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王懿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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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乡试坎坷(4)

王懿荣与潘祖荫有师生之谊。同治十二年(1873)王懿荣参加顺天府癸酉科乡试,中副榜第一名,当时担任副主考的考官正是潘祖荫。其实,王、潘二人早就有交往,《王文敏公年谱》记述:“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七月间,和潘文勤公‘消夏六’。七月五日,汉郑康成生辰,潘文勤公置酒展拜,邀公胡甘伯(澎)、陈六舟(彝)、谢麟伯(维潘)、许鹤巢(庚扬)、陈木夫(乔森)、张孝达(之洞)、吴清卿(大)、顾缉廷(肇熙)、严汝成(玉森)、李莼客(慈铭)计十二人,张文襄公有诗纪事。”有关这次集会,王懿荣也有记载,一是在《诰封宜人原配蓬莱黄宜人行状》一文中,二是在王懿荣诗集中《消夏六詠和潘郑庵侍郎》诗六首。因为那时王懿荣虽然还没有在科举中式,但以其卓越文才很快成为大受欢迎的人物,其“清流雅望”在京城名士间,时有传闻。

王懿荣在《诰封宜人原配蓬莱黄宜人行状》一文中曾记载曰:“懿荣居京师久,交游既广,每以春秋佳日,与长沙周阁学、吴县潘侍郎、遵义景阁学、洪洞董研樵检讨、太谷温味秋、仪征陈六舟、巴陵陈伯、余姚朱肯夫、南皮张香涛、吴县吴清卿编修、会缉李莼客、甘泉秦谊庭、绩溪胡甫、光山胡石查、遂陈逸山、大兴刘子重、仪征陈研香、邹县董风樵、元和顾缉庭、歙县鲍子年、长沙许鹤巢,递为诗酒之会,壶觞几无虚日……”

潘祖荫长王懿荣15岁,是金石文字学把这一对忘年之交结合在一起,从目前所搜集王懿荣致潘祖荫的信札中,可以看出,几乎全部都是二人讨论金石文字内容的,二人讨论金石文字,已经超越了师生之谊,可以看出,二人在学术上是平等的,其亲密程度超越一般师生、朋友、官属关系。这四十余封信札的时间约在同治五年(1866)至光绪五年(1879)之间。

潘祖荫才华横溢,兴趣广泛,在不少方面都有较深造诣。他对金石文字亦有浓厚的兴趣。自咸丰甲寅(1854),就开始收集大量的朝鲜碑刻及部分日本碑刻,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和研究,辑为《海东金石录》二十四卷,王懿荣在很多信中提及和他研探。正因为潘祖荫和王懿荣都十分爱好收藏金石文物,尤其醉心于彝器的收藏和研究,我们通过这些频繁往复的信札,可以看出,王、潘二人在探索金石文字方面成就是突出的,也通过王懿荣致陈介褀、潘祖荫、吴大澂这些金石文字方面的信札中,对他日后发现甲骨文是必然的事情。正是当时年轻的王懿荣,和比他大30多岁的陈介褀,大15岁的潘祖荫之间亲密的交往,使得王懿荣见识愈广,视野愈宽,考据愈精,辩物愈真的非凡才干,使这些金石收藏大家才如此信任和敬佩,才使这些信札成为当时研究金石文物的学术遗产和见证,为后人考据金石文物留下了可靠的依据和理论。

潘祖荫当时任工部侍郎,潘家世代官宦,家境殷富,且潘本人又是一个著名学者。王懿荣与其交往中,无形就像又结交了一个文物大收藏库博物馆、为王懿荣在金石研究上丰富了文物知识,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档次。无怪后人将王懿荣在研究金石文物、传统文化方面的地位,与潘、翁相提并论。《清代朴学大师列传·金石学家列传》中写道:“公为学不分汉宋门户,殊笃好金石文字。潘文勤及常熟翁尚书咸推重之列为博学多识。于书无所不窥,而于篆籀奇字尤善悟,视当时通儒所获独多,盖天性也。”《清史稿》中亦曰:“懿荣泛涉书,嗜金石,翁同龢、潘祖荫并称其学。”

王懿荣在此期间,与陈介祺、潘祖荫、吴大澂等金石大家探讨、研究金石文字考释,取得了成果,他不忘与他们分享,他在考释文章中写道:

说吕阝钟,“吕阝”是“莒”字,“囗”是“共”字。《春秋左氏传·僖公二十六年》杜氏注:莒夷无谥,各以号为称;又《释例》:自兹与十一世而兹丕,始见公庚与而下,微不复于《春秋》。共见。后四世而楚灭之。是莒之有谥自庚与谥“共”始。此“囗”字上作“囗”,下从“囗”,是“共”字无疑,余羡文也,与阮氏《积古斋款识》所著邾公二钟“囗”字并同。鼓右云,“共公之孙”鼓左云,“其县四堵”,又云,“我以享孝乐我先祖”。案此当是莒公孙以武事作钟祀于共公庙者,故得用四堵也。“大钟既”三字下是“囗”字。

