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孩子们到了该回英国上学的年龄了。1914年初，我丈夫提交了请求休假的报告，那一年，艾瑞克已十二岁了，希尔薇亚也已八岁了，最小的罗宾三岁。当时我们的想法是：把孩子们留在英国家中，由于我丈夫还要在喀什噶尔任职三年，所以我应再回到喀什噶尔与他度过这一段时间。但是，当时我们一点也没有想到在1914年这个带来灾难的一年要发生的事件。我们的申请被批准了，因此当时我们认为肯定能够回英国度假。于是我们举行了一个拍卖活动，卖掉了一部分东西，把能带回去的东西打了包装箱寄了出去。当时想，寄出去的这些沉重的箱子要比我们晚很长时间才能到英国，我们的想法不幸被猜中了，寄出的东西三年后才到达伦敦！
克雷斯威尔小姐的身体状况很不好，她急着要回英国，所以就先动身走了，我们留在喀什噶尔，等接替我丈夫职务的人到来。很快我们从北平得到了英国向德国宣战的消息，紧接着又收到印度（殖民政府）发来的电报，通知我们所有的假都不批，也不准休假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和其他人一样感到非常茫然，但我们丝毫没有意识到整个世界都面临着一个可怕的时刻，我只把自己回不了英国这件事看得非常严重，因为我们没有欧洲出产的生活用品了，那我们怎样过日子？全家人没有冬衣，根本不可能有人给我们寄来任何物品，也没有人帮我们照看、教育孩子，甚至没有厨师，因为我训练好的那位厨师刚刚去世不久。
我有两个大孩子，得有人给他们上课，不然的话会把他们惯野的；还有一个三岁的小男孩，需要整天都有人管他，而且当时在秦尼巴克还住着从印度来的两个客人。
这两位客人很体谅我们。有一天，我实在忙不过来了，其中一位客人是一位印度警卫部队的军官，我们称他为布莱克上尉，他把艾瑞克带了过去，给他上拉丁文课；另一位客人是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海顿博士，他带着罗宾在花园里做泥饼，一块玩耍。
和往常一样，我们挺住了，事情也变得有头绪了。虽然我忙得团团转，但是一日三餐还是照常做好了，衣服也都缝制好了，把孩子们也照料得井井有条，每天坚持着给他们上课，我甚至还照料了一位生病的瑞典朋友，每天陪护他，陪护了好几个星期。就这样，又一个忙忙碌碌的冬天过去了，虽然从欧洲传来的消息总使人心情安定不下来，但这个冬天我们过得很愉快。
通过从印度送来的每一个邮包，我们得到了从吉尔吉特寄来的路透社电讯。由于邮件每两周才能到一次，要把两周积存下来的电讯读完确实是件费时费力的事。虽然这些电讯登载的消息到我们这里时已晚了近一个月，但它们都是可靠的。
第二年四月，我丈夫收到了英属印度政府的通知，通知说珀西·赛克斯爵士（当时他已是准将了）已经动身来喀什噶尔替换他。因此，我们又匆匆准备好了动身的行李。两天后，赛克斯爵士和他的妹妹伊拉·赛克斯来到了喀什噶尔。因为我们要赶在铁列克山口被洪水阻断之前翻越天山山脉，旅程很急，所以他们来到后我们马上就出发了，不然的话，我们还得等上几周，等山口开通后才能动身。
在喀什噶尔的最后几天我们忙得天翻地覆、不可开交，更倒霉的是，罗宾又发起了高烧，我们很担心，心想我们又得推迟动身了，这真是一场噩梦！
幸运的是，他很快就退了烧，痊愈了，我们可以动身了。我们真希望在告别秦尼巴克之前能够再见一见朋友们，见得越多越好，但是我们等不及了。而我感到很高兴的是，在我离开后，有一位女士照管秦尼巴克的事务。我想，这里的仆人们也会这样想，也会高兴的。
我们乘坐的马车动身了，离开秦尼巴克的院子，我回首又看了看我们的家，心里想我们是否要永远告别它了。虽然可以回英国了，又要见到故乡了，但此时此刻我心里沉甸甸的，真不是个滋味。
