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孔氏家族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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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财界称雄(2)

四、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935年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

五、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之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南京政府实施币制改革,所发行的纸币定名为“法币”。为何称为“法币”呢?这就是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的“国家法律”赋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具有无限法偿的能力。所谓的无限法偿是相对于有限法偿而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规定:辅币的每次授受有一定限额,超过限额对方可以拒绝收受,故称为有限法偿。而对于本位币,每次授受的数量,则无限额,任何数量的本位币,对方均不得拒绝收受。故称为无限法偿。法币政策的实施,表明国民党政府已放弃银本位制,但是法币没有规定含金量,所以,它与黄金没有直接的联系。

孔祥熙和李兹罗斯经过多次筹划,确定法币以对英镑的汇率来表示自己的价值,规定法币1元等于英镑l先令2便士半。这样,法币就同英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也成了英镑集团中的半殖民地货币成员国之一。法币虽不同白银相联系,但却要把大量白银运到伦敦出售后,换成英镑存在英国做储备,来维持法币的稳定。那一段时间,国民党政府存在伦敦的法币准备金约有2500万英镑。

法币与英镑相联系,引起美国的嫉妒和不满,美国使用停止收购白银、压低银价等手段,迫使蒋介石和孔祥熙同意与其签订《中美白银协定》,美国财政部以每盎司白银按美元50分作价向中国续购白银5000万盎司,以维持法币汇率。同时,确定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为法币100元等于美元30元,这样,法币又与美元挂上了钩。

在发行法币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以白银为“国有”的名义,进行集中。孔祥熙颁布的《兑换法币办法》规定,各地银钱行号、商店、公共团体及个人,持有银币、生银、银锭或银块等,从1935年11月4日起,限在3个月内,就近交各地兑换部门换取法币。

到1937年9月以前,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银行收兑银币共达3亿元。

由于发行法币,停止使用白银,农民不得不用白银兑换法币。当时农民用1元银币换1元已经贬值的“法币”,立即损失实际价值1/3,即3角钱以上,这是一种封建性的掠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由此发了一笔横财,从全国劳动人民身上又剥去一层皮。

法币政策的实施,有利于英、美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货币政策,加强对中国金融的控制,因法币同英、美汇价联系,当英、美汇价发生变动时,法币价值也必须在英、美汇价上下限内变动。这就有利于英、美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在中国执行法币政策时,英、美乘机大量收购白银,集中了大量存款,积聚了更多的货币资本。到1937年7月31日为止,国民党政府存在国外的黄金和外汇准备金共达13521万美元,其中约7l%存在美国,30%存于伦敦和香港,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英、美对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控制。

然而孔祥熙却说:“美国对我国新币制之赞助,岂独利吾国人,其裨益外人与我共贸易者亦良多也。”

实施法币政策,使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控制。完成了对全国金融的垄断。在这之前,市场上还流通着12家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法币政策推行以后,使得货币发行权完全集中于中央、中国、交、农4行,其他银行的发行权全部被取消,所有白银储备一律移交各有关接收银行。这样,一般商业银行为了得到法币,必然要依赖国家资本的银行,于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掌握的四大银行,就可以利用法币关系以及其他业务关系,直接或间接地来控制一般商业银行。所以,币制的统一,法币的发行,使国民党政府得以加速控制金融,确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在全国金融界的垄断地位。

蒋介石委员长备加信任,孔祥熙春风得意,1935年11月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委、国民党党史编委委员,再加上已有的现职(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他实际成了南京政府“执掌相印”的核心人物之一。

建立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再树财政金融两支柱

接着,孔祥熙又成立了中央信托局,并以中央银行总裁身份兼任理事长,任命自己的大公子孔令侃为常务理事,掌握了业务用人大权。

中央信托局从1934年6月24日开始筹备,原为中央银行直辖的一个局。筹备期间由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叶琢堂兼任筹备主任。1935年7月30日正式成立,最初发表由张公权副总裁兼中央信托局局长,张度、刘攻芸为副局长,10月1日开始营业。

上午,中央信托局首先举行了开业祝贺典礼。孔祥熙操着地道的山西话,发表了演说:“弟兄们!中央信托局今天正式挂牌营业了,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代表蒋委员长、代表汪院长,向你们表示祝贺!

