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开始尝试进行一些文学创作，为长老会的周刊写一些宗教信仰方面的文章（这本周刊在长老会的教派内外都很受欢迎）。并且也为哈斯丁的《圣经词典》写些文章，这本书当时正在进行中文版的选译。同时，《国际布道评论》《中国记事》等一些杂志也开始出现我的英文文章。金陵大学离我们学校很近，我经常到那里讲道或是给学生上《圣经》的课，还会与宗教研究组织的成员见面。我想，如果那些不懂英文的中国传教者，能够有能力阅读原版的希腊文《新约》，对他们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他们能够在原文中感受到亲切和真实，而这也正是在经过艰难的翻译后所遗失的。麦考利曾说过，只有在掌握了另外一种语言后，才能更清楚地理解自己语言。这在文化上是有普遍意义的。而且在掌握了希腊语之后，也会使他们在面对那些会英语的传教者时充满自信，显得有“面子”和地位。为此，我专门出版了一本希腊文《新约》的初级读本，之后又出版了一本《新约希汉英字典》。我发现，很多古希腊文的词语在《新约》中已经不用了，是可以略去的。巧合的是，在我编著那本字典的时候，埃及和其他一些地方有了新的考古发现，证明了《新约》是由当时地中海一带流行的希腊语写成的。这也说明《新约》虽然在写作上没有使用标准的古希腊语，但它毫不妨碍作者才华的显现。并且通俗的希腊语的使用，使《新约》读起来更加生动、形象，也更易于翻译成流畅的中文。
在神学院待了一段时间后，学院的学生始终没有大学毕业生，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并试着找出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几年的时间过去了，虽然我在这个问题上依然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但终于有了第一个大学毕业生来到了学院。他叫李汉铎，毕业于金陵大学。十五年后，他成为了神学院的第一个中国院长。在这件事情之前，中国的传道者组织起了学生自愿运动，就像当年发生在美国的学生自愿参与外国传教运动一样。我对此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丁立美是这次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她是山东的传道者。运动开始后，她在全国各地奔波，组织起了很多地方的学生分部。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献身基督事业成为它新的宗旨。而也正因为这个脱离具体意义的宗旨，导致了它后来的衰落。
在运动的过程中，很多有才能的人被吸收进来，成为传道者中的一员，而且它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也使教会开始思考传教的方式问题。
三
到中国之后，基督教的青年会对我一直都有很大的影响，在杭州的三年和南京的十一年都是如此。当时，韦拉德·里昂和弗莱彻·布鲁克尼安是青年会的负责人。他们去除了青年会在教会、教义和组织上的约束，并且提供认识西方知识和思想的机会。这一举措满足了很多青年的需要，也启发了我在传教上的做法。青年会能够吸引到大学毕业生，甚至是留学生加入。他们在青年会中享有和外国传教士一样的权利，受到正式同事的待遇，而不是听命于行事的雇员。
青年会的成员经常进行自由而真诚的讨论，他们关注并且强调，在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中如何实现基督教信仰。他们还会组织一些宗教上的竞赛、讲座和聚会。我经常会受到他们的邀请，到风景宜人的山上，参加他们的暑期聚会。这个聚会中进行的讨论，很多都对我的认识产生了影响。
也就是在这样的聚会上，我认识了罗根·鲁慈主教。由于我们两个是聚会上仅有的外国人，几次活动后，我们就成为了亲密的朋友。
在我整个传教事业中，这段友谊是最令我兴奋和激动的了。我看惯了他在暑期聚会上穿休闲衣服的样子，以至于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穿着主教的袍子时，简直不能确认那会是同一个人。
搬到南京后不久，我认识了在协和医学院教书的罗德尔夫·希尔兹。
这个学院迁到济南后，改名成齐鲁医学院。在不断地交往中，我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他成为我一生中结识的第三个最重要的朋友。后来，我们住到了同一栋房子里，我们的妻子亲密得像是姐妹，他的女儿和我的儿子的年龄仅相差一天，两个孩子也经常形影不离，一起学习和玩耍。罗德尔夫在医学教育上的成绩卓越，后来成为了该领域领袖级的人物。
四
在神学院工作，总是难以避开一些宗教上的争论。简单来说，主要就是关于保守主义的正统派和自由主义的现代派之间的争论。我所接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更多地指向前者，但我内心抱有对现代主义的同情，我的学术研究也使我对它有着情感上的倾向。没来中国前，为海外传教组织四处奔波的那段时间，我遇到了很多值得尊重的老一辈宗教人士，他们的虔诚的信仰和高尚的品行以及相互之间真诚的友谊，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因教派问题产生的紧张情绪。我尽力将人们对宗教的虔诚信仰，跟对宗教的理性分析和研究区分开来。后者受到的传统、知识、地域方面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般性的估计。虽然人们将教义的不同跟教派分歧相混同，而宗教情绪又放大了这种影响，但在我看来，教派之间的敌对立场，主要还是后者造成的。
南京神学院是在新教教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已经在新教方面做了最大限度的保留，但仍旧不能避免遭到保守人士的指责。他们固执地坚持所谓的健全、完美的宗教传统。这种情况在苏北教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在长江北面和南面都有差会，神学院是江南的。
