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更多来自中国电影体制之外的年轻人已经做好了拍摄独立电影的准备。就像阅读可以激发出一个人写作的欲望一样，从1995年开始的自由观影，也让更多的人获得了拍摄电影的兴趣。他们中的人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工人，公司职员，也有作者或诗人，非专业的背景对他们所形成的技术上的限制并不是很大，因为此时已是一个充满活力的DV时代。1949年以后，政府规定只有官方的电影制片厂才有权拍摄电影，电影事实上成了被政府垄断的艺术。与电影疏远的时间太久，让我们甚至忘记了用电影表达原本也是我们的权利。中国人开始试着透过取景器看这个世界，DV带给人们的不仅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更是一种权利的回归，1995年后大多数决定实验影像的人都会选择叛离电影审查制度的道路。以民间的姿态，独立的立场，中国人开始在体制之外创造一个崭新的电影世界，并尝试逐渐自主地安排自己的影像生活。”他说道。“很多手握DV的导演，都选择纪录片作为创作的开始，这种局面相当令人激动，因为在中国电影百年的纪史中，一直缺乏两个传统，一个是纪录电影的传统，一个是实验电影的传统。而由DV引发的民间独立影像运动也弥补了中国电影这一缺陷，这些导演所分布区域也比以往更广阔。”
贾樟柯认为，中国在飞速发展，一切都会很快。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握紧摄影机，握紧我们的权力【注：贾樟柯：《无法禁止的影像———从一九九五年开始的中国新电影》，见贾樟柯：《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29-130页。】。他表示，“从我拍第一部独立电影《小武》开始，我就想着要把自己最完整的艺术想象、最直观的观察生活的角度拍出来。越是独立电影就越是应该在主流的电影工业渠道中推广，这两者是不矛盾的”。
02 解禁之内幕
由于中国电影的特殊管制体制，贾樟柯在拍摄《故乡三部曲》时，还是一个“地下”导演的身份，他被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禁拍到解禁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早在1997年5月，贾樟柯完成了第一部作品《小武》，1998年该片获得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首奖、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潮流奖和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热气球奖。但恰恰因为这部电影的得奖，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以违规参赛向贾樟柯下了禁拍令。
贾樟柯回忆说：“1998年2月《小武》在柏林首映后，反响很好，因为影片已经获了奖，上影厂才对我感兴趣。他们与国外一些同行谈合作时才知道原来还有我这么一个导演。”贾樟柯在这种欢迎自己的氛围中很快做出决定，要在上影厂完成《站台》。这大概是贾樟柯第一次萌生与上影厂合作的念头，这段时光过得相当舒展开心……没想到这种情绪突然中断了——1999年1月13日，上影厂收到了电影局关于贾樟柯在内几位导演拍片的禁令。
也就是同一天，贾樟柯被电影局喊去谈话，他后来回忆说：
那一年我29岁，刚从学校毕业，没怎么进过国家机关的门坎。心里打鼓，一路东走西绕，终于在东四某条胡同看到国家广电总局的白底黑字牌子，正在端详，欲意前往，突然从门里流水般漫出七八个中年人，其中一人脸熟，我立马侧身靠墙定睛观看，原来是某第五代大师，看他和一儒雅官员称兄道弟，勾肩搭臂，一旁众人附和，在低屋飞梁之下，八字门厅之前，配合着胡同里明清以来的幽雅，恍惚一派古意，这让我迷茫，原本想象中神仙般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师，在官府衙邸竟也如此游刃有余，一如自家门前。人群如大师吉普车下的烟尘般散去，在胡同的寂静中我倒怪罪起自己的没有见识，那官府中人也非青面獠牙般恶相，那官就有书卷气，像老了以后的赵文瑄。
