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营
2000年5月1日，由乌鲁木齐市登山探险协会和中国旅行社组织的双跨喀拉乌成山活动如期举行。
登山运动是一项以苦为侣、以险为伴的特殊运动。参与者在参与前的心理准备，无论怎样充分都不会是多余的。眼见我身边一些首次参与登山运动的新队员，他们刚刚进入喀拉乌成山地，现实的严峻就迅速无情地取代了想象中的浪漫。5月1日下午，在徒步向大本营进军后一小时左右，山友楮东田就指着路边的一些呕吐物对我说：“已经有人开始反应了。”当晚，在3750米大本营，缺氧的阴影逐渐降临。虽然我身边的那些初涉此境的年轻人好奇心未消，多少还处在一种兴奋状态中，但看得出，头疼、胸闷、心跳、气短的幽灵已经逐渐缠身，使他们在嬉笑中掺杂着苦笑。晚21点，我去赛龙登山队的帐棚区探视，迎头碰上协会的王铁男向我求助。一名来自新疆大学的年轻女队员面色煞白，满头虚汗，歪在队友的怀中，处境十分艰难。我赶忙拿来一只氧气枕救急。
入夜，大家钻入睡袋，隔着8毫米厚的防潮垫与冰雪共眠。在山区夜晚的静谧中，不难听到那种叹气般的喘息声时而从这个帐篷，时而又从那个帐篷发出，一直延续到我自己也进入并不踏实的梦乡。
攀登
第二天，根据出发24小时后的体力变化情况及协同工作的需要，我们留下安佳队长担任本队的大本营总协调，队员李明君作为后备支援力量，其余队员以南坡五人，北坡三人的阵列，将技术装备全部集中于北坡，开始突击天格尔峰。当时是早上9点30分，出发时，每人怀中都揣着一面印有学院标志的小红旗。
我被编组在北坡分队。我们以三只对讲机作为联络工具，指定在正常情况下每小时整点开机，非常情况下可通过约定而转入不间断联系方式。4小时以后，当南坡分队历经艰难困苦胜利登顶时，我们正奋力挣扎在北坡4200米附近的一段冰坡上，没有能够及时开机。因此，南坡分队于13点47分登上天格尔峰的消息，我们是滞后一小时知道的。
北坡路线带有比较明显的技术攀登特点，对此，在事先分析路线时已经有所准备。为保证北坡联合攀登队十余名队员的安全，市登山协会的几名老队员在4000米以上的五道冰坡上反复用冰锥和主绳设置保护，付出了极其艰辛的代价，终于使北坡队员在下午4点48分到6点30分的时间内，全部登顶。其中，队员杨立群在开路过程中，在4200米高度上沿一道60度的冰坡向下滑坠了90米。
“打捞”工作持续了45分钟。脱险以后，他拍拍身上的残雪，又一头扎入攀登者的行列中。登山是一项使人心地纯洁的运动。我曾每每身临其境，看到过那些在险象环生的处境中，为别人坦然付出的事例，也真正钦佩那些付出者。他们在此后所表现出的那种超脱，实在是一种真实而可贵的人格。相比之下，我们一生中也许要经历100次的那种沏杯茶水写总结，对着报纸练心得的老套路，显得那么漂浮、空泛、缺乏厚重感。
滑坠
我是在沿北坡下撤，尚未下降至杨立群那处滑坠点就遭遇意外的。
这里是一道新雪覆盖的冰坡，由于地势决定，主绳的设置方向与垂面之间有一个别扭的夹角。当我在一块大小仅够落脚，又被另一名队员作为支撑点的岩石边，俯身通过铁锁连接主绳前，左脚冰爪从冰面滑脱，左肩朝着下坡方向仰跌在冰坡上，沿冰坡开始了这次意外的滑坠过程。此时，王铁男队长正在左下方等待接应，他那暗紫色登山服的影子迅速从我视野中闪过，耳际还留下某名女队员慌乱的呼叫声。
这个侧跌动作让我一开始就处于脑袋冲下，背面贴冰的状态，无法施展早期保护措施，便在瞬间滑完最初的一段冰坡全程。然后，我被下冲力沿一个隆起的坡面抛起来，以仰泳入水的姿势被投入下一层漫长的雪坡，继续滑落。此时，山体和白云都在我周围旋转着，冰凉的雪雾以及飞机降落般的呼哨声缠绕着我。我竭尽当时的能力所及，竭力保持着头部和四肢跷起，背部着地的滑行姿态，以至于没有产生那种致命的翻滚与冲撞。在某一个瞬间，我终于抓住了挂在右手腕上的雪杖，毫无章法地沿右肩刺向下滑方向，企图制动。但这直接导致那柄雪杖连同我的手套飞向空中。好在，苦难来得突然，去得也利落，当飞行进入强弩之末后，四周突然间便安静了下来。
