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只有在能够适应各种环境的情况下，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这就促使人们去培植能适应各种环境的各种植物。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的数千年间，小麦、玉米、稻米这三大谷类植物如同工业革命后的煤、铁、铜一样，对人类历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农业的传播不仅包括多种多样的农作物，而且还相应地包括各种栽培技术以及由此所致的各种生活方式。在农作物、农业技术等文明的传播方面，新闻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
《全球通史》一书曾对楔形文字的诞生作了这样的描述：
“当时的基本农作物是大麦和小麦；提供乳液的牲畜是山羊和母牛；绵羊提供羊毛，羊毛是美索不达米亚主要的组织纤维；最普通的蔬菜有蚕豆、豌豆、大蒜、韭葱、洋葱、小萝卜、葛苣和黄瓜；水果包括甜瓜、椰枣、石榴、无花果和苹果。经营地产时需要记账，如：从佃耕的农人那里收到的地租，牧群的头数，牲畜所需的饲料的量，下次播种所需的种子的量，以及关于灌溉设施和灌溉计划等一切复杂的细节，都得上账或记录。
“管理事项和账目，是用削成三角尖头的芦苇秆当笔，刻写在泥版上，然后将泥版烘干，以便于保存。这种最早的文字形式被称为楔形文字——它显然不是为了智力活动才发明的，确切地说，这是经营管理时的一种工具。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说的，文字不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发明物，而是伴随对私有财产的强烈意识而产生的一种副产品。文字始终是苏美尔古典文明的一个特征。”（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最初的楔形文字由图形符号组成。书吏用简单的图形把牛、羊、谷物、鱼等画下来，也就是说，用这一方式记录所要记录的事物。不久，图形符号固定下来，不再取决于每个书吏的艺术想象力，从而保证了书写和阅读的一致。但是，还有一个基本问题尚未解决，图形符号不能用来表达抽象概念。
苏美尔的书吏们应付这一困难的办法是，在图形符号旁加上别的符号以表示新的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选择了表示声音而不是表示物体或抽象观念的音符。这是在以后若干世纪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语音字母的精髓，但是苏美尔人还不能系统地、全面地应用语音规则。到公元前2900年时，他们把图形符号从早期的2000个左右减少到大约600个，这是一个巨大的改进。不过，楔形文字比起后来由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发展起来的字母文字，仍要累赘得多。在那个时候，书吏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书吏掌握了困难的书写艺术，他们是稀缺的知识分子——因此，他们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
虽然文字的起源可以从生产剩余产品所造成的新环境中找到，但文字的影响是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文字使人们能记录和积累各种真实的情况，世代相传，从而促进智力的发展。同样，文字又使人们能以书面形式记载宗教传统、社会风俗、口头上流传的神话和传说，使它们成为圣书、法典和古典著作而永久地保存下来，从而使各种独特的文化更为鲜明、更为巩固。文字成为使人类诸文明的文化结合成一体的主要手段。苏美尔人应日益复杂的社会各种具体需要，不仅发展了文字，而且还发展了数学和其他一些学科。
他们在最早的数学文献中记述了对牲群的计算、对谷物的计量和对土地的测量。其主要贡献在于发展了最早的计时、计量、测量距离和面积的各种方法。而且，早在公元前3000年时，他们就在仔细地观察和记录天体的运动，这样做有实用主义的目的。他们相信，诸神的意志决定天体的运动，弄清了天体运动，人类就能够洞察神的旨意，做出相应的行动。因而，在许多世纪以来，美索不达米亚的占星术家们积累了大量的天文资料，这些资料后来被用于发展科学的天文学。
“沿着历史的小径，登上漫长的斜坡，在语言诞生的几十万年之后，竖立着另一个里程碑：文字。人类在学会把声音和它们所指的对象分离开以后，又学会了把声音同发出声音的人也分离开来，从而使它们更易于携带。”（孟驰北著《中国历史新视角》纽约商务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