进了门去，才知此乃深宅大院，看门人一声断喝，断了我情趣，平添几分紧张。报了来意，得了差人指点，我穿廊过柱，近一门前，抬手敲门，出来的竟是老年赵文瑄。人生多此巧合，真是上天的安排，原来电话中约我的官就是他。说明来意，老赵并不着急与我理论，而是带我入院，言此乃宰相刘罗锅的故居，我想起李保田的喜剧样子，不禁笑了起来。
重又回屋入座，老赵赐茶，说他要出去一小会儿，让我一人在办公室等他，尽可随意。他走后，我的目光摇镜头般扫看一周，桌上有一复印文件入眼，那文件上似乎有我名字。我如蒋干盗书般兴奋，趁四下无人，拿起文件阅看，上面复印的竟是台湾《大成报》影剧版一篇关于我的电影《小武》的报道。这倒不让我惊奇，叹为观止的是在正文的旁边，有人手书几行小报告：请局领导关注此事，不能让这样的电影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老赵谈笑风生进来，说：知道为何请你来。我说：我知。老赵拿一文件宣判：从今天起，停止贾樟柯拍摄影视剧的权利。我和他都沉默……
我如梦游般离了办公室，手拿处理我的文件，一个人在阴阳分明的胡同中走！人心如此玄妙，复杂得让人难懂，在迷茫中我想：留着这份迷茫，也会是一种镇定。
贾樟柯对此有些无奈和委屈，“拍第一部电影时想法很原始，没想过要与观众见面，想拍就拍了。所以被禁那时我反复向电影局说明，我拍《小武》时真的不知道还要走那么多程序，但他们不相信我，直到现在也不相信”。其实他从事电影创作并参加国际上的电影节，是为了表达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的内在“表情”，用他的话说就是，“这几十年中国变成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但这个经济体是没有表情的，外国人不知道中国人的所思所想，就要通过这个国家的电影、小说、音乐等获得信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做得太少。国产电影在国外真正能取得影响的每年只有三五部，我们的输出远远不够，中国文化应该保持对外沟通和交流的态势和兴趣。有一种很民族主义的情绪，说那些容易被国外了解和接受的（中国艺术）都是呈现了中国的苦难和弱点，丑化了中国人，外国人看了很开心。这是很奇怪的（观点）。没有人喜欢看别人的笑话，苦难是人类共同的问题，法国、美国都有贫穷，再富有的国家都会有。了解了才会有沟通”。【注：转引自柴爱新：《经历这个时代的个人是不能被忽略的》，《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第11期。】
在被禁后那几年，贾樟柯一直试图与北影厂合作拍《站台》，“当时上影放弃后我去找北影，北影副厂长史东明和田壮壮导演特别想帮我与电影局沟通，如果办成就让田壮壮当监制，但最后还是没通过”。贾樟柯回忆起当时被拒的过程是，“我记得有一天史厂长告诉我说这个片暂不拍了，因为被禁身份还没解决。我很理解，对制片厂来说他们也无能为力。我当时心情很糟糕，所以直到今天我都很感激他们两位，他们是真心爱电影的人，在那个时候他们让我感到温暖，田壮壮当时看过我的剧本后大致说了这样一句话，小贾，有一种电影是为拍电影而写的，是从心里流出来的。后来他一直推动着我的工作，但仍然没成功”。对于两位电影前辈对自己的帮助，贾樟柯一直铭记在心。
直到1999年11月《站台》开拍时，创作生出的兴奋感仍不能让贾樟柯完全平复，“我当时有点‘报国无门’的感觉，听起来有点傻吧”。
与第一次相比，贾樟柯第二次拍片时已经意识到是在拍“地下电影”了，“但创作有很强的生理、心理反应，整个心理机能特别是情感收不住了，而且当时很多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了工作，我不能简单地跟他们说停止。那就做吧”。开拍前贾樟柯有一段时间曾天天想着去哪弄一只老虎来，朋友通过种种手续，终于帮他借到了一只患白内障的老虎，但因为这是部地下电影，没能办到运输国家保护动物的许可证，这段戏也就没拍上，事后贾樟柯说：“这是我影片众多遗憾之一，如果是地上电影得到政府支持肯定能将老虎运到北京。”即便如此，贾樟柯已深深体会到上海的同学对他的热情关注和支持，贾樟柯是那种平时不爱表达的人，但他没忘在片尾打上鸣谢字样。
