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中国充满了激扬文字。这一年5月，一本叫《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的政治评论著作一面市就引发热浪，首版发行5万册，只用了20多天就一售而空，这本书的5位作者张藏藏、宋强、乔边、古清生、汤正宇都是大学毕业没多久，30岁左右的文化青年。该书最重要的观点，是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提出质疑，并猛烈批判中国国内的崇美思想，进而大胆地为中国的崛起而呐喊。这本书迅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也邀请作者进行沟通，这被认为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昂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这一年的7月，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胡泳受海南出版社委托挑选外版书。在版权公司密密麻麻的巨大书架前，胡泳不经意间抽出了一本黑白封面的书。这本书是美国未来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媒体室的主任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写的《数字化生存》，在美国《纽约时报》的图书排行榜上连续几周都是第一。一翻之下，胡泳立即建议海南出版社出版此书，之后胡泳和妻子范海燕只花了2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翻译工作，并交给了海南出版社进行出版。这本书在日后也成为年度畅销书。
学习、追赶甚至超越美国，一直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众最重要、最强烈、最质朴的情感，不论官方还是民间。但在互联网之前，我们更多的只是一种徒劳式的呐喊和掩耳式的自欺，理由无他，我们实在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我们又不愿意因为直视这种现实而丧失一个国家和民族应有的自信。但互联网不同，从这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太平洋彼岸开始落地、开始商业化、开始展现其迷人魅力的时候，对应的，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1992年之后的又一个黄金盛年。进一步打开国门的中国人由于一开始在互联网时代并没有落后太多，因此能以更开放更从容的心态迎接这一场由开放和创新为主要推动力的互联网冲击波。
与此同时，我们曾经在很长时间里期盼的海归归来的希冀成为了事实，这批生在中国、学在美国的人，兼容东西方文化，打通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竞合的绿色通路。互联网在美国的每一个细小的创新，在太平洋的西岸，都会有人进行学习、借鉴甚至模仿和跟随。这在之后甚至形成一套约定俗成的成功路径：用最快的速度学习美国最成功的商业模式，然后迅速本土化，赢得用户，获取收入，然后再到美国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后再进行发展，甚至形成自己特有的创新。这种立足本土，对接美国式的造富运动由此产生了足够多的阳光富豪和知识英雄，并进而形成良性循环，成为互联网创新中国的内在推动。
海归群体和具有海外视野的本土创业者成为中国互联网早期创业者的生力军，他们所带来的变化和推动还在于，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一开始就接近硅谷模式，靠出售梦想获取风险投资（VC），争取用户，构建收费模式，进而形成正向赢利，进行资本运作。
在这一年中，我们重点讲述了从美国回来的海归张朝阳和中关村标志性人物王志东的故事：这一年，王志东参与创办的四通利方和冯波服务的罗伯森·斯蒂文森公司签订了国际融资服务合同，王志东由此在美国留学生冯波的帮助下开启了新浪成长之路。同是这一年，已经回国一个年头的张朝阳开始拿着他的商业计划书穿梭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寻求那些可能给他钱的人。
这两个人，张朝阳是海归的符号，王志东是具有海外视野的本土创新派代表，他们两人的故事在之后的5年内不断成为媒体报章关注的焦点，虽然之后路径不一，也没能一直站在中国互联网这个大舞台的最中心地位，但在当时，这两个人都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堪称一时瑜亮。
因为陈章良，张朝阳回到中国
