子。这时正值大萧条时期。国家因经济危机弄得情绪低落，但海明威却更象一个狂热的童子军。描写狩猎和捕鱼，这给大萧条期间城市中的受害者提供了一个精神避难所。他们在海明威粗狂的面容和强壮的身躯上看到背运时期一位英雄的面貌；他含蓄的散文、精练的对话表现了典型的“重压下的优美风度”，《非洲的青山》描写一次狩猎旅行，预演人与野兽的悲剧，但几乎声嘶力竭地歌颂人类勇气的尊严。
年初海明威来到西班牙发表了他唯一的一出长戏《第五纵队》，1939年他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出版。
小说出版不久，妻子保琳·帕发弗同他离婚。一个星期之内，海明威又娶了第三个妻子玛瑟·盖尔荷恩，她是圣路易市人，小说家、记者，他们共同生活了五年，婚后头两年，他们去中国当战地记者。
从1942年到1944年他被《柯里厄》杂志作为没有军籍记者派往巴顿将军的第三军，1944年海明威在联军登陆那一天，在诺曼底的福克斯·格林海滩上观看了几分钟战斗才回到船上。
年以后海明威发表了长篇小说《过河入林》（1950年），1953年，去非洲作狩猎旅行。这一次又因为意外受伤。
十五年前他在《老爷》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一个古巴渔夫的通讯，现在根据这个素材写了《老人与海》（1952年），补回他在文学上的损失。同时，他得到普立彻奖金，1954年因《老人与海》他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年6月2日早晨，他把一支银子镶嵌的猎枪的枪口放在嘴角，两个板机一齐扣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