在我所属的华中差会中，每个人都很宽容，虽然各自有着不太相同的宗教观念，但我们从来不会为此争论不休。而在苏北差会，争辩无处不在，他们是我所遇到的，最容易被激怒、喜好和别人争论的一群人。
这令我很不解，因为他们平时与人相处，表现得跟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也许是在苏北这块贫困、混乱的土地上，艰苦的环境使他们失去了耐性，使他们变得激愤和好斗。这种情绪即使在他们传教时，也会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赛珍珠从小生活在那里，直到出嫁前才对其他的差会有所了解。她的父亲原来在我们差会，后来转去了苏北。在她的故事中，父亲从来都是个“争斗的天使”。她对所有差会的印象都不好。
在神学院的教员们，很多都曾被北方差会的人调查过。他们不仅会指责教员在神学上的正统性，也会对毫无问题的教员提出批评，理由是他们对可疑的教会人员过于宽容。我是他们特别怀疑的对象。幸运的是，我们教员之间的互相信任，使我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后来我辞职离开学院去了北平，并不是因为不堪于他们烦人的调查。但我还是会自然地想到，各个差会中的原教旨主义在疯狂滋长，如果哪天因为我让神学院也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那就太糟糕了。
但当时我不知道的是，其实在离开南京时，我已经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了。几年后我才知道了这件事。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神学上受到非难，我觉得有必要将它记在这里。当时，基督教青年会邀请我用中文为他们年轻的中国成员做一次演讲，内容主要是关于基督教的几个主要方面——上帝、基督、圣灵和《圣经》。整个演讲过程都令我没有用到演讲稿，台下有人做了速记。之后，青年会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可以将速记稿作为他们内部交流的资料，并保证不会在刊物上发表。我正在忙于去北平的一些事情，样稿都没看就答应了他们。我想即使我没有同意，后来发生的事情也不会有任何不同吧。
还是在那一年，两位来自美国的客人到中国造访。他们名义上的工作是来组织夏季的传道人灵修聚会，其实是受命来调查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教派的状况。一些热心的原教旨主义者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我在青年会上的演讲速记稿，并交到了两位客人手中一份。不久，《普林斯顿神学评论》上就出现了一篇名为《在中国的现代主义》的文章，其言辞夸张激烈，极尽渲染之能事。署名的作者是格里菲斯·多马士博士。他在文章中引用了我演讲中的大量言论，并摘引了其他相关的评论和文章。
后来，为了给燕京大学募集基金，我暂时回到美国。海外布道组织的一位年长的干事给我寄了一封信，向我描述了那篇文章给传教机构带来的负面影响，并要求我想办法弥补这一过失。我最初是在里士满的汉诺佛长老会担任的圣职，尽管根据规定，我已经被转到中国的长老会，跟那里脱离了关系。但我仍要求去参加汉诺佛长老会的春季大会，为此，我专门从底特律赶到了那里。
我并不能确定长老会对我进行怎样的裁决，但这是无所谓的。燕京大学对我是持支持态度的。即使长老会对我宗教的“可靠性”投出的是反对票，但在美国的北方和中国，我的声望和名誉也不会因此受到任何损害。但我还是希望看到，在我早期学习和工作的地方，那些我所熟知的保守的南方人，更关心的是宗教的信仰，而不是那些教条性的固执看法。我在自愿接受他们评判的同时，也在心里默默地对他们进行着评判。
会议开始前，长老会就审判的方式征询了我的意见。我回答说：“你们可以成立一个特殊的委员会，对那份演讲速记进行详细的调查，任何能让你们满意的方式我都能接受。”但其实我还是很希望有机会做出我的申诉，对着全体参加会议的人告诉他们，关于演讲中基督教的四个基础信仰的见解对我的重大影响。我也确实得到了这个机会。我用他们所熟悉的语言做了申诉，中途不断有委员会的人提出质疑。最后，我的申诉和回答赢得了全体与会者的掌声，他们一致起立投了支持票。这时，一位身材瘦高的教友提出异议，并要求像北方谴责行为不道德的人那样，采用不记名的方式再次进行投票。不过他的提议并没有得到大家的通过。
但这一结果并没有得到费城和普林斯顿那些人的认同。他们伙同南方跟他们持相同看法的人，将这件事上报给了弗吉尼亚宗教会议，并声称要交给总务委员会处理。按规定，弗吉尼亚宗教会议仅对它的长老会负责，是没有权力对我进行审判的。而且它对长老会的判决充满信心，并不想进行二次裁决。这件事也就此结束了。后来我再次回到美国的时候，又专门去了里士满，申请将我在长老会的身份从中国调回。这样，以便于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他们拥有正式的判决权。
长老会成员一致通过了我的申请。我也成为了汉诺佛长老会“合法、正式”的一员。
1926年9月29日，汉诺佛长老会在《南方长老会》上发表了一份声明：“长老会对司徒博士的观点进行了审查，其严格的程度是从来没有过的。也从来没有人像司徒博士一样，使长老会如此确信他所拥有跟我们相同的宗教信仰。就此，长老会认为，对司徒博士的指责完全是无的放矢，毫无根据的。他没有对此事进行公开的声明，将它交给了长老会来处理。而此时，他正在中国默默地从事着任重道远的宗教工作。”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充满对彼此的信任，那么在宗教观点上有分歧是无关紧要的。从事宗教工作的人应该看到基督精神上的共同目标，这样我们就可以愉快、和谐地一起工作，而这也正是此事所揭示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