说侯鼎,案“侯”下一字不可识,自是作器者名。彝器内人名往往不可识。此与南海吴氏《筠青馆金文》所著周占卣是一人所作,释“占”字亦未谛当。诸侯不生名之说,自是《春秋》经例微义。汉儒所存旧说,若列侯作器于其验祖庙,无访自名也,亦款识常例。

说伯卣,海丰吴氏所藏敦,第一字作“囗”,南海吴氏《筠清馆款识》释作“囗”,与此相同。又彝器文有作“用孝享于宗室”者,有云作“乃宗宝尊彝”者,此作“乃室”。

说齐子中姜,此与宋《宣和博古图》薛尚功款识《啸堂集古录》所同著录齐侯钟,当是一时异事之器,故文字率相同。字在两铣及钲中并鼓左右间。自左铣起,连鼓左两行读下四行,再起至钲间四行,下接鼓右前四行,起向右铣,下连鼓右两行读,始竟。

左铣至鼓第一行“齐”字下二字俱泐,上一字左畔行“囗”形,似“辟”字,下一字不可识。第二行“子”字下一字泐,是作器人名。“永命”下三字,上甚坚。第四、五、六、七行云:皇祖圣叔,皇妣圣姜;皇祖又成惠叔,皇妣又成惠姜;皇考中(“中”字已起在钲间),皇母云云。窃意中当是成惠叔所出,嗣于圣叔者。上既著某为X叔之孙,此并述其所自出者,故于“皇祖”、“皇妣”下加一“又”字别之。或释为“父”,于“祖”下则通,于“妣”下似不辞也。“囗”,“虞”借字,“囗”,重文,齐侯钟误摹作“囗”,又失去重文。籍此证之,旧释“缀”亦非。“子”字下、“叔”字上一字,与左铣“叔之孙”“叔”上一字同泐,不可识。自“齐邦”二字下“侯氏锡之邑二百”,下连鼓右前四行读,为侯氏当日锡叔劳之邑事与数。“囗”字下一字微泐作“囗”,文不完,自是地名。无从凿识。“造”即“告”字。从“告”以下至“改止,是述侯氏锡邑之命与辞”。“囗”即“业”字。“囗”,“迈”,《说文》,远行也,《释诂毛诗传》、《广韵》俱云,远也。古器铭“迈”、“万”二字通假,此当训“迈”;“囗”,《说文》古文“至”,训鸟飞从高下至地也。“迈至”,犹无远弗届意。“至”下一字泐。第五行“改”下“子”上一字泐。至此起而右铣两行,下及鼓右后二行读。“子”字下右铣第一行首一字泐,是作器人名。“余”下一字微泐,不可识。“囗”下一字亦泐,细审是“大”字。同治庚午四月,山西荣河县后土祠旁河岸圮出土,为彝器款识著录以来,自宋及今第二。

说,古方足币,圆币有文作“囗”字者,旧识为“金化”二字,非也。荣案此“囗”字。《说文》斤部下云:剂也(小徐本),从斤,金声;又“剂”字,刀部,“剂”下云:齐也,从刀,齐声。“囗”、“剂”字同义。窃意“囗”即“剂”字,“囗”、“剂”转注字,如“权”、“衡”等字有转注意同。《周礼·地官·司市》:以质、剂结信而止讼;又,质人大市以质,小市以剂。先郑司农曰,质、剂月平贾,后郑司农曰,大市用长券,小市用短券,是质、剂二物之明证。“剂”、“囗”转注字,不得专训为翦、齐意。司市之剂,质人之剂,皆为“囗”字无疑。今方足币率如翦形,文作“囗”字者是也。后郑司农训“质长”“剂短”,二义甚古,惟“券”字义同而实未协,以当时未见质、剂二物,乃训为券也。质,古方足长币连足,币文作“囗”字者是。此二等币制作,较“囗”文者倍长不止,与后郑训长意适合,是、等币为《地官》所称质、剂二物,自来无人道及者。周平安君鼎文有“囗”“囗”字,是“囗”自有剂平意,“剂”、“囗”之转注又一佐证。古彝器、刀币、铜质迥异,后世器俗称对铜,即五色也。鼎文“”即此义。币文“囗”上有“一”、“二”字者,纪数也。李氏《古泉汇》所著秦权泉文曰第几重四两,以秦半两大钱八权之合,遂定为秦权泉,说甚确。则方足币之“囗”即以剂安邑、隶邑等小币为司市质人之用明甚。今由安邑等《周官》之所谓剂,用以知“剂”为“囗”转注字,又因“囗”等得《周官》之所谓质,兼以明后郑长短训之为古义。释名由选泉而得,深自幸也。懿荣。

