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本笃十六世教皇还处理了有关牧师虐童的问题。他会见了四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她）们是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虐童受害人的代表。在遭遇牧师性虐的时候，这五个人还都是孩子。会见的地点在伦敦，会见持续了三十多分钟。教皇对这些受害人及其家庭所承受的痛苦表示深深的遗憾和羞愧。他在教皇仪式中也曾提及这一点，原话如下所述——
“我谨向这些十恶不赦的罪行的无辜受害者表示深深的遗憾。”（本笃十六世教皇，2010年9月）
本笃十六世教皇在谴责儿童性虐事件的犯罪者时态度非常坚定，在向各地无辜受害者表示同情和安慰时则非常真诚和慷慨。他在爱尔兰向受害者发表的致辞，体现了他对罪行的憎恶以及对各地受害者的同情。
在2010年3月的《致爱尔兰天主教徒信》中，本笃十六世教皇谴责了那些恋童癖牧师以及所有犯下性虐待儿童罪行的作恶者，在与性虐事件的受害人交谈时表示了同情和安慰。
在《世界之光》（P18—31）中，本笃十六世教皇以坦诚的态度谈到了这起性虐丑闻，并公然对它进行了谴责。他将其描述为天主教派的一起危机事件，将它比作火山口，爆发的时候会伴随着大量的脏东西，使一切和天主教派有关的值得尊敬、高尚和神圣的东西都被玷污而黯然失色。他曾前往多个国家，公开谈及性虐丑闻，并会见这些事件的受害人，谴责那些作恶者。例如他在马耳他接见了受害人，听约瑟夫·马格洛（受害人之一）讲述自己被性虐的经历后，同他一起在公众面前落泪。
因此，从本笃十六世教皇在针对性虐待危机公开发表的言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天主教派并无意隐瞒一些牧师的可耻行为以及这些行为给教派所带来的耻辱。与之相反，本笃十六世教皇在世界各地公开谈及这次危机，始终如一地谴责那些作恶者。
他在世界范围内的访问活动、繁多的演讲、发言和宗教仪式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在2013年2月28日出人意料地辞去教皇职务，这一点并不足为奇。对于一个八十五岁而且一直扮演着和平缔造者角色的老人而言，因为繁重的工作辞职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儿童性虐待的内容，请参考我在第五章中有关恋童癖的论述。
对弗洛伊德所谓恋母情结的批评
关于弗洛伊德对恋母情结的描述，存在许多批评的声音。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它是否如弗洛伊德描述的那样，是一个通用的概念，或者它只适用于某些特定的文化。当然，弗洛伊德的表述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因为他希望说明恋母情结是一个发育期，发生在性心理发展的恋母情结期。但与此同时，他又在自己的永恒理论中从无意识的动力学观点的角度将其描述成主动行为而且看上去不可战胜。现实里的许多人不会承认恋母情结这个概念所暗示的内容。有些人接受它，也不过因为它略微涉及了他们的不安和焦虑，当他们的防御机制开始发挥作用时，又会断然否认这个概念。但是，就同其他有名的学术或实践理论一样，它同时有着众多的支持者和批评者。
许多心理学实验都支持恋母情结这一观点。其中的一些实验是通过一种名为“下意识精神动力激活”的方法来进行的，它需要视觉记忆测试镜的辅助。这种仪器会快速地将一系列的图像投影到屏幕上。参加实验的人员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凝视视觉记忆测试镜，其间会有一系列图像闪过或者进出屏幕。我们曾在本章论述过无意识的力量，如其所述，按照心理动力学观点，随着这些图像闪过或者进出屏幕，它们会在大脑中被记录下来或留下印记，并对行为产生相应的影响。
因此，恋母情结是一个跟无意识想法相关的概念，对无意识影响人类行为的心理动力理论进行实验的最好方法就是向无意识展示令人不快的、应受责难的、令人作呕的、具有危险性或威胁性的信息，然后监控信息接受者的反应。
温伯格和西尔弗曼（1987年）利用下意识精神动力激活技术开展了100多项心理学实验，以测试人们对视觉记忆测试镜上看到图像所产生的反应。在一次针对恋母情结影响所进行的直接测试中，罗斯、阿德勒和拉斯蒂格（1978年）采用这种方法对参加飞镖比赛的男学生在看到视觉记忆测试镜上的图像前后对奖金的反应进行了测试。这一实验的目的是检验这样的观点——如果在这样的比赛中，对手是自己的父亲，他们会激发学生之前未能得到满足的击败自己父亲的欲望。
研究人员安排了两组实验对象和一个对比组。第一组实验对象看到了“打败父亲是不对的”的句子，随后出现的是两个样貌阴沉的男人的图像。第二组实验对象看到了“打败父亲挺好”的句子，随后出现的是两个微笑着的男人的图像。对比组看到的是“人在走路”的句子，随后出现的是人走路的图像。
研究人员发现看到“打败父亲是不对的”句子的那一组在飞镖投掷中的得分要比他们看到视觉记忆测试镜上句子之前的得分低。看到“打败父亲挺好”句子的那一组的得分比看到句子之前的得分高。看到“人在走路”句子的对比组的得分和之前一样。因此，恋母情结的说法得到了证实。
但是，研究人员似乎没有抓住弗洛伊德理论中的要点。这些实验假设恋母情结的欲望基本没有得到满足，而根据弗洛伊德恋母情结的理论，孩子在成长到五六岁的时候恋母情结基本上就消失了。
