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楚汉战争之际，汉王刘邦派大将韩信伐赵。韩信不依常法，将1万军队安扎在河边，使其无路可退。当赵军大举进攻时，这些汉军无不奋勇死战，结果赵军不胜，准备退回城内，但城已被汉军占领，赵军惊慌失措，溃不成军，汉军借此乘胜追击，大获全胜。当诸将向韩信祝贺时，问韩信道：“兵法云：‘右背山陵，前左水泽。’现在您竟然将军队驻在河边，而且获胜，这是什么道理？”韩信回答道：“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我的军队是由那些市井之徒组合而成，根据形势一定要将他们置之死地，使他们每个人都为了活命而奋勇作战。如果将他们驻扎在有退路的地方，他们一定会全部夺路而逃。那时又怎么能够驱使他们作战呢？”
赵括和韩信二人虽不是同一时期的人物，却都熟读兵法，但他们领军打仗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结局，一个全军覆没，一个大获全胜，这就是能否灵活变通所致。赵括只知道照搬兵法而不知变通，结果丢了性命；而韩信却能将兵法活学活用，最终成为一代名将。
简而言之，“滑字诀”在某些社交场合我们若能巧妙运用，以一种似真非真、似假非假的方式，巧妙、机智地应对问题，就可以化解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可以化险为夷，使人们摆脱困境。
西汉时期的文学家、汉武帝的宠臣、太中大夫东方朔，经常以其机智善辩应对汉武帝，使自己从危机中安然脱身。
有一次东方朔陪汉武帝游玩上林苑，汉武帝看到苑中有一棵树，就问东方朔：“此树叫什么名字？”“叫善哉！”东方朔随口答道。汉武帝很惊奇，暗中叫人将这棵树做了一个记号，并记下了东方朔说的树名。
几年后，汉武帝又让东方朔陪同自己去游上林苑。当到了上次那棵树前面时，汉武帝又问东方朔：“此树叫什么名字？”“叫瞿所！”东方朔又随口说道。汉武帝听了，脸色一沉，呵斥东方朔说：“你竟敢欺君？上次你说它叫善哉，这次却又说它叫瞿所。为什么同一棵树，却有两个名字？”
东方朔听了，不慌不忙地回答说：“陛下，这棵树就好比马和鸡等动物。马长大之后我们才叫它马，但是它小的时候我们却称之为驹；鸡也是一样，大的时候我们才叫它鸡，而小的时候我们叫它雏；牛只有在长大之后我们才叫它牛，而它小的时候我们叫它犊。同样，人在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婴儿，到老了之后又称之为老人。这棵树也有一个成长过程，我以前叫它善哉，现在叫它瞿所，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汉武帝明知东方朔是在诡辩，但是因为对他的灵活机智和善变多谋非常欣赏，也就没有再追究下去，反而给了东方朔奖赏。东方朔又一次凭着自己的机变之术躲过了杀身之祸。
古人如此，在现代社会中对于我们来说，“滑”字更是显得十分必要：越是表面看起来毫无圭角，愚蠢至极，仿如庸才之人，实则他们的才华绝非普通人可比；好像都是胸无大志，其实是颇有雄才大略，不愿久居人下者。他们之所以不露声色，是因为他们知道对手强大、猎物不易取，而自己所处的境地并不利，且时机还不成熟，所以采用“滑字诀”扰乱对方的视听，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以求在斗争中一举制敌。
在如今的激烈生存环境中，人们总会为了生存下来而面对一些难以抵挡的对手。只有懂得隐藏自身实力，等待时机，才能在最后的搏击中，攻对手于不备，获得胜利，到达成功的胜境。
3．处事之窍在于左右逢源
适时则贵，失时则损。
——引自《曾国藩家书》
从清朝开国之初开始，满汉不和成为清朝最高统治者永远不能彻底解决的矛盾。清朝皇帝既要利用汉族地主分子为其服务，又加以严密防范。所以在处理这类关系上面，汉族地主官僚往往十分为难。而曾国藩对此则能左右逢源，应付自如。他对于满人的皇亲贵戚采取敬而不阿、以诚相待的态度，所以得到大多数满清贵族的支持与尊敬，而且在关键的时候，也常常得到他们的帮助。
在《曾国藩传》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早在1843年曾国藩担任四川乡试主考官的时候，道光皇帝派当时任大内侍卫的肃顺和台庄作为他的随行护卫。曾国藩知道肃顺是郑亲王的亲弟弟，台庄的祖上是得过“威猛巴图鲁”的满族皇亲。这两人虽是曾国藩的下属，但曾国藩从其出身、门第和相貌上判断出这两人日后不是等闲之辈。两人对曾国藩不亢不卑，尤其是看人的眼睛，似看非看，全不管面前人的反应。曾国藩知道为什么道光皇帝派这两人来给他伴差保护，明显地带有随行监督之意。他明白这两人在道光帝眼中的位置，也可见他们日后的前途非同寻常。所以曾国藩虽然身为上司，对这两人也是倾心结纳，推心置腹，和他们结成了好朋友。