当意识有些清醒之后，我原地仰卧不动，心中有些迷茫，等待着有谁给我一个清楚的解释。自己尚未死亡，这是确定的，但身体是否已经支离破碎，骨骼是否还健在，我心中没底。但上方我滑过的轨迹上有一片模糊的鲜红，使我以为那是自己的血，便不禁生出些悲悯感。几分钟之后，我感到除眩晕之外，似乎并无其他不适。此时，山体和天空虽然倾斜着，但毕竟已经不再旋转。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终于能够挣扎起来抬头四顾，在一碧如洗的雪原中弄清自己的处境。
那时，我是头朝下脚朝上顺坡仰卧在雪窝里滑坠的。滑坠路线的两旁，有一些大小不一的雪球沿着滑坠路线滚过的痕迹。这些雪球滚过我所在的位置，继续向下，直到坡底，然后粉碎。右下方约50米处，一条两壁错位的幽蓝色裂缝横亘在那里。左上方100米处，是一片杂乱的冰瀑，像是洁白如玉的肌体上出现的一处不协调的伤疤区。右上方同一高度，原本是柔和的雪坡被折叠出一重皱褶，大概属于右方那些陡坎的延伸端。在这些伤疤与皱褶之间的平缓地带，流泻着一条平滑的雪槽。就是沿着这条雪槽的走向，我完成了自己的滑坠，竟然在眨眼间就下降到了西支冰川顶部的高度。显然，是两天前喀拉乌成山落下的那场大雪挽救了我。否则，我将被那些刺出冰面的尖利的岩石所撞击，所切割。如果是这样，我的一切都将被宣布为过往。
在我仰卧着的雪窝上方几十米范围内，散落着我的一些行头：照相机、遮阳帽、断了拉扣的肩背包、一只皮手套、防紫外线眼镜……那片模糊的鲜红不是我的血，而是从我红色登山服上撕扯下来的防风帽。在更远处一点的地方，那支被拉弯了的澳大利亚雪杖扔在雪中，蓝色手柄发出幽幽的光。这时，表蒙已经开裂的手表指向20点23分，猩红的秒针还在奋力跳动着。
救援
处境明朗以后，我掏尽胸腹处塞满的积雪，立即用佩在怀中的那只涂满冰雪的对讲机联系大本营。谢天谢地，它完好无损。令我吃惊的是，大本营已经通过望远镜观察到了这次滑坠过程的某一瞬间。最初，有人曾怀疑，那只不过是滑落了一只行囊。直到通过对讲机核实情况后，才知道事关重大。几分钟后，唐杉带领的三人救援组就从大本营出发了。此后的半小时，王铮总指挥和安佳队长的指令不断通过对讲机传来，都是些“原地不动，注意保持体温”“注意补充食物”“注意保存体力，等待救援”之类的嘱咐。那种在高速滑坠过程中来不及出现的恐惧和紧张感，在此时此刻，反而不合时宜地出现了。
此后，就是一段漫长的等待。喀拉乌成山那高耸的山体，使得即使是在晚上八九点钟，雪地里依然亮如白昼。但是，山区的太阳总是说落就落的，一旦太阳落在山脊线后面，山谷中很快就会变成漆黑一团。为了争取时间，我该做点什么呢？于是，在静待支援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我不断地通过对讲机核实自己相对于大本营的方位。这些在以后看来简单又简单的问题，在当时却显得那么困难——滑坠所造成的参照物的改变，使得我的整个空间感都紊乱了。我知道自己在西支冰川的顶部，但却不知道对我的救援将来自哪条路线，哪个方向。这似乎注定了，在最关乎我自己命运的一场搏斗中，我自己却只能尴尬等待而无所作为。所幸的是，早在双跨活动的准备阶段，我曾坐在冰川尾闾以北的山脊上，手绘过一张天格尔峰全貌图。依照对这张手绘图形的回忆，再加上通过对讲机与大本营不断核对，我终于明确了自己的位置。
但是，这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轻松感。当位置明了之后，那张手绘图似乎就已经摊开在了我的面前。当我面向正北时，大本营应该在东北方向冰川尾闾的山坳中，我们之间的高差大约是500米。从大本营到达救援点，只有两条可能的路线，一是沿东北山脊的传统路线上攀，到达滑坠起始点后进行垂直“打捞”。这条路线，最强体力的队员也得需要3小时行程。另外一条可能的路线，就是舍弃东北山脊，跨越西支冰川那条漫长的冰舌，直接到达我的坠落点。而在西支冰川那层厚厚的雪被的掩盖下，就潜藏着那些阴森恐怖的冰裂缝。此时，时间已经是5月1日晚接近22点。我明白，无论沿哪一条路线进行救援，都不可能在天黑前完成。而在天黑以后，无论是攀登山脊还是跨越冰川，都包含着进一步扩大事故的危险。