古泉说,各说均以歙县鲍氏《观古阁十种》中录出。崇焕谨记。

蜀汉直百五铢,“直百”字实兼隶体,疑初议改铸时,即取五铢旧泉为模,增入“直百”二字。当时盛行隶书,遂采用之。

释六字刀“囗”字,京不能滥称,此字确非“京”。梁、齐安得拟周?即其僭称,亦不见经传。郑之“京城”,乃地名,非通称也。(崇焕谨案:此三代古刀币,历来释为齐、梁物。齐、梁诸侯国,故不能替称“京”,以自此天王。又孙春山丈汝梅、胡石查丈义赞均释此字为“京”字,故文内云云。并见鲍氏书。

释齐三字刀背文齐刀背文“⊙”非“日”,乃“易”字之省,“○”又“⊙”之省,“万”非“万”,亦“易”字之省;“囗”、“囗”并“易”之省;“正”非“正”,乃“囗”字之省;“囗”、“个”、“匚”并“安“之省,以背文本有“安”字、“易”字两种也。“囗”乃“六”字,刀面文“囗”之省,“匚”又“囗”之或体。“囗”非“之”,乃“囗”之省,“囗”乃“囗”之省,“囗”乃“六”字,刀面文“囗”之省。“大”非“大”,“○”非“口”,并面文“囗”之省。节墨乃背文“大”、“囗”,“大”亦非“大”,仍“囗”之省。

释明刀字,“明”字刀一变而存其环为泉,此圜泉“囗”之所出。其稍大作“囗”者,“囗”非“四”字,仍著刀柄之斜直文,存其旧以志其为明刀之遗。若“囗”二字,则直言其为明刀之变,仍书其文曰“明刀”,言以此一泉抵一刀。至再小而为一“囗”,则并省去明刀旧文,直言以一小泉抵一刀耳。明刀止列国。至列国之末,乃秦初,则变而为“囗”、“囗”,成圜,以故率与秦汉半两同时出土。先秦泉不皆官铸,每沿用旧泉之文。荣所获榆荚半两泉中有极小泉,亦是一证。故“囗”字释“月”固非,释“化”亦无当。得此说庶合,、而兼通之矣。

释陈寿丈五铢铜范背文“建武十七年”汉人隶书“七”皆作“t”,似“十”字而下微“L”,向右出小尖。孔庙(百石卒史碑),虽大字尚如是,其尖钩甚微,今有拓本可证。铜器字小而浅,其下钩易锈满,或范本未足,且经多年始出土,遂竟作“十七”(按:“七”字疑为“十”字之误),故凡作“十七”(按“七”字亦疑为“十”字之误)者不一。又有作“二十十”者,证之本年,皆为“七”字。此范释作“十七”,与十六年之说正合。(崇焕谨案:李竹朋先生《泉汇释》作“十六年”。案本纪“十六年始行五铢”之说,是“十七”年明甚。)

释空首布“松”字,古人文字增减挪移上下左右,惟便所适。(崇焕谨案:今世所见有“囗”、“囗”、“囗”、“囗”诸文之异。)

在中进士那年年末,新科翰林王懿荣冒着严冬寒气,返故里探亲、祭祖。隆冬时节他由京起程,沿旱路往胶东进发。一路上,王懿荣并没有急于赶回家中,因为他要一路上了解风土民情,盼想着是否能够幸运地找到金石文物。于是便产生了他的考古专著《天壤阁杂记》一书。

书中记载,他先是来到了直隶(今河北省)与山东比邻的盐山县王墅镇,得到了一块天保造像残石。天保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文宣帝高洋的年号(550-559),距今一千三四百年了。十二月份,王懿荣抵达故里山东福山古现村。此时父母远在四川龙安府,妻子黄兰已经过世,王懿荣只好在村里借住在本门长房的有棣堂,他幼年读过书的故地。

王懿荣家乡福山是一个文物丰富之地。古有金黄县、银福山之称。王懿荣在家乡果有收获。他首先得到的是宋拓《太清楼书谱》,这是由翁大年署端、僧达受六舟藏本。乃本县世家下土子夼鹿道台,名泽长的家中获得的。

鹿家也是福山县的望族之一。鹿泽长,字春如,嘉庆癸酉科拔贡,道光年间曾赴陕西任知县,不久升为江西吉安府知府,旋擢浙江宁绍台道。鸦片战争爆发后,宁波被英国侵略军攻陷。鹿泽长被罢官,当时闽浙总督徐继畲镌刻《瀛环志略》,便聘请他去校勘。鹿泽长精于勘舆学,这本书经他精心校勘、润色,为中国近代第一部讲述外国史地的书籍。后来,鹿家败落,家中有许多旧藏失落殆尽,还有一些旧椠本书及瓦当彝器,也被附近烟台古董商从他后人手中骗买去了。王懿荣只是听到,没有亲眼看见,感到十分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