在赴四川主考的路途中，必须经过直隶地面。他深知直隶有拱卫京都之责，总督一职多由满大臣担任，道光以前很少有汉人担任直隶总督的，所有直隶的事情，几乎都是皇上亲自过问。尽管曾国藩在汉人大臣中以敢于任事而著名，也以曾剃头的铁腕手段闻名后世，但他也知晓个中利害，所以在直隶地段除了晚上歇息几乎没有停留，只管一路往前赶，风景也顾不得看。十天后，总算出了直隶地段，进入山东地面，他这才放慢脚程，一路走一路观光。
在这次主考四川途中，曾国藩处理了许多不法的满清亲贵，而且每有大事必和肃顺等商议。也有人说曾国藩对玄学有很深的研究，精通于相人之术。曾国藩曾经很仔细地观察过肃顺，感觉此人有位登宰辅之分，也有横尸街头之祸，属天大福大贵大权大祸之相。所以每次和肃顺谈话时，曾国藩都很小心应付，以防埋下对以后不利的祸根。
肃顺很早就对曾国藩的为人处世怀有敬佩之意，曾国藩的尊上不媚上、敬下不欺下、崇权贵而不专事权贵的性格就很对肃顺的脾气。尽管曾国藩由于出身贫寒，过分看重银钱这一点肃顺也有些不齿，但正因为这样，才导致了曾国藩的“廉”。而满族贵族那种盛气凌人、敷衍了事、学无术、专门讨好皇室的作风，肃顺从小就对之深恶痛绝。肃顺深知在武学方面，满人强于汉人，但在文化义理方面，汉人是属于世界前列的，所以他对曾国藩十分敬重。曾国藩在这次任主考过程中也曾被满清亲贵所诬告下狱，几乎丧了性命，多亏肃顺从中说情斡旋，才得以逢凶化吉。此后肃顺果然飞黄腾达，成为权倾朝野的权臣。这也说明了曾国藩有识人之才，能够正确处理与满族贵族的关系，为他们所赏识和重用。
曾国藩深知汉族地主分子与满亲贵族之间的矛盾是无时不在的，在结识满族贵戚的同时，又巧妙地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他以清朝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为原则，所以在汉大臣中以敢于触犯权贵而著称。当有汉族大臣说他是满人的一条狗时，曾国藩却问心无愧，“别人说我是满人的一条狗，太小看我了，我是大清国的一条狗”。他并不以满人的走狗自居，而是以中国的传统道统为己任。他虽然深知没有满亲贵族的支持不能在仕途和事业上有所作为，但也时时注意和满清贵族中的腐朽势为划清界限。所以当重权一时的穆彰阿倒台时，作为得意门生和受恩非浅的他并没有受到太大的牵连，反而在变幻不定的动荡局面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人初识洋人的时代。其时鸦片战争刚过去不久，当时各级官员谈夷色变，每因办理涉洋案件而使官员丢官丧命。在这次主考四川的过程中，就有人向他问起如何处理涉洋案件的事情。曾国藩也深感头痛，他对于洋人的情况也不甚了解，所以只能以得过且过来应付一时。他曾对肃顺说道：“夷人表面蛮横，其实诡诈得很，用那上瘾的鸦片掠夺我大清的白银，削弱我国力人力，为祸着实不浅！尤其是林制军获罪以后，夷人的气焰更是空前嚣张，朝中抚夷的人也越发得势了！可那些夷人岂是得了这些便宜就能甘休的？长此以往，早晚要出祸乱。”后来，曾国藩把四川简阳生和夷案原原本本地记载下来，而且在最后写道：“与夷人交涉最难持平，只能相机决断而已，别无他法。”顿了顿，他又写道：“夷人仗船坚炮利，从无道理可讲。我大清文化发达，文明久远，地广人众，如何就落后耶？深以为怪哉！”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外国侵略者也是进行过深入思索的，只不过由于他所受的教育和时代的局限性，一时还找不到正确的答案，所以只能以一个官僚的习惯做法来应付。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也说明了曾国藩具有兴洋务以图强的想法，而且后来付诸实施。曾国藩和外国人之间也曾经发生过一些矛盾和斗争。他反对外国人控制中国军队，对那些崇洋媚外的中国士大夫也非常反感，也注意维护清王朝的体面。
曾国藩的一生也是多事而局势多变的一生，他身处在各种矛盾的风口浪尖之上，但他能够审时度势，左右逢源，巧妙地处理好与各种人物与各个方面的关系，这无疑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4．为人处世，面子不可不慎
予人一分面子，人必予两分面子。伤人一分面子，人必损十分面子。为人处世，面子不可不慎。
——引自《曾国藩语录》
