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性特征
动物世界（包括人类）每天都通过生殖性性行为以惊人的速度繁衍生息——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没有这种行为，动物就会灭绝。性行为的的确确推动着这个世界的运转。生殖性性行为让这个世界得以繁衍生息。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所有动物都能从性行为中感受到愉悦。对于一些原始物种而言（相对于我们——高度文明、高素质的人类），除了沉溺于打斗、玩耍和吃喝，性行为也是它们主要或者说仅有的重要行为。
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这些低等动物发生性行为的目的是取乐还是繁衍后代。对于动物语言和它们的群居文化，我们知之不多，不足以断言它们发生性行为（明显昭示着结合）仅是为了繁衍后代。雄性家禽是人尽皆知的性爱猎手，追逐雌禽以获得性满足，它们的目的可不是为了繁衍后代。但是，其他一些鸟类会在发生性行为之后筑巢，等待产卵。这可能表明它们性行为的目的就是繁衍后代。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而言，世界的繁衍生息源于意在生殖的插入式性交。
在人类世界里，有许多用于插入式性交的辅助工具、发明和控制器具，以避免在纯粹追求愉悦（而非生育）的插入式性交过程中产生新生命。有些情况下，在追求快感的插入式性交过程中产生的新生命会以流产的方式被有意终结。
有的女性不会受到流产的影响。但对另外一些女性而言，流产会带来各种影响。流产对于某些女性可能是非常痛苦的经历，她们当中的一些人会一直被流产的噩梦萦绕，每次想到本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时就会产生受迫害妄想症。对于那些渴望有孩子但在流产之后无法再怀孕从而导致余生都无法生育的女性，这种感觉尤为强烈。
其他一些女性在流产之后没有子女，是因为她们自此对怀孕产生了恐惧。因为怀孕会让她们想起有关流产的痛苦经历。在这其中，一部分人不仅拒绝承认这种痛苦的感受，同时还否认对怀孕的恐惧。这些情绪因为个人过度强调自由及自我表达而被掩饰。她们认为比起想生孩子，这些渴望要积极得多。这些女人会利用心理防御机制，进行合理化处理，并以此搪塞——她不想要孩子是因为她想要自由和独立，而孩子会给女人带来束缚。这可能是针对流产最早的合理化解释。为了避免怀孕和生育儿女，这些女人会在插入式性交过程中老老实实地使用避孕器具，以免由此形成新生命从而影响她的自由。
我的观点是，以生育为目的的插入式性交推动着这个世界的繁衍生息。一些非常固执的人（可能在生物学的认知上存在偏差）和同性恋可能并不赞同。我的话可能让一些同性恋者感觉受到冒犯，因为他（她）们坚信同性恋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这是世人的正确观点，男性同性恋之间的插入式肛交以及女性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都不会产生新的生命，人类也就无法繁衍生息。对此，持该想法的同性恋者也不打算为自己辩解。向代孕源捐赠卵子或精子以孕育新生命，捐赠者和代孕者之间并不会发生性行为，所以这并不能算作插入式性交。我们将在第五章里谈论同性恋，届时将回到捐赠卵子或精子的话题。
性别在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就已确定，男性或女性。性别是一个人的属性，因此每个人都有性别。它让一个人成为现在的样子，决定这个人是男人或女人。
性别不是用来吃的，也不是人们拥有或占有的东西，在英文中我们说“they had sex（had是have的过去式，在英文中表示拥有的意思）”实际表达的意思是“他们发生了性关系”。性别是一种生理特征，是从生殖器官的角度来区分男性和女性。你可以说性别是区分男人或女人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生理结构上拥有阴茎或阴道。因为阴道是人体内部的一个器官，阴茎和阴道的结合就是插入式性行为。阴茎必须通过插入阴道进入女性的身体。确切一点说，阴茎和阴道的结合是性行为，因为它发生在两个自愿的人之间，一人的阴茎进入另外一人的阴道，这是一种插入式的身体动作。这两种器官在身体内部结合，凸显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关性行为的文化准则——达到合法年纪的伴侣在彼此应允的前提下，在私密而非公开的地方发生性行为。
