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被汉献帝晋封为魏王，打破了刘邦定下的“非刘姓子弟不得封王”的规矩，曹操在朝廷上已经是大权独揽，成为汉王朝实际的统治者。
后来，曹操在政治上的待遇更是登峰造极，他被恩准使用天子的仪仗，除了天子的名分，他已经和皇帝别无二致。因此，吴主孙权派出校尉梁寓向曹操进贡礼物，还写了一封《劝进表》，劝曹操称帝，并且表示自己愿意向曹操称臣。
曹操读完来信之后，心里明白孙权不会对自己这么顺从，而是别有用心。于是他笑着对左右的人说：“孙权是想把我放在火炉上烤啊！”侍中陈群等人说：“大汉的天下已经是名存实亡了。魏王为天下万民谋福，功高德重，人心所向。魏王应该登基称帝，不要再犹豫了。”
曹操说：“如果天命真的眷顾我，那么我就做周文王好了。”
曹操为什么不称帝呢？李宗吾认为，曹操之所以至死都没有称帝，不是因为他不想，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这样做。曹操对称帝的利和弊是很了解的。曹操很清楚，一旦他要称帝，那么刘备和孙权必然会联合起来，以“篡汉”的罪名来讨伐他，使他成为众矢之的，到时候他不仅要背上这样一个骂名，还要面对朝廷内外的重重打压，这对已经掌握了汉朝实际政权的曹操来说是不利的。因此他放弃了这样一个名分，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儿子曹丕。
事情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更是瞬息万变，稍纵即逝。厚黑者要学会审时度势，三思而行，才能够确保自己不会因为一时的错误而导致满盘的失利。
在官渡之战中，袁绍就是因为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没有经过仔细的考虑和计划就贸然出兵攻打曹操，最终落得一败涂地。
汉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绍召集了众谋士，准备发起一场剿灭曹操的战争。然而，袁绍的谋士田丰和沮授表示反对。田丰对袁绍说：“如今天下分崩离析，百姓生活艰难，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这个时候正应该是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安定人民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发动这样一场战争呢？何况，现在天子在曹操那里，如果我们贸然进攻，在道义上会遭到天下的谴责，这对我们是极为不利的。我们可以派出一小部军队，从各个方向出发，对曹操进行骚扰，让曹操疲于奔命，不堪重负，这样不出三年，我们就可以消灭曹操了。现在您集结了所有的部队，一拥而上，万一失败了，该如何是好呢？请主公三思。”
袁绍不听，认为田丰是在诅咒自己失败，因此下令将田丰关进了监牢。
后来果然不出田丰所料，袁绍在官渡之战中听信了郭图等人的言论，结果大败，不仅输掉了这场战争，而且从此一蹶不振，失去了和曹操争雄天下的机会。
俗语说：“一子错，满盘皆落索。”袁绍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没有在这场对决开始之前，认真地根据天下的形势分析自己和对方当前的状况，更没有仔细地权衡倾巢而出和分兵骚扰的利弊，结果导致了自己最终的失败。相反，他的夙敌曹操在谋士的帮助下，深谋远虑，用自己的计谋和智慧，深入地对双方的力量进行了对比，因而最终获得了胜利。
厚黑学认为，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在于对环境、对手以及自身的分析和了解，从而把握整个局势，选择最有利于自己成功的方式和道路。
一个成功者，可以缺乏任何一项能力，但唯独不可缺少思考的能力。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人必然不会得到成功的垂青。可见，对利弊的权衡能力和对事物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对一个成功者而言是多么重要。
通机达变，直在曲中求
【原典】设变致权，所以解结。
注曰：有正、有变、有权、有经。方其正，有所不能行，则变而归之于正也；方其经，有所不能用，则权而归之于经也。
王氏曰：“施设赏罚，在一时之权变；辨别善恶，出一时之聪明。有谋智、权变之人，必能体察善恶，别辨是非。从权行政，通机达变，便可解人所结冤仇。”