正如《全球通史》一书中所说，文字的使用，对人类发展的作用怎样估计都不为过。而人类农业时代的整个历程说明，人类社会农业时代存在一千年一时期的发展速度。从万年为单位，到千年为单位，人类文明的发展出现了十倍速的“加速运动”。在造就这一加速运动的各种因素之中，文字的应用，无疑是具有主导作用的一个因素。
草原文化学之父孟驰北先生在他的《中国历史新视角》一书中，对农业社会的主体农民和文字的创造作了如下评价：
“农民还有一个重要贡献，那就是发明了文字。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甲是龟甲，有龟腹甲，腹甲较多，背甲较少；骨是兽骨，主要是牛骨，也可能有少量的马骨、猪骨、鹿骨、虎骨及象骨。骨多用肩胛骨，也有少量的牛头骨、鹿头骨和人头骨刻辞。埃及的古象形文字写在纸草上，苏美尔的古文字是用泥土，这更带有农民的气质。而中国的古文字则刻在动物的甲和骨头上，说明中国的农民则不同，就在发明文字的时候，身上还有强烈的原始气息，虽然创造出农业，还不能完全满足维持生存的需要，还必须用渔猎来补充，这样才能获得大量的骨片。（孟驰北著《中国历史新视角》纽约商务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
“据考证，甲骨文是盘庚迁殷以后，殷商时代的产物，到今天，能认识的字有一千七百二十三个，未能认识和厘定的单字共二千五百四十九个。除了甲骨文，还有陶文、玉石文、金文。中国所谓的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转注，在甲骨文的造字结构中都已具备，证明那个时候的古人，不仅有灵敏的形象思维，而且有了较为成熟的理性思维，造字的过程就是发扬人的这两种思维的过程。像‘阳（陽）’是山冈上红旗猎猎作响；像‘暮’是说太阳消失在地平线远处的草丛中，这都美得像诗。还有，存心想依赖人就是‘懒’，这个字里面包含着很深的哲理。（孟驰北著《中国历史新视角》纽约商务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
“人的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共同创造了文字。文字一旦形成，又激活了人的两种思维。人在运用理性思维的时候，就意味着人已经脱离了蛮荒，达到相当成熟的地步。农民是第一个运用理性来思考世界的人，当人们只凭感觉来感知世界的时候，因为事物还有意义层次，感觉是进不到这个层次的。这又不知过了多少年月，人们的认识开始从事物的表象层次进入到事物的义理层次。表象给人的是感觉，凭着感觉当然也能按人的需要去改变自然，但这种改变是有限度的，只有进入到事物的义理层面，才有可能接触到事物的本质。现象只是本质的感性显现，认识了本质才有改变自然和改变社会的多样可能性，从感性到理性，人类跃升这一步非常艰难，这全靠人类学会运思。”（孟驰北著《中国历史新视角》纽约商务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
孟驰北先生指出，运思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宁静的、不受外部干扰的环境。佛家的蒲团打坐和面壁十年，都是为冥思苦想创造静，只有在静中，人的思想才能脱俗，一步步接近涅槃境界。运思的第二个条件，就是持续性，它不能断裂，断裂就是前功尽弃，持续的过程就是积累的过程。运思是要积累的，本质是无形的，到无形的世界里探索是没有现成的路可走的，在无形的世界里寻觅、接触本质的路，真是难如上青天，没有持续的追求，是难以达到目的的。这两个条件，在游牧社会得不到，只有在农业社会才能提供这样的条件。有这两个条件才创造出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
在没有文字之前，人类的昨天是靠个人的记忆保存的，历史也只出现在人的记忆里。人的记忆只能是个人的记忆，每个人的世界观不同，感受世界的方法也不同，接受、整合、结构、记忆的方法不同；每个人的记忆都有它的局限性，个人的记忆又都储存在个人的脑海里，脑海里的记忆很难公布于众，去接受社会的检验，不能为社会修正、纠错，不能吸收众人的智慧；个人记忆很难具有经典性和权威性，自然就很难成为人类观照之鉴；而且个人记忆保存的安全度很差，一旦一个人猝死，他脑海里的记忆储存就完全消失。现在有了文字，人的记忆可用文字符号来表现，这些符号可以书写出来，雕刻出来，供全社会阅读，让全社会检验。这一下，人的记忆变为社会的记忆，而且是用文字符号表现出来的记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记忆不断增加积累量，从而从这些记忆中提炼出理论。这样文字符号就出现了表现事物表象的记叙文字和表现事物义理的理论文字。
