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烛残年的老人，生病时，最想见亲人，最怕与亲人久不见。每次平常的分别，她都可能看成是最后一别。身患重病，天不假年，她怎能不用巨大隐忍痛苦地眷顾这悲黯的时光。虽然不表白，可承受着折磨，多么渴望亲人陪伴在身边呀！
这次回来，我没带孩子，全身心地照料她，安稳地听她倾诉，短时间便产生了很强的依恋心理，喝了心灵的鸡汤，格外难分难舍。
走出家门，我不敢回眸她一生居住的茅草房；走到村东头，这个当年星期六晚上，她等我夜归的无形“哨所”呀，她再也没有力气走到这儿了。离开时锥心的痛，此刻几乎把我拍倒在地上，我泣不成声！我这一辈子，从没遇到比这次离别更痛苦的时刻了，就像是最后的诀别。也许人对死亡有奇异的预感，只是不能把握而已。几个月后，我在睡梦中，真真切切听到她呼唤我的名字，醒来，再也没见到她，再也没听到她的咳声和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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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每次“知足”的感叹，面对的都是自己平生第一次遇到的平凡事情，在今天的人眼里，也许微不足道，但在她生存年代的具体环境中，对于她，那每件事情的小小超越，都令她心满意足。
不管她感觉多“知足”，也掩盖不了我们对待她的无数“不足”，并由此引发追悔和思索，也许有利于来者享受满满的“知足”，不再是“点点滴滴”。
人常说，老子爱小子“无限长”，小子爱老子“扁担长”，多用此言批评小子不够孝顺。这多少有点机械批评之嫌，如果从“时间差”的角度上，我倒认为这是对事实的陈述，还能使我们获得某种有益的启示。
老子与能独立生活的小子之间，有个很长的“时间差”，提倡晚婚晚育，特别是高学历族，这种时间差又自然拉长。一般说，老子负担小子的生养和教育的双重义务，并直到小子独立，最少要二十多年功夫，如若再尽呵护孙子辈的半义务或全义务，还要拉长十年左右。
而小子比较自觉意识到感恩，多从经济独立开始，其父母也同步开始转入老年期。这转型有三种情况：老子命短的归西了，命苦的生病了，命好的健康依旧。这健康型的，多给小子“啃老”提供了机会，便流传“家有老，是一宝”之说，这对要孩子族适用。
健康长寿的，同命苦的一样，也要经历病病歪歪阶段，老年人主观意愿是“慢慢地活，快快地死”，但这由不了自己。所以小子养老送终成了老子生命的最后需要。老子因生病，把小子拖得精疲力竭者确有之，也随即传出“久病床前无孝子”的俗语，但多数是拖几年几月或几天，就到了生命终点站。
这与老子养育小子和呵护孙子的三四十年比，不是“无限”和“有限”之差吗！
姥姥与我是祖孙隔代，她用后半生精力独自把我拉扯成人。她本该到了享受儿女的感恩而颐养天年时，却殚精竭力地养育着新生代，后来她蹒跚在夕阳路上时，还履险如夷地照料“避难”的重外孙女。
如果从她十六岁做继母开始算起，直到她照料重外孙，她为儿孙操劳远超过六十年。客观地说，我能遇上的感恩时间连“扁担长”都没有。幸好她高寿，给了我短短的机会。
可这机会到来不满两年即逝，阴差阳错，这机遇的时间，与那场灭绝人性毁灭人伦的浩劫相重合，而我又偏偏处境艰难，使她夙夜忧虑，连她晚年的安宁都成了奢望。不仅如此，我反倒继续拖累她，那场灾难直到“零蛋”考生走红，小学生黄帅“向老师开炮”，我都戴着沉重的精神镣铐工作和生活。十几年不涨薪的拮据，生活上她不时地还补贴我，她惦着我远超过我挂念她，当初的感恩计划不到两年便成了黄粱美梦。
对她的感恩不仅来得迟，又遇上客观上的不顺，更有我主观上的糊涂观念，使我陷入误区不能自拔，而且延续到老，我还不以为非，反以为是。这观念从我懂事开始就羁绊着我的行动。
好好学习，决不让她操心分神，是对她最好的尽孝，是对她恩德的回报。这话是所有学生家长对孩子的期盼，有何错！但要知道，我好好学习，的确是顺从了老人的意志，不给她招来烦恼，反使她为之满足，甚至很骄傲。可这只能是她个人的一种心理感受。
孝顺不仅是一种心理情感，更重要的是一种行为，即尽直接关爱及奉养义务的行为。
晚辈“有出息”，确实能给老子带来慰藉，将为尽孝报恩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但无论如何代替不了对老人的实实在在的关爱奉养陪伴的具体行为。
如果把努力学习视为尽孝报恩，就等于把应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结果，转换成了对老人感恩的具体行为，在逻辑上，这是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这如同说，种子在土里发芽，婴儿在哺乳中长大。本是自然规律的必然，令主人十分欣喜，可却生拉硬扯认为“发芽”和“长大”，是对主人的感恩尽孝。它们既无感恩意识，更无尽孝行为，岂不荒唐！把张三的结果贴到李四的身上，对李四是虚无的光环，并以假乱真。