走下飞机舷梯，张朝阳感到一阵寒意，他想不到11月初的北京会如此之冷。搓了搓手，张朝阳拎起两个手提箱向机场外大步走去。外面，是他尚未触摸到的中国互联网事业。这一天是1995年11月1日，而前一天就是张朝阳31岁的生日。
尽管想来不大可能，但张朝阳坚持认为，他回国创业的第一天，即1995年11月1日，北京是下着雪的。也许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让张朝阳的回忆如此寒冷。
张朝阳是个文学青年，此时的他仍保留着阅读小说的习惯，他最喜爱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张承志的《北方的河》类似这样能展示自己纯情一面的小说。张朝阳曾骑着自行车去看后者书中写过的永定河。之后张朝阳的敏感、自省，他的英雄主义情结都能从中找到根源。
正是这份过分的自省让张朝阳在很长时间内是一个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的人。
1981年，17岁的张朝阳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他的理想是做一个陈景润式的人物，关在只有一盏小煤油灯的屋子里解数学题，一整天只吃一个冷馒头。1986年，22岁的张朝阳考取了李政道奖学金，可以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读物理，但却突然间发现自己没有了目标。东游西荡地混完了在清华的最后一年后，他来到美国。
到美国后，张朝阳变得非常反叛，开始恣意地、甚至有些放肆地享受他的青春。他在银行里从没有存款，但他要买车，而且一定得是敞篷车，开车路过商店时会来个急停调头，进去买一副墨镜戴上。穿衣服一定要穿POLO，甚至他还梳过Ponytail（马尾）。1993年张朝阳在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毕业，留校做博士后，继续狂放不羁。
1995年7月，张朝阳以麻省理工学院亚太地区中国联络负责人的身份出国后第二次回到中国，前一次是陪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务长，这一次则是陪着校长回国的。张朝阳安排了校长与当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见面，也陪着那位校长去了北大，接待人是陈章良，彼时陈章良刚被提拔为北京大学的副校长，那年陈章良34岁，张朝阳31岁。
陈章良34岁当上北京大学副校长这件事对张朝阳的触动很大。回到美国后，张朝阳就决定三个月后一定要回到中国。回国后亲眼见到国内的景象，再加之访问了许多朋友，张朝阳发现一个在中国生活的人是多么幸福。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文化里，非常充实。而在美国的华人则是不在主流文化圈子里的一群人，跟社会几乎没有太多关系，只是麻木地生活在另一种意义上的世外桃源里。
这一次，和之前很多次的选择一样，张朝阳同样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知道的是，他要回中国去。回国做什么，他也并不知道。
张朝阳在1995年回国时选择了做互联网，原因无他，因为在这个时间段里，正好有这样一份能帮助他尽快回到中国的工作而已，当然，这份工作所在的互联网行业对张朝阳也颇有吸引力。
张朝阳在麻省理工学院所加入的实验室的导师虽然是学校的副校长、一名物理学家，但他本科专业是学计算机的，因此他要求他的研究生、博士生对计算机必须要精通，否则他就根本不会让你毕业。对于张朝阳来说，在实验室工作最大的收获就是运用计算机的能力有了显着的提高。所以，因祸得福的是，当别人还在华尔街、咨询公司工作的时候，张朝阳却有这样一种闲情逸致在网上漫游，而这一玩就转眼到了1994年。
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张朝阳于是就想搞一个“China Online”（中国在线）公司。Riding the waves of our times，one is the coming of age of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another is the mergence of China as a global power.（顺应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两个潮流，一是信息高速公路时代的到来，另一个是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这两句英文被张朝阳写在了他的第一份商业计划书——“中国在线”的封面上。
那个时候张朝阳并不知道自己的创业能够做什么，并且在中国也没有任何资源。当时张朝阳拿这个商业计划书和系里懂计算机的人进行探讨，由于没有谈出个结果，只好暂时搁置在一边。但张朝阳一位叫Garry Muller的美国朋友，却跟家人要了些钱，成立了一个网络公司。一年后的1995年，他的公司已发展为拥有20多人的公司，并在完成了第一次融资100万美元之后，把这个公司变成了欧洲在线ISI公司。为了专门研究新兴市场的信息，他需要有人帮他在中国工作，张朝阳成了合适的人选。