翻越天山的道路状况糟透了，一路上冰雪到处都在融化，许多地方，乍化乍冻的冰水把地面冲得沟沟坎坎，行走起来极其困难，而且很危险。我们碰到的最危险的情况是，在许多地方，从山坡上滚下来、冲下来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随时会掩埋道路。
我们沿着一条狭窄的山谷向铁列克山口前进，山谷两侧悬崖陡壁林立，非常险峻，我们只能在山谷中的河床边择路前行。一路上到处都是石头，这些石头是最近才被水和泥石流冲下来的。我丈夫和我骑马走在前面，突然，伊萨骑的那匹马（马上还有希尔薇亚，坐在伊萨前面）一下子冲过了我们，而马背上一个人也没有了，它这一跑惊得其他马也跟着狂奔起来。等到我们把马停下来，回首一看，希尔薇亚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伤心地号啕大哭，而伊萨则被甩得更远，躺在地上。可怜的小希尔薇亚吓坏了，但他们两个伤得都不重，这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希尔薇亚说服，让她重新骑到马背上去。我丈夫骑的那匹马很老实，走起来相当稳当，于是他和伊萨换了马，因为他认为伊萨原先骑的那匹马靠不住。换完马，我们又都上马开始前行了。没几分钟，同样的怪事又出现了，又是伊萨原先骑的那匹马开始扭头转圈，然后又往回跑，而其他的马又跟着它往回奔跑了起来，这一次是我丈夫骑在它背上。待到它们停下来，才发现了其中的原因：路边一侧的高山坡上，大块大块的石头和小岩石块被融化的冰雪水挟裹着从山坡上流了下来，速度快得骇人。这一次石头恰巧从我们的正前方滚过。那匹马过去一直被用于驮运邮件到萨里阔尔（即塔什库尔干），很有经验，知道山坡上发出的轰隆隆的声音预示着要发生什么事，这一次它听到了石头滚动的声音扭头就跑，救了我们的命。就在那一天，它用这种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发出了警告，使我们避开了从山坡上飞泻而下的石头。
我们来到了铁列克山口山脚下的驿站喀拉库姆什，感到像垮掉了似的，心力交瘁。这里的海拔高度也使我们头昏脑涨，非常难受。我们刚躺下来想歇息一会儿，突然，正在房子里玩耍的罗宾看到炉子上烧红的铁皮筒上的红颜色，觉得很美，很好玩，就把自己的双手贴在了上面，这一下使我们再不能休息了。当然，他的双手被烫得很厉害，整夜痛得使他无法安静下来。冯·勒柯克博士在喀什噶尔逗留期间给了我一些非常有效的治疗烧伤、烫伤的药膏，幸好我出来时带上了它。我马上把药膏敷在罗宾的手上，在整个旅程中，他的手上都涂着这种药膏。
第二天早晨，我们出发翻越铁列克山口。由于地面上都是冰，而且路面被冰雪水冲得乱七八糟，根本没法骑马。一路上到处躺着死马的尸体，还有奄奄一息的马，有些马只剩下了残肢，奄奄一息的那些马遍体鳞伤，样子很惨；这些马原来驮的货物就摆在尸体两边。附近空中，秃鹫盘旋着，等着我们走过好再开始它们的令人可怖的争抢死马肉的战斗。
我们雇的两个柯尔克孜人对我们说，他们愿意用背在脊背上当被子用的口袋背着希尔薇亚和罗宾上山，这两个孩子同意这样做，就被背着放心地上路了。可怜的小罗宾，双手都缠着绷带，尽管这样，他表现得很勇敢，情绪很好。我骑上了一头牦牛，由一位年老的柯尔克孜人牵着走在前面。牦牛在融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移动着，一路上磕磕碰碰，踉踉跄跄，牦牛在整个前行途中一直不停地大声哼哼着。我所能做的只是拼命骑稳，任凭颠来颠去。由于我不能在这样的路上步行前进，只好让牦牛驮着往前走，也就顾不得它走的方式了！就这样，谢天谢地，没有出什么事。我丈夫和艾瑞克只好与仆人们一样步行前进。