本是不同的两件事，把一件事情的结果效应，置换成实际上一点没做的别一件事情的行为，真是貌似有理的荒谬可笑。如果我们反向思维，能推论一个非常孝顺的人，就一定是事业上成功的吗？这两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种张冠李戴的糊涂观念，在促使学习中起过作用，但简化掉了具体的孝的行为，也淡化了孝的意识的培养和主动转换孝的角色，并去做力所能及的尽孝的事情。这种糊涂观念的形成，与那时流行的“孝敬父母是狭隘的极左思潮”也有关系。
还有句经典说法“忠孝难两全”，在很长时间里左右过我的行动。
这“经典”只是突出忠与孝两者的矛盾，人们可以信手拈来，为不忠或为不孝提供理论辩护。我认为，只能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选择，绝不是常态生活；而人的生命状态绝大多数是常态的。忠不易孝，孝也不易忠，这极端思维，只适用于非常态的生活环境。
如果我们把努力工作看成是对事业的忠，越发没完没了的投入时间和精力，夙夜在公，就会像治水的大禹一样“三过家门而不入”。
西方的一位哲人说过，完全为了爱而牺牲事业，可能是件可悲的但英勇的事，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但完全为了事业而牺牲爱，虽然也是种愚蠢的行为，但却不是件英勇的事。
由此可见，“牺牲事业”和“牺牲爱”都是“愚蠢的行为”，这是很严厉的批评。也很明确，这里所说的爱的内涵，肯定包括对老人的关爱孝敬，与当今提倡“回家看看”写入法律中，不只对平民而言，包括在常态生活中英雄模范和大贾高官，只要以“不能两全”为借口推卸不尽孝的义务，无疑都是“愚蠢的行为”。所以要两者兼顾，不能顾此失彼，顾“大”失“小”。有人因创造业绩忙得没时间关照父母，却成为“英勇”的一部分，还光彩无限，大公无私；而因关爱父母耽误工作，却只被骂“愚蠢”，绝不说是“英勇”。英王爱德华八世为爱情牺牲事业，之所以流芳千古，是因为他有“可悲的英勇”，虽然他那样做是种“愚蠢的行为”。那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难道只是件英勇的事，而不是愚蠢行为吗！为了完美的肯定而不去否定，这不是唯物论，本身就是愚蠢的功利主义。
同时，还有一种困惑羁绊我缓于起步，使有限的机会，只能蜻蜓点水，不能持之以恒。这就是“等条件稍好点”。
所谓“条件”是指什么呢？诸如经济拮据程度减轻点，没想到工资十几年不变；等工作压力小点，没想到先是戴着精神镣铐被改造中下乡，迎来“科学春天”后，又在拼命寻回逝去的十年时进入中年；等孩子稍大两岁，没想到孩子一上小学就进入了不能输的人生起跑线，拼小升初，后来拼中考高考，步步紧逼，一步不敢放松，如挑担走在长征路上，连与同伴打招呼都顾不上；等房子稍宽绰点，没想到十七平米的单身宿舍，四五口人竟安居二十一年，孩子一直睡拉床，白天折叠后当椅子写作业，何时安得广厦！
一系列的等，等到她夕阳下，天上又出了三星，三星出又落，还没有看到曙光出现。
这种种以主观改变客观，使自己陷入其中不可自拔，实是没有把尽孝看成是义不容迟，没有紧迫感，没有设身处地考虑她的年龄，健康状况及心理诉求，已经进入生命的“倒计时”，就没能抓住有限的时间和机会尽孝心，失去了方知悔不再来。
在物质生活匮乏时，使老人享受晚年，努力改善生存的物质条件，关注她的吃穿用，这是首先和必要做的。但心理情感和精神上的关爱体贴，用物质是不能完全代替的。对于小字辈，决非经济独立才开始表达孝心，这条人伦的感恩之泉，应从懂事起就流淌在老者的心田，这才是高层次的感恩尽孝。不是那种每年生日宴上热闹一次，然后不闻不问的纯粹的形式主义。
在名为《我宁愿》的一首诗中，我感受到了老年人的那种心灵诉求：宁愿在我活着时，“多陪我几分钟”，“握住我的手”，“哪怕是来一个电话”，“送我一枝花”，“说几句鼓励的话”，“与我促膝谈心”，“为我轻声祈祷”，诉说对我的“感觉”和“看到你期待相守的目光”。与这种精神上对老者的抚慰相比，我们前面做的那点点滴滴的小事，显得多么微不足道，甚至是低层次的狭隘。与老人巨人般的付出相比，我连侏儒都不够，只能是皮袍底下榨出的“小”。虽然已经成年，但不成人。因为没能转换自己的角色，把自己从被她关注自觉地转换为主动关注她，而且这关注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
还有一点也必须提及，小子不该给老人太多的负能量和“噪音”，因为无意中会搅扰老人的心绪。假如在睡前老人接到个不愉快的电话，就会使其彻夜难眠，因为其精神太脆弱了。多报喜少报忧，不能见面就牢骚满腹，怨天尤人；也不该借机翻旧账，急了还尥蹶子，哇啦哇啦讲大道理“训人”挤兑人，想以“新”拉直“旧”的“代沟”。不要勉强要求老人适应自己，更不能较劲，少几分责备多几分体谅理解，这些是尽孝的小子必修的口德和心德。
我与姥姥同行近四十年，羁绊我尽孝的有“天灾”，但更多的是“人祸”，即我个人修养德行肤浅之“祸”，即我在理性上糊涂观念之“祸”，错过了极有限的尽孝良机，才使孝来得太迟，并使爱来得简单和机械。
这难以忍受的良心谴责，过去三十多年压在我的心头，痛苦非但没有减轻，反而随年岁增长而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