从另一方面而言，性特征是性别的表象，也就是属于某一性别的属性或特征以及一个人对某一性别的性反应。这句话的意思是身为男人或女人对异性的性反应，或者是对双性的性反应。有人可能会有这种认知——一个人有阴茎或阴道，但并不认为自己属于与之相应的性别，并且不想使用阴茎或阴道，尤其是在异性的性器官没有兴奋时。
例如，有些人没有性欲，也就是说这样的人虽然具有阴茎或阴道，但在面对异性时不会产生性欲，这种性欲缺失问题是一种性反常，因为它不是人类的正常状态。我们将在第四章里讨论这些性器官无法兴奋的问题。
就像我们在引言里所提到的，性特征与属于某一性别以及对某一性别有所偏好、产生性兴奋的感觉有关。有些生有阴茎或阴道的人面临着严重的性别认同问题。因为他们感觉自己被囚禁在一个错误的身体和性别里，认为自己属于另外一种性别。在这些人当中，有些会通过手术或荷尔蒙治疗，努力挣脱身体的束缚释放自己，希望以自己喜欢的性别生活。这个性别不是出生时所具有的，但让他（她）们感觉更舒服。这引发了许多争议和问题，我们会在后面的第五章进行讨论。
但是，我们对一个人外貌特征的观感——比如我们有时认为一个男人看上去像女人或一个女人看上去像男人——其实与这个人对自己性特征的认知无关。在我们眼里，一个男人也许看上去太过柔弱，但他可能觉得自己男人味十足，并认为自己就是男人气概的典型代表。与此相似，一个女人也许看上去太过阳刚，但她可能感觉自己非常有女人味。思维模式和感觉会影响态度，激发行动。正是一个人的思维模式、感觉和行动以及这个人在某一特定环境下的举止行为决定了他（她）的性特征，而不是由这个人的生理特征、解剖学特征、性别或外貌决定的。
在运动领域里有关性特征的不必要的争议
这些有关性别和性特征的问题从卡斯特尔·塞门亚所遭遇的不必要的争议中可见一斑。她是一名年轻的南非运动员，曾在2009年的柏林田径世锦赛女子800米决赛上刷新世界纪录。就在她打破世界纪录之后，赛事主办方却认为她是个男人，依据则是她阳刚的外表。
这名年轻的运动员坚称自己是女性，而且女性特征充分，足以以女人的身份参赛。她是由自己所在国家的体育协会挑选出来的，认为她是代表国家参加这一赛事的合适人选。但是国际田径联合会（IAAF）的官员和新闻媒体却提出争议，态度与之前大相径庭。这名年轻女性在决赛中夺冠并刷新世界纪录，与她在这次世锦赛上以最短时间赢得前几轮比赛中的表现看上去毫无差别。当她在预赛和半决赛中胜出的时候，没人怀疑她的性别。直至她在最后的决赛中创造新的纪录，质疑的声音才开始出现。突然之间，她就成了具有另外一种性别的另一个人。
虽然官方在质疑她的性别——她在800米决赛中创造新的世界纪录时，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但她的性特征又成了另一码事。我们将在第五章讨论性倒错时再分析这个案例。
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我们可以说性特征是在面对性兴奋和性吸引等感受时，一个人倾向于使用阴茎还是阴道的明确态度。除了极少数的例子，性别会伴随人一生。那些例外的人会选择手术摘除他（她）的生殖器官或是通过荷尔蒙治疗改变外表。一个人生来就有阴茎或阴道，他（她）的性特征可能在其从异性恋变成同性恋或在某一时间段内既爱慕同性又爱慕异性时发生变化，因此他（她）既是异性恋又是同性恋。这通常被错误地描述为我们惯常使用的双性恋。请参见术语表和我们在第五章中针对双性恋的讨论。
我们可以看出性别和性特征之间有着微妙的差别，但生理学并未明确定义这种区别。如果一个男人置身公共场合，在任何情形下行动举止都像个女人，排除掉男扮女装进行娱乐表演的可能性，那么我们根据他的“出柜”表现可以确认这个男人认为自己的性别应该是女性。一般而言，那些在公共场合举止行为像男人的女性也是一样。稍后我们会针对那些有性别认同问题的人展开讨论，但必须指出一点——确定一个人的性特征和确认一个人是否有能力实施性行为是不一样的。
有关弗洛伊德性特征观点的争议
在第三章，我们提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他的性学著作《性学三论》（1905年）中表述的观点影响甚巨，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关于性学的学术探讨。这主要是因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首次提出这些观点时，鉴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它们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在当时，包括学识卓越的学术界人士在内的许多人写了一些花哨的文章，诋毁弗洛伊德居然敢撰写和性有关的内容。他们反对的原因不是他写的内容是错的，而是他居然敢公开发表自己有关性的观点。我曾在其他地方提到过弗洛伊德的文章不乏错误和混淆之处，弗洛伊德本人也曾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他的大多数批评者只是通过浮光掠影的阅读方式发现了一些错误和混淆之处。因为弗洛伊德的文章存在与性相关的内容而让这些人觉得不快。他们简直迫不及待地想要贬损弗洛伊德，之前甚至来不及阅读这个人写下的性学观点，更谈不上理解。