所幸我没有受伤，尚有充分的自救能力，于是，我决定自救。向大本营请示之后，在等待回答的那段时间里，我在没胯深的雪地上爬来爬去，收拾我那些散落物。滑坠的惊恐以及由此造成的体力消耗使我精疲力竭，对暗裂缝的警惕使我不能贸然动作，仅仅完成这项工作，就用去了约30分钟。这时，千真万确的，我的上方突然传来人声。抬头望去，一条绿色与红色相接的绳索抛扔下来，两个彩色斑点在上方忙碌着。几分钟以后，一个身着暗紫色登山服的人已经沿着绳索攀降下来，那是王铁男，为他做上方保护的分明是董务新。就在大本营正在实施远程救援的时候，他俩的近程救援已经降临在眼前。遭遇这一幕，我眼眶发热，立即扯起嗓子向他们报平安，以便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嗓音里还带着恼人的哽咽。但很快，我又开始扑向他们，狂呼乱叫。因为我发现，他们处在居高临下的位置，并未注意到主绳的末段恰恰横切过一道很宽的裂缝。在调整了下降角度以后，王铁男终于在我左上方30米处安全着地了。而性急的董务新却采用了持绳坐滑的动作快速下降，又将主绳摆向了那条危险的裂隙。情急之中，王铁男用全力向左扯动绳索末端，并使其尽可能绷紧。借助于绳索的张力，董务新终于避开了危险。
自救
为了对我进行近程援助，这两名主力队员离开了北坡分队，使压力迅速转移到了滞留在4250米高度的十多名新队员身上。王铁男和董务新离开后，英刚只身断后，带领的几乎是清一色新队员，保护力量十分薄弱。此时，天色已暮，因登顶后体力消耗很大，也因突发的滑坠事故造成了心理压力，下撤速度明显减慢。而他们面临的，却是北坡路线最危险的地段。
事实很清楚，滑坠没对滑坠者带来伤害，却把困难转移到了剩余队员的身上。
三人协商之后，我们立即与大本营和救援队长唐杉通话，请求将唐杉的救援目标迅速转向4250米高度上的剩余队员。而我们三人将自行跨越冰川，寻路返回安全地带。通话后不久，王铮总指挥采纳了这个方案。
事不宜迟，我们寻路下撤。刚挪步不久，董务新就踩塌了一条暗裂缝。他迅速向后躺倒在裂缝边缘，口中呜哩哇啦地向我们发出警告。我们相互保护，以前扑跨跳方式越过了这条裂缝。自此以后，三人一直在冰川顶部没胯的深雪中打开头灯腾挪着，爬行着，侧滚着，坐滑着，一米一米地向东北方向的大本营接近。我们看不到目的地，但我们知道，只要避开那些恼人的裂缝，沿着冰舌延伸方向前进，就一定能到达大本营。夜色中，我们也分明看到一线微弱的头灯光亮在陡峭的山脊上时隐时现，逆我们而行，终于上升到更高的位置而远去。那是唐杉带领的救援队前往支援滞留在4250米的队员。这时，我心里欣慰和沉重参半。
欣慰的是，实力队员的支援，无疑将缓解那里的困境。但沉重的是，担负直接救援任务的，毕竟是九个月前才折断过腿骨，几小时前又从南坡登顶返回的唐杉。如果没有我的不慎，这一切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归营
23点10分，对讲机终于传来救援队员与下撤队员会合的消息。这消息让我们大为欣慰，我们伏在雪面上，享受了一次时间最长的休息。
此时，三人已经接近虚脱，王铁男向我寻求一块糖果。而我却没有，只能递给他一段冻得坚硬的哈尔滨红肠。
23点40分，在那个两条路线的交叉点上，我们放弃前进，等待着山上的消息，盼望与他们会合，而大本营则通过对讲机指令我们必须直接返回。这次，他俩又一次留了下来。当我与前来接应的队员一同横跨冰川时，那四条最危险的冰裂缝上已经被做好醒目的标记。黑暗中，一名接应队员递过来一只头灯，这只头灯的亮光一直将我指引到营区。
尚未落足，依莲娜又递过来一茶缸滚烫的姜糖水，我一饮而尽。回首望去，漆黑的夜色中，依然有恍惚的头灯光亮在夜空中游动着。
凌晨1点10分，英刚、唐杉导引最后一批队员安全回到大本营。
这次滑坠虽然没有造成伤亡，但是，由此引发的救援过程使许多人承受了艰辛，经历了危险，也不时闪动着个人人格和集体风格的亮点。
第二天，在乘车穿越后峡公路返回市区途中，我发现这些付出者们完全是一副若无其事的超脱状，彼此开着戏谑的玩笑，犹如昨晚什么都未曾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