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莫言的名字还是通过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想想那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事情了，转眼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我仍无法忘记那些文字下质朴的野性、未加修饰的爱恨与挣扎，以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男男女女粗犷而细腻的情感，他让我看到了那些隐藏在这片贫瘠土地边缘上的人们的精神世界。由于我不是搞文学评论的，没有资格妄加评议莫言先生的艺术成就，但仅从思想邻居的角度而言，我们也在试图以不同于文学的方式揭示那些缺席者的存在状态，基于这种理解，我们是思想的同行者。每个人文学者都尝试对自己时代的精神生活进行诊断与处理，但这种处理有一个预设前提，即随着文明进程的加快，人们遭遇的痛苦与幸福也随之增加了，到底是痛苦增加得多，还是幸福增加得多，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对悲观主义者而言，他相信痛苦增加得多，就如同哲学家叔本华所说：“文明的每一步意味着需求及实现它们的必要手段的复杂化、多重化，因此，随着文明的进步，欲望、悲惨、失望都增加了。”显然，我们不同意叔本华的论断，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功利主义的解释模式。幸福与痛苦作为一种个体心灵感受，是无法计算的。我们所要寻求的是一种具有普遍形而上意义的正义价值，也许这才是当下中国进行精神和解的基础。正如德国哲学家包尔生所言：“不义在旁观者和受害者心中引起了公正的观念和正义的情感，谎言和欺骗使真理和诚实有价值，残忍和恶意构成了对灵魂的温柔和高贵的陪衬。”莫言的重要性在于，他隐身于故事与语言的乡下，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表面繁华下的无声呼告，那些细若游丝的声音终于在阴影下得以彰显，随之，那些阴影下的苦难挣扎与不屈不挠的希望展现在我们面前，否则谈何精神和解？精神和解的前提就是我们要了解那些隐秘的精神生活，让它们有机会和公平地得以道说并使之呈现，这恰恰是一位伟大作家的职责所在，没有任何一个群体的声音是可以被忽略的。使未来成为真正的未来，恰恰在于我们对民族苦难记忆的坚守，让通向未来的路变得踏实。文字写到这里，也正是午饭时间，就着萝卜、黄瓜还有大葱，蘸着黄豆酱吃得正香，不觉兴起，喝一杯小酒，突然，那些沉淀的记忆不期而至，我的父辈、祖辈都是这样生活来着，他们在这个时代张开帷幕之际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一切都会过去，唯有真理不会。那些曾有的集体记忆如泉水般涌现，想到这些，不禁潸然泪下，我活在他们的未来里，那些曾被遗忘与遮蔽的精神之根从来没有丢失或者褪色，只是无处安放而已。通向未来的路就这样在沉寂的心灵里延展着，从未中断过。在乡土中国日渐远去的今天，我们的生活已经被连根拔起，没有根基的漂浮成为一种时代症候，而记忆帮我们捍卫了一种历史的连续性。莫言的文字来自乡土的高密，那里连接着坚硬的过去与柔软的未来。危险的记忆作为行动的出发点，它赋予行动者一种自发的意义。正如德国神学家默茨所言：“人回忆曾经抵达的应许，回忆面对这种应许而存在过的希望，将自己维系在这一回忆之上，并以此决定自己的一生。”在精神分裂的时代，结果不是我们决定的，但每一个人都是思想碎片化后果的直接承担者，没有人可以躲过问责，我们所有人都输了。莫言作品的意义恰恰在于以魔幻的方式为那些即将沉没的声音做了记录，不论你喜欢与否，那些精神生活被摆在我们面前，鲜活而粗糙。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带来的诸如公平、正义、自由的缺失，以及权力与责任的严重不对称等等，如一道道伤疤印刻在当下每一个行走者伤痕累累的心灵上，无情地羞辱着我们千辛万苦积攒下的脆弱的骄傲。我们每个人必须有所行动，这是一种使命与召唤。如果说只还有一个上帝可以救渡我们，那么这个上帝就是源自我们内心的大无畏的勇气、良知和热爱。文学史的研究告诉我们，任何作家如果缺少这些品质与风骨，注定是无法成为伟大作家的。
4.2 多元化的勇敢与热爱