我们当代的其他知识分子和一些其他因为没有勇气说出自己名字的匿名人士阅读过弗洛伊德的著作，按照自己的方式解读他有关性学的论述，并因为对弗洛伊德的误解而坚持认为这个人的言论是针对他们的。前者如罗杰·斯克鲁顿教授（2001年），后者如加拿大《全国邮报》的网站（National Post of Canada.com，2006年）。他们怒不可遏，迫不及待地辱骂和粗鲁地反驳弗洛伊德，这恰恰揭示了他们内心深处隐藏的焦虑正好被弗洛伊德描述的观点言中。
约瑟夫·布洛伊尔（1842—1925）是弗洛伊德职业生涯早期的同事，同时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研究型生理学家，是他引导弗洛伊德进入精神病理学和精神疗法领域。他和其他一些同事都不太赞同弗洛伊德进行的性研究。布洛伊尔曾和弗洛伊德合作撰写了著名的《癔病研究》（1895年）。随着弗洛伊德从心理疏泄转到精神分析，他们的合作也随之告终。
因为在精神问题致病机理上的认识分歧以及弗洛伊德开展的性研究，布洛伊尔拒绝和弗洛伊德继续合作。随着他们职业关系的终结，弗洛伊德放弃了催眠研究以及心理疏泄理论，于1896年创立了精神分析学。当时，弗洛伊德的其他同事也疏远了他以及他关注的性学，在他们有关精神神经症的论述中也不涉及性，以迎合公众对弗洛伊德的抵制。
精神分析学者可能会说这些人基本上拒绝与性相关的内容。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弗洛伊德必须有足够的胆识才敢写作与性相关的文章。当时，许多人都将性视为禁忌话题，不会公开谈论，有名望的人只能在私底下点到即止，不能在公共场合提及。对生活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许多人而言，公开谈论性爱或性会让有名望的人觉得羞耻和嫌恶，会让人窘迫不安。
在弗洛伊德写作和谈论性的时候，同时代人都将他视为一个丧失尊严和羞耻感的人。因此，他遭遇了各种辱骂，在部分领域的医学权威那里吃了闭门羹。他们认为弗洛伊德的一些理论因为包含了和性有关的内容而令人厌恶。
一些与弗洛伊德过往密切的同事疏远了他，其他人则拒绝承认某些精神神经疾病中与性相关的部分，以此反对他的观点从而讨好公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的一些人严重违反职业道德，与自己的病人发生性行为。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初的头二十年里他是弗洛伊德的好朋友。
弗洛伊德和荣格对性在精神神经病病原学中的重要性持不同观点。荣格认为性在他的心理学体系中扮演了一定角色，但他表示这并非心理圆满的符号（荣格，《回忆》）。他进一步宣称根据他自己的发现，他不觉得所有的神经精神病都是由性压抑或性创伤引起的（荣格，《回忆》）。
他乐于保持自己同萨宾娜·史碧尔埃（1885—1941）秘密的性关系，直到他们的风流韵事弄得满城风雨，不得不进行处理。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让他焦虑不堪，严重威胁到他的婚姻生活和职业生涯。为了摆脱这种不堪的窘境（从两性的角度，他是心甘情愿的），他不得不从弗洛伊德那里寻求帮助。他向弗洛伊德坦白了自己的外遇，这让他尴尬不已，因为他在同自己病人的性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焦虑让他知道了性在精神分析问题中的作用。如果想要了解荣格在精神性神经病方面有关性行为和性的问题、他对精神分析的贡献以及他创建分析心理学学会的相关内容，请参考我所撰写的《无意识的心理动能学》（The Psychodynamics of The Unconscious）（安东尼·莫里斯·尼克，2013年），书中有更具体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