【释评】对人对事都不要逞一时之快，要顺势而变。当遇到困难时，变换一个角度，变换一个方法，也许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变”带给我们更多的折中处世、灵活做人的方法。
冯道是中国古代值得称奇的人物，在中国正史中，他是一个不怎么出名但又必须提到的人物。在五代那个混乱的时期，每一个朝代变动都要请他去辅政。人们给予他的绰号是“不倒翁”——他是一个身事十主、弃旧图新的人臣。一千多年来，诸多史书都对他这样评价。
在历经五代这八十年政权大乱中，冯道至死不渝地守卫着国家，免去国家在更朝换代中所带来的元气大伤。在五代乱世中为何他都能一直紧紧地攥住属于自己的那份政权？因为他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并能及时辨明政治风向。他对政治立场和效忠对象也都可以随时势而变。后唐明宗死后，愍帝即位，冯道还是担任宰相一职。这时潞王李从珂反于凤翔，愍帝急忙向卫州奔去。冯道看到愍帝的大势已去，将其看成路人一般不理，冯道亲自率领文武百官迎接自己的新主潞王李从珂，随后又拥护李从珂为后唐末帝，冯道则继续担任宰相一职，朝中官员在他的带领下迅速各就其职。而正逢末帝即位时期，愍帝三日后在卫州被杀。在以后的每次政治风云波动中，冯道都给自己的船把好舵，及时地把自己在前一朝累积的政权地位和名望转换为对后一朝的“忠肝义胆”，尽管它又在下一次的江山易代时一去不复返。
俗话说，“武死战、文死谏”，对作为文官的冯道来说，在官场上的他既要博取为官的好名声，还要敢于直言进谏。虽然说真话有着很高的风险，但其所附带的利益也更大些，关键在于怎么说。面对那些尚武的“马上天子”，冯道不但对天子的脾气、性格了如指掌，而且分析清楚每件事情的得利要害，总是三思而后行，先谋而后动，从而取得了很好的直言劝谏的效果。
后梁时期，冯道的主子成了晋王李存勖。晋王亲自率领大部队攻打梁朝，与梁军针锋相对，隔黄河对峙。有一次，晋王帐下的一名叫郭崇韬的大将惹恼了晋王，晋王便意气用事地说：“让三军另选统帅吧，我让贤回太原！”随即命令冯道马上拟诏。冯道端着手中的笔就是不动。尽管晋王一再催促，冯道仍语重心长地对晋王说：“拟诏虽然是我分内的工作，君叫臣做，臣不敢不做。但是，大王现在已经战功显赫，目前正逢平定南方敌寇之时，崇韬所说都在情理，您不听他说也就罢了，何必还大动干戈呢？要是敌人看到我们君臣如此，以为我们君臣不和，对我军非常不利。”李存勖听完冯道一席话茅塞顿开。一会儿，郭崇韬也来向李存勖谢罪。一场内部矛盾就这样被冯道的巧言和直谏给化解了。冯道的名望也就更高了。试想如果当时冯道劝谏时要不是避实就虚，以情理动人，并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而是像别人那样按照老套数道德说教，甩大帽子压人，其结果只能是火上浇油，弄不好还自身难保。
再比如后唐天成、长兴年间，粮食连年丰收，百姓安居，中原比较安定。这时，冯道却进谏明宗说：“我跟随先帝时曾出使中山，由于途经井陉天险时，生怕马有什么闪失，谨慎地握着缰绳，但是当马到了平地的时候却没有了戒心，结果却从马上跌下。在危险的地方因谨慎小心而获得安全，但是当处于太平的环境却因失去戒心而萌生祸端。”他向明宗推荐聂夷中的《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明宗看后顿悟，叫人将诗句抄下常常朗诵。冯道正是以这种灵活的方式奉劝皇帝不要沉迷于眼下太平无事，而是应以百姓生计为先，居安思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也就被冯道以如此巧妙的例证描述表现得淋漓尽致。
正像冯道那首《偶作》中的“狼虎丛中也立身”，意思就是在狼虎丛中，也可以站得住，不害怕被吃掉。冯道能够在五代更替的大风大浪中站得住脚，正是运用好了这个“变”字。
谨言慎行，规避人生是非
【原典】括囊顺会，所以无咎。
注曰：君子语默以时，出处以道；括囊而不见其美，顺会而不发其机，所以免咎。
王氏曰：“口招祸之门，舌乃斩身之刀；若能藏舌缄口，必无伤身之祸患。为官长之人，不合说的却说，招惹怪责；合说不说，挫了机会。慎理而行，必无灾咎。”
【释评】俗语有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何为有道？《素书》的这句话就是揭示其奥秘的。当“猎物”已是你囊中之物，一切都水到渠成之际，你千万不要得意忘形，到处夸耀，喜极失常。只有稳住阵脚，不露声色，到手的便宜才不会不翼而飞。生意场中是如此，政治斗争、军事外交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