《尚书·多土》中称：“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到了殷商时候，用于表现事物表象的记叙文字和表现义理的理论文字都有了，有了理论文字就可以开发人的智力。有了“典”和“册”，这才培养出了另一个社会角色：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个社会角色是从农民中分离出来的，他的血管里流着农民的血，他和农民有着天然的情感联系，直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深层仍遗留着农民的气质。
定居不仅使精神世界的构筑有了积累的可能，也使得物质世界的建造也有了可能。这主要表现在城市建设上，今天一条街，明天一条巷；今日一个道观，明日一个寺院；今日一座官邸，明日一座宫殿。原始自然逐渐向人工自然过渡。人的生存环境的丰富性逐渐代替了原来的单一性，生存物质环境反过来作用于人的脑海，使人感到生存的意义，生存不再是紧张、严峻、死亡和痛苦，而是成了一种享受、一种幸福。虽然在物资匮乏的时代，这种感觉并不普遍，只有上层社会的少数人有，多数人还没摆脱贫穷的煎熬与折磨，但是人间毕竟有了享受感和幸福感，甚至已经形成一部分人的生活目标，就是人的生活目的性。有了这种目标，就能激发出人的进取冲动，使社会进步有了动力。
农民是农业社会的主体，但不是唯一的主体。在漫长的农业社会，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混血从未停止。这种混血，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对于游牧民族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孟驰北先生在他的《中国历史新视角》中有如下评价：
农业社会是求静的，但是静超过了一定的界限，自身就会失去存在的活力。西周通过礼来规范人的行动，改造人的原始性，这是一大发明，而且做得非常成功。但礼越来越繁琐，完全控制了人的自由，人就会失去生命的爆发力。西周经过了数百年的礼治，人被礼束缚得死死的，整个社会死气沉沉，显不出生机。当年周人进军伐纣时何等的英武、豪迈，到了周幽王时，连保卫家园的能力都没有，被西部来的游牧民族一击就溃散了。
从四面八方涌进的游牧民族带来了各种不同的思想方式、情感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一句话，带来了多种内容的异质文化，这些文化并不永远恪守自己的边际。每个民族都希望用自己的文化去同化他人的文化，于是就有了文化的交流、碰撞与冲突，这就造成一个语境，这个语境的特色是由单元变为多元。由一变成多，这个语境的文化含量空前丰富。生活在这样的语境里，人的思域会扩展，视野会扩大，人的智力就会得到开发。
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些涌进中原的游牧民族都是信息载体。他们带来密集的信息，其中的优质信息一旦被人吸收，马上就能开人心窍，这就是中国春秋时代的总形势。从夏商时代，游牧民族就不断把信息带到中原来，成了华夏民族的精神补给源。在那个时代，一个优质信息就代表一种思路，一种制作方法，一条生财之道，一个新的生存空间，一个能启人于蒙昧的观念。信息对当时的人来说，具有极高的价值。春秋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信息密集的时代，这构成了中国出现文化辉煌的重要历史背景。（孟驰北著《中国历史新视角》纽约商务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
在这个过程中，“跨文化”的新闻传播已经出现。它发生在两大主体之间，对两者认知世界和自我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1.2.2农业社会的“新闻图景”
鲁醒在《人类社会构造原理解析》的文章中告诉我们他的发现：如果把各时代世界最先进地区的历史资料按时间顺序排列，就会发现人类社会结构是以一种特定的速度向前发展的。（网文，见http：//www.chinavalue.net/4988/Column.aspx（价值中国网>；鲁醒的网站）。）
他以翔实的史料证明：社会平均发展速度在农业社会时期是1000年左右，在工业社会时期是100年左右。世界落后地区在先进地区的带动下，也适应这一速度的发展，出现飞跃式进步。这一证明的结论意味着：在正常情况下，农业时期存在1000年左右的社会生产力周期、500年左右的经济大周期、250年左右的经济中周期、100年左右的经济周期；工业时期则存在100年左右的社会生产力周期、50年左右的经济大周期、25年左右的经济中周期、10年左右的经济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