毋庸讳言，莫言先生的获奖也引发了社会上的一些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有人认为莫言先生缺乏勇气，没有直率地批评当下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公与不义。由此他的文学价值的分量自然被看轻了。笔者不这么认为，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一再告诫我们：政治意识形态总是或多或少地将事实建议和价值判断混合在一起。它们既不能被置于对错的选择之中，也不属于口味和颜色的范畴。终极哲学和喜好的等级区分需要对话讨论，而不是实证或拒斥；对现实的分析或对未来状况的预测随历史进程和我们从中获得的知识而不断变化。就此而言，在事实与价值没有厘清之前，草率否定莫言成就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
文学是一种中介，始终具有实践性质，在任何庸常与危险的故事叙述中，它都默默承载着作者的价值观与形而上的追求。作者可以把自己的勇敢与热爱隐藏在不易被觉察的语词中，让语词自行言说，这是文本的宿命，也是语词的力量所在。对于莫言的误解大多来自对勇敢概念的不正确认识。勇敢，作为一种美德是介于懦弱与鲁莽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在生活中，勇敢往往以勇气的形式体现出来，我们通常所习惯的英雄行为只是瞬间的危险或牺牲模式，这严重缩减了勇敢的内涵。按照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的分类，依据时间维度，勇敢可以分为两类：立即作为下产生的勇敢和随着时间的积累才能看出来的伟业。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勇敢主要应该体现在随时间的累积效应而产生的结果上，而非那种瞬间行为，这丝毫不能掩盖作家的伟大。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社会，就此而言，勇敢的形式应该是多元化的，就如同士兵的勇敢与作家的勇敢有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们应该拓展对勇敢的认知框架。任何人不为自己领域的困难所动，坚持基本原则把自己的工作持之以恒地做好了，那他就是英雄，因为他兑现了他的职业所应担负的勇敢责任。把勇敢片面地单一化是落伍时代的认知模式，它的运行结果只能是害人害己，于事无补。
在一个思想激烈变动的年代，精神领域里的左右冲突与对立，恰恰是一种集体自救的表现，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各自采取的路径不同而已，其最终的诉求都是让存在者生活得体面且有尊严。由此而言，一个过渡时期的言说者的责任，在于“把人从彼岸召回到精神面前，大地和它的物体，人的美德和伦常，他自己的心灵和自己的良知，开始成为对他有价值的东西”。这是黑格尔的教导。其实，在我们尝试救渡群体的时候，首先需要把自己唤醒，坚持一条正确的道路。重新发现自我和集体记忆恰恰是捍卫启蒙的出发点，而莫言坚持的理念“文学是写人的学问”很好地贯彻了这一宗旨。回到真实的生活和人本身，这不仅仅是一种哲学理念，更是一种行动纲领。对于多年政治改革滞后遗留下的欠债不应该由莫言一个人来承担与偿还，那份欠债是属于所有人的，由于我们没有做到各司其职，导致精神环境总体恶化，没有人可以脱得了干系。最可怕的境地是每个人都推卸责任，那么可能真的会出现我们根本不再期待什么的整体性放弃。德国哲学家舍勒曾说：“推动世界前进的力量有两种：爱和恨。”那么，一个作家通过他的文字彰显了爱的力量，以一种温暖的方式记录下冷酷年代的希望，于是，他就在为我们时代的精神和解做出了一份可贵的努力。同样，爱的形式也是多样化的，任何随意缩减爱的内涵的行为都是狭隘的。对于尚未完成启蒙目标的国度来说，一个作家通过文字以批判的视角唤起集体记忆中曾有的温暖、热爱与勇气，谁能说他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呢？从近日莫言的一些访谈中隐约能够感受到作者内心温婉的勇气以及纯朴的热爱。我们所期待的莫言应该重新回到书桌前，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荒漠甘泉来。作为思想的邻居，我一直所担心的是人文学者中间蔓延的犬儒化思潮，一旦失去思想的路标，被时代的喧嚣裹挟着毫无愧意地背弃勇敢、良知与热爱的心灵边界，精神和解就彻底沦落为一种自欺欺人的幻想。
这种担心在这个慌张的年月不是多余的。别忘了，黑格尔曾不无深意地引述卡尔内亚德的话说：一个男人诚然可以变成太监，可是一个太监却绝不会重新变成男人。诚哉斯言！
（2012年10月15日应邀为交大主页的“学者笔谈”专栏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