由于张朝阳当时急于回到中国，虽然那份工作的工资不高，但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出路之前，张朝阳决定帮Garry做。就这样，张朝阳回到了国内。
内心张扬的ISI首席代表
1995年的ISI整个公司才30个人，张朝阳作为它在中国的首席代表，从雇一个人开始，也经历了一个创业的过程。公司业务主要是与各个信息提供者谈判，然后把信息形成一个数据库，将中国的商业信息和全世界新兴市场的商业信息汇集到同一个服务器上，通过一种付费方式，为华尔街和世界其他地方服务。公司算不上一个互联网公司，但传播媒介是互联网。张朝阳首先接触的是新华社，当时的他带着便携式笔记本电脑，穿着西服到新华社等很多地方收集数据，很快就把中国数据库建了起来。
当时ISI的中国办事处在北京万泉庄园的一个小公寓里，办公面积只有24平方米，也没有热水，但张朝阳工作、住宿都在那里，每天连觉也睡不好。后来才知道，窗户外面有个锅炉，老是在半夜三点发出声响，有时候，早上9点钟第一个员工上班敲门的时候，张朝阳还没起来。回国后的第一个元旦，张朝阳在清华时的一个同学来看他，一见张朝阳就问：“啊呀，你怎么住在这个地方，这是个什么样的公司？”
虽然很辛苦，但张朝阳一点都没有抱怨，至少他在一个美丽的女记者面前是这么说的：“回来之后没有失望过，一分钟也没有，很长时间沉浸在特别兴奋的状态里，看到远山的景致，跟一个出租车司机报出地名，就像吃久了没有加沙拉酱的卷心菜，忽然吃到好吃的川菜一样有滋有味极了。那种在亚文化里生活的麻木和冷漠逐渐被暖过来了。我慢慢地能欣赏起中国人在自己的生活里完整的热情、支持和依靠，明白一个人必须活在自己的文化里才能快乐。”这段话一如他之后所做的事情，让人很难理解，但却有他自己的道理，这就是张朝阳。
张朝阳和本书其他的主人公不同的是，田溯宁、张树新、马云一开始都有一个清晰的商业模式，而张朝阳没有，他只知道，互联网里有很多机会，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公司是做什么的，他的第一个公司爱特信是互联网技术公司的意思①，也就是说，他只知道自己是做互联网的，至于具体做什么，他并不知道。
所幸的是，张朝阳还不算莽撞，他首先用一份海外公司首席代表的工作让自己过渡，然后拿在这家公司还算过得去的业绩去找风险投资，幸运的是，他真找到了钱，并由此发展起来。
22万美元催生了搜狐
1996年7月，张朝阳正式开始了他的融资之旅。
为了给投资人打电话，张朝阳在美国大街上的公用电话亭排队，他甚至尝到过被投资人赶出办公室的狼狈滋味。经过持续努力，张朝阳说服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爱德华·罗伯特给他投资。爱德华·罗伯特的学生、亿万富翁的儿子邦德也表示，只要爱德华·罗伯特给钱，他也愿意跟着投资部分钱，不过爱德华·罗伯特的附加条件是需要再有一个人投资。也就是说，张朝阳必须再找一个人给自己钱，然后爱德华·罗伯特和邦德的钱才能进来。
张朝阳立刻想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蒂，尼葛洛庞蒂是互联网的鼓吹者，他本身也投资了著名的热连线网站②，而自己在麻省理工学院期间也与他有过交流，张朝阳的直觉告诉自己，找他应该有可能。
不过，等张朝阳找到了尼葛洛庞蒂的时候，尼葛洛庞蒂希望他到英国自己主办的一个活动上作一次演讲，演讲完之后他说他会抽出时间和张朝阳讨论投资的事情。但等张朝阳紧赶慢赶到达英国的时候，尼葛洛庞蒂却因为另一个约会而临时离开，走前他安排他的儿子去听张朝阳的演讲。
张朝阳此时的英语比他的中文说得流利，在那个会上，他翻来覆去地讲中国将来的机会、互联网将对中国的推动，张朝阳演讲得热情洋溢，十分精彩。尼葛洛庞蒂的儿子马上给父亲电话：Charles把大家都讲醒了，他值得投资。
就这样，张朝阳拿到了尼葛洛庞蒂、爱德华·罗伯特和邦德给的22.5万美元的投资，最后当年到账的只有17万美元，其中尼葛洛庞帝还有2.5万美元没有支付，剩下还有一部分支付了中介的费用。
拿到钱的张朝阳终于可以开始创业，但是具体到做什么样的业务、怎么做，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他还是不知道。
张朝阳是不是一个能认识自己、超越自己的典范，这一直让人很困扰。如前所述，他的每一步都不太领先，甚至在很多时候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有一点张朝阳很清楚，那就是他知道中国会崛起，互联网会成为推动中国崛起的重要工具，而自己则会在互联网推动中国崛起中成为推动者，而且在他看来，他就是最重要的那一个。
①Internet Technology Company，简称ITC，音译为爱特信。
②也就是著名的高科技创业类杂志《连线》的在线版，曾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