一些其他的研究竭尽全力证明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观点是错误的。出生于波兰的人种学者和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在1938年一抵达伦敦就和其他一些名人一起造访了弗洛伊德。他在《美拉尼西亚西北部野蛮人的性生活》（1929年）中描述了南太平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特罗布里恩群岛岛民的生活习惯。
马林诺夫斯基指出那里的父子关系与弗洛伊德有关恋母情结的描述截然不同。他表示在该岛的文化里，父亲与儿子的关系非常和谐，完全不受恋母情结的影响，因为在当地的家庭里，舅舅扮演着令人惧恨的家长角色。
但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努力并没有驳倒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理论。就像卡尔·荣格曾说的，“只有那些反复采用心理动力方法并像他一样开展真正研究的人才能驳倒弗洛伊德”。马林诺夫斯基没有研究过岛民在性蕾期的性心理发展。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恋母情结是在这一时期表现出来的。因此根据他的理论，仍然存在这样的可能——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对象在从青春期发育到成人期的过程中解决了他们的恋母情结冲突。此外，在诸如马林诺夫斯基研究中岛民所处的文化环境之类的问题上，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而言，重要的是孩子和在家庭或某种特定文化中扮演“父亲”和“母亲”角色的那个人直接的关系。
在理解恋母情结对一出生就被收养的儿童、在孤儿院长大的儿童、在婴儿时期被收养的儿童或者甚至那些所谓的“定制”儿童（即从捐赠者那里购得精子和卵子）的影响时，这一点非常重要。尽管我们通常假定大多数孩子在发育的性蕾期与他（她）的亲生父母住在一起，但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理论与遗传无关。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恋母情结针对的不是儿童的亲生父母，而是儿童在发育的性蕾期与自己父母之间的关系。
有这样一个故事（我不知道任何可证实其真实性的记录在册的证据），在位于巴西亚马逊地区的图卡诺印第安人的成人礼上，男孩要在父亲在场的情况下同自己的母亲发生性行为。它并没有说女孩要在成人礼上在母亲的注视下同自己的父亲发生性行为。男孩的成人礼暗示着性行为是男人的职责，因此他们必须接受适当的训练，以便长大成人之后能够顺利地发生性行为。与人们归因于弗洛伊德恋母情结的诸多事情相比，这样的习俗在道德上更应受到谴责，也更加危险。
只要想到这样可能会导致母亲因与儿子在成人礼上发生性行为而怀孕的情况，就让人不寒而栗。这样的情况会让人极度不舒服，就像约瑟夫·弗里茨勒案件一样，这个女人会成为自己孙子或孙女的母亲。
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它并不能为恋母情结提供支持性依据，因为这种行为发生在青春期。它可能表明参加成人礼的部分人也许会非常抗拒将要发生的性行为，同自己的母亲性交的念头让他们极度反感，他们可能希望避免参加成人礼，但因为这是当地文化的要求，最终还是被迫这么做。这种现象非常危险，可能导致严重的心理或情绪反应。此外，这种文化现象也没有证明弗洛伊德的观点是错误的。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可能有一些年轻的男子因为知道自己会在那样的“大日子”里与自己的母亲发生性行为，因而开始对她们产生性欲。
我们需要了解这是不是一个通用的概念，或者弗洛伊德是否根据他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维也纳或其他欧洲文化的理解而将它推广到所有的文化里。他的一个批评者皮埃尔·让内（1859—1947）就扬言是他而不是弗洛伊德创建了精神分析学。他声称弗洛伊德是个冒名顶替的骗子（让内，1913年），他在言谈中表示在涉及性理论和恋母情结时，弗洛伊德描写的是维也纳当时的道德环境，并非欧洲或世界的文化。如果想要了解让内的言论，请参考《无意识的心理动力学》。在性心理发展的性蕾期开展的研究才能够表明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理论是对或是错。
有一点确定无疑，弗洛伊德绝大多数的分析工作是在成年人而非儿童身上展开的。在治疗第一个儿童患者小汉斯之前，他关于恋母情结的观点就已经形成。他的第一例儿童病例证实了恋母情结和幼儿性欲的存在。这并不能表明他是对或是错，只能说明他的理论通过试验结果得到了证实，但并不意味着这一概念所描述的儿童行为模式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从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种确认证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