创作的快感终于慢慢冲淡了贾樟柯先前的痛苦，《站台》最后引入海外资金拍完了。2000年，该片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
“《站台》在2000年威尼斯电影节上的反响出乎我的想象，这又是我最失落的时候。”在国外越受追捧，贾樟柯越期望自己的电影能早日与国内观众见面。
2002年5月，贾樟柯的第三部影片《任逍遥》入围戛纳，成为当年唯一一部入围的华语影片。但是，影片在国外越受肯定，贾樟柯的苦闷越深，越期望自己的电影能与国内观众见面。
终于，一个好兆头出现了。电影局新任领导的思路有了很大的改观，他们开始注意到贾樟柯、王小帅这一批在国际上享誉甚高，但在国内只能在地下工作的年轻电影人。2003年11月，电影局新任局长童刚专门找贾樟柯、王小帅等少数几位年轻导演谈话，他们得到的信息是“希望把这一页翻过去，大家重新开始”。12月，电影局又召集一批年轻导演在北京电影学院座谈，向他们公布电影改革的政策信息，并同时征求他们的看法。事后，包括贾樟柯在内的七位电影人联名写了一封信给电影局领导，提出了他们的困惑和体制改革的建议。这段时间，虽然电影局并未下发明确的解禁令，但周围传来的消息都是贾樟柯很快就会解禁。
2004年1月8日，独立电影导演贾樟柯接到电影局的正式通知，宣布恢复他的导演资格，从而结束他自《小武》以来“地下导演”的命运，同时，各大电影厂都收到了电影局这一“一号令”，贾樟柯得以正式解禁了。
独立电影与话语权的话题密切相关，后来，贾樟柯针对“有没有觉得这10年你逐渐拥有话语权了，可以利用话语权争取自己的东西了”的问题，称“应该说这10年我一直在争取话语权。我上电影学院的时候，每星期三都有两部最新的国产电影可以看，没有一部跟我有任何关系，没有一部跟中国人真实的感受和处境有任何关系。它让我决定自己干，我把我认为被银幕遮蔽掉的生活呈现出来，这是我最初做电影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就是在争取话语权”。贾樟柯还认为：“我觉得话语权不应该被量化。你能发言，你是众多的发言者之一，你发言的质量和反响，是你控制不了的东西。我从一个流着鼻涕在县城打架的孩子到能把我的县城生活拍出来，到能把自己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想法拍出来的这样一个经历，让我觉得，只要争取我们都可以获得发展。”
贾樟柯表示：“我当然还是非主流，我希望保持一种自由的自我的呈现，而不是随着一个主流话语在走。但是我这10年有一个很大的信念，就是我不自我边缘化，否则意味着你的思想不能呈现。我会一方面保持独立的状态、‘非主流’的意识，一方面是绝不自我边缘化。”【注：详见杨非、商玲：《贾樟柯：难道我所有电影都要拍县城？》，《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10期。】
有一次，同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校友柏邦妮问贾樟柯一个问题：“你之前的很多电影也是地下电影，不能公开发行。你有什么感觉？”
“在自己生命环境中的那些人，也就是我的电影里的那些人，无法分享共同的生命经验，我常常有一种空虚的感觉。但是我无法不拍电影。在拍《站台》前，我真的觉得，不拍这个电影，我什么也干不了。这是我的魔障。我的创作底线是：讲自己想讲的话，拍自己想拍的东西。不想要妥协。应该妥协的是这个环境。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不妥协。”【注：参见柏邦妮：《不华：柏邦妮名人访谈录》，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44-45页。】贾樟柯是这样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