这里空气稀薄，人人憋得喘不上气，越往上走，越是艰难，花费的气力越大。上到山顶，艾瑞克倒了下去，一动也不动，这真使我们又急又愁，我们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使他苏醒过来。我们甚至给他灌了几口白兰地也没起作用，而我们其他人喝了一点就起作用了。这真把我们急坏了。他被放在我骑的牦牛背上，靠在我身上，但一点精神也没有，瘫在牦牛背上几乎丧失了意识。我紧紧地抓住他的双手把它们按在我的腰上，使他紧紧地靠着我，要不是这样他肯定会掉下去。牦牛磕磕碰碰，晃荡着朝山下走去，而这里的山坡又非常陡，因此，在牦牛背上坐稳不掉下去不是件容易事。其他两个孩子，由柯尔克孜人背着，感到非常新奇，他们安全地上了山顶，又跟在我们后面安然向下走着。这两个柯尔克孜人每走一步都非常小心，他们小心翼翼地照料着孩子，让我们感激不尽。就在向下走了一千英尺左右，艾瑞克突然病得很厉害，到了山脚下的驿站房他却完全好了，这真让我们又惊又喜，松了一口气。
再往前走了一程，我们遇到了一幅可怕的惨景。我们的马首先看到了这幅惨景，开始它们的鼻子里发出了哼哼声，然后躁动不安起来。接着，我们看到在前方不远的一条阴暗的山谷里，一个驮队，包括人和马都被冻死在那里，马匹依然直立在地面，但已冻得僵硬不堪地死了。他们可能是碰上了一场暴风雪，才遭到这样的厄运。秃鹫们正爬在他们身上，津津有味地干着它们惯常的老勾当，把人骨和马骨上的肉叼得干干净净。我们慢慢地走过这些尸骨旁边，离开了那个确确实实的死亡之谷，把这个命运悲惨的驮队丢在了我们身后。但是，多少个日夜，他们的惨状一直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印在孩子们的心灵里。这又是我们这趟旅行留给他们的最不容易忘却的印象。
我开始失去了勇气，感到在这趟旅行中我们都活不了了，这种想法像一团阴云一直笼罩着我，怎么都甩不掉。
但靠老天保佑，也靠我们的运气，我们终于平安地翻越了崇山峻岭，从安集延又一次登上了火车。我们在天山山区经历了冰天雪地的寒冷，而俄领中亚的燥热天气却使我们感到令人难以忍受。
在整个俄领中亚，我们看到了一批又一批的德国战俘，这些人看上去不像遭受了折磨，情绪很好，除此之外再没有看到战争的迹象。但是到了奥伦堡，哥萨克士兵占满了车厢，车厢的窗户都放了下来，遮得严严的，而且士兵把守着每一节车厢的门，这种情况直到我们的火车在萨马拉驶过伏尔加河以后才不见了。
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那时候人们这样称呼它），我们好好休息了一阵，过得很愉快，而且还见到了几位在喀什噶尔结识的朋友。这一次在俄国的旅行比我们以前的几次要令人愉快得多，比我们预先设想的也愉快得多。沙皇在此之前颁布了禁酒令，这个法令使人们的行为举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那些农夫，过去肮脏不堪，样子邋遢，行为粗野，喝了伏特加酒后成天迷迷糊糊，像半个野人，而现在却变得行为规矩，稳稳当当。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似乎都有了变化。在价格昂贵的旅馆和饭馆里，人们甚至连一点带酒精的饮料都买不到。
从俄罗斯出发回英国的唯一可能的路是向北，经过芬兰到波士尼亚湾（波士尼亚湾，位于瑞典和芬兰之间。）顶端的托尔尼，在那里越过托尔尼河，在哈帕朗达的铁路终点乘上开往克里斯蒂安娜（即现在的奥斯陆）的列车，再从克里斯蒂安娜乘列车前往卑尔根，然后在卑尔根乘船到纽卡斯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