所谓“面子”，就是指一个人的尊严，我们如果想要与别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就必须给人留面子，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能让别人下不了台。曾国藩说：“予人一分面子，人必予两分面子。伤人一分面子，人必损十分面子。为人处世，面子不可不慎。”不给别人留面子，能够把陌生人变成敌人，轻则使自己陷入孤立的境地，重则招来祸患。曾国藩深谙儒家文化，饱经宦海浮沉，对此更是深有感触，懂得在官场中少树敌的办法就是给足旁人面子。
曾国藩在自己的日记里曾经讲述过一个故事，足见他对给人留面子的看法。
春秋时期，魏国大夫须贾才华出众，深得魏王的宠信。但是魏国与齐国不合，眼看着齐国逐渐强大，魏王非常害怕，于是，须贾去齐国说和。
须贾知道此次任务重大，关系到魏国的生死存亡。他的门客中有一个叫范雎的，很有才能。于是他就带着范雎一同前往齐国。到了齐国之后，齐王把他们痛骂一顿，赶了出来。
须贾没有把事情办好，生怕因此而失去魏王的倚重，于是想办法推卸责任。他对相国魏齐说，范雎私下接受了齐王送的礼物，向齐国泄露了秘密，所以任务没有完成。魏齐大怒，派人把范雎抓住，毒打一顿，打得半死，然后丢到厕所里。这件事情让范雎颜面丢尽，他决定要报仇。在旁人的帮助下，范雎侥幸保住性命，然后逃往秦国。
到了秦国后，他改名换姓，依靠自己的才华，得到秦王的赏识，被拜为丞相。在他的辅佐下，秦国逐渐强大起来，并制定了“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逐步开始吞并其他国家。
秦国准备攻打魏国，魏王听说后，很是慌张，召集大臣们商议此事。相国魏齐说：“秦国是强国，我们根本就打不过人家。听说秦国的丞相张禄是咱们魏国人，他对父母之邦总是有感情的，咱们不如先去找张禄疏通疏通，请他在秦王面前说说情。”魏王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于是就让他得意的大夫须贾前往秦国去找张禄。
须贾来到秦国去拜见秦国的丞相张禄，一见之下，须贾立刻瘫坐在地上，原来张禄就是范雎改名换姓后的名字。当晚，范雎大摆宴席，把各国的使臣都请来了。他让须贾坐在堂下，在他面前放了一盆马料，叫两名脸上刺字的养马犯人夹着他，像喂马一样喂他马料，让他的面子丧失殆尽。并且范雎对他一边喂，一边还说：“替我告诉魏王，赶快把魏齐的人头给我送来。如其不然，我就要血洗魏国。”
曾国藩给人的形象是一派儒雅的风度，在官场中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事实上，那是后来的曾国藩，年轻时的曾国藩并不是这样。年轻的时候，曾国藩盛气凌人，经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还经常议论别人，揭别人的伤疤，经常弄得别人下不了台，得罪了很多人。
有一回，曾国藩的父亲过寿，曾国藩的朋友小珊前来祝贺。但是曾国藩争强好胜，在席间他与小珊言语碰撞，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曾国藩的父亲对此看在眼里。
客人走了之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父亲告诉他，与人相交一定要给人留面子。曾国藩听了父亲的话悔恨不已，于是亲自到小珊家去道歉。当晚，曾国藩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谩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致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遣问其它？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俗话说“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面子事关一个人的尊严。不论谁对谁错，给人留面子都是非常重要的。顺畅的人际关系对于一个人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你给别人留面子，别人自然也会给你留面子。在别人做错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给别人留面子就更加难能可贵。旁人冲着你的这份情谊，在你出现困难的时候，也会给予你帮助。你若是不给别人留面子，那就很容易招致别人的怨恨，别人就会在你的发展过程中给你下绊子，让你举步维艰。曾国藩成功的人生告诉人们，给人留面子是维护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办法，是在职场中游刃有余的重要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