“为什么要成立中央信托局?因为政府有许多事情要委托商业机构经理,委托给谁谁就要赚钱。我们为什么把钱白白给人赚去呢?自己出面办这样一个机构,事情办得又顺手,钱又不会让人白赚去,这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当然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节约开支。减轻政府的负担,这是一。其二,中央银行限于国家银行代理国库的地位,事实上及手续上有许多事情都不便直接出面办理,而在中央银行之下,组织这样一个信托事业独立机构,那就方便多了。是不是啊,哈哈哈……”

孔祥熙这一笑,属下自然心领神会,这是一个大有钞票可赚的行当,而且是赚政府的钱,赚大宗的钱,那掌声鼓起来可就热烈多了。

孔祥熙兼起了这个信托局的理事长,那中央银行委托给信托局的业务,就等于孔祥熙自己委托给自己,运行起来当然方便又好赚钱。

中央信托局注册资本1000万元,会计独立。原订的经营业务有:

1.国营投资事业;

2.各种信托业务;

3.各种人民普通储蓄;

4.设立中央储蓄会、万国储蓄会办理有奖储蓄;

5.保险业务,等等。

这说明,中央信托局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做生意。但主要做什么生意呢?在字面上,就含在“等等”里面,实际上主要是做军火生意。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扩编军队,订购军火。当时国内虽也有少数兵工厂,但是远远不能满足这方面的需要,因此不得不通过上海租界内的洋行向国外订购。当时订购的主要对象是德国、捷克和瑞典等国。例如轻机枪,大部分就来自捷克。

过去洋行订购军火,回佣大、价格高,还时间长,缓不济急。蒋介石曾和宋子文商量,认为还是直接向国外订购比较合算。最初曾派军政部次长陈仪去德国,以考察军工的名义采购军火。正好谭延闿的儿子谭伯羽在德国留学,并任中国驻德大使馆秘书,就由谭伯羽会同柏林大学的俞大维组织驻德商务专员处,直接隶属军政部,专门办理有关军火洽购事宜。从此以后,俞大维就在国民党内成为权威的军工专家,历任兵工署长、军政部次长,到台湾后还担任了国防部长。

因为订购军火需要大批款项,一开始除了军政部之外,还有宋子文插手。宋子文利用这个机会,把财政部所属的缉私营整顿改编为税警团,由财政部自行节制,自行训练,较之蒋介石的正规军,装备和训练都更为精良。正是因为宋子文的税警团,导致了蒋介石对他极为不满,认为他要搞第二武装。税警团成为蒋、宋之间的一个主要矛盾,促成了宋子文丢掉财政部长宝座。

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军官清一色是黄埔军官学校及中央军官学校毕业的学员。而税警团最初就由宋子文选了在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王赓任团长。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宋子文把税警团调上了淞沪前线参战,结果王赓被俘。后来税警团的负责人一直由美国军校的毕业生担任。税警团在抗日战争期间扩编为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也是美国维尔曼军官学校的毕业生。

孔祥熙成立中央信托局以后,只到1935年购买军火就达13890万元。订购的军火包括航空器材、军械、汽车、汽油、海防设备等。购买军火给孔祥熙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

抗日战争开始后,孔祥熙派大儿子孔令侃以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名义常驻香港,代表国家购买军火。孔令侃租用皇后大道汇丰银行二楼112号里20间办公室办公。他大权独揽,骄横跋扈,叫手下的人出入都腰佩左轮手枪,前呼后拥。因为这是一个有油水的肥缺,许多人都来巴结,以便从中分肥。宋美龄也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名义,插手向美国订购飞机合同。孔宋家人都因了这个中央信托局,在里面得到了方便。

孔祥熙掌管的另一局是邮政储金汇业局。这个局最初是在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的。它是中国人向外国学习的一种办法,即由邮政局兼办储金和汇兑业务,开始是由德、奥两国创立的,后来日本人用这个办法,取得很大成效。1931年7月,上海储金汇业总局组织法由国民党政府公布,原来的总办改为局长,会办改为副局长。1935年7月,邮政总局与储汇局合并,由交通部和财政部双重领导。从此正式完成了国民党政府“四行两局”的国家金融体制,作为国民党的国家金融支柱,一直延续下来。

间接控制“小四行”,名副其实的财界大腕

以“四行两局”为中心的国家金融体制逐步形成的同时,孔祥熙利用上海的金融恐慌,开始兼并其他行庄。首先从兼并中国通商银行着手。1935年夏,上海发生挤兑风潮,各发行钞票银行均岌岌可危。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设立的第一家银行,但一向经营不善,由于挤兑,原董事长傅筱庵无力维持,改由杜月笙出任董事长。杜是当时地方青红帮势力的代表,一向和蒋介石、孔祥熙等国民党上层人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杜月笙能出任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背后是得到孔祥熙支持的。

随着中国通商银行的挤兑,青岛中国实业银行也发生了挤兑风潮。1935年5月21日,这一天中,就兑现出现银20多万元,完全依靠中央银行青岛分行和济南分行拨款维持。此外四明商业银行,系1909年8月成立的,也是我国商业银行中历史较为悠久的,原来由孙衡甫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金融风潮中,不得不辞去总经理职务,改由叶琢堂继任。

这3个银行,有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历史都比较悠久;第二,都是发钞银行;第三,都经营管理不善,内部实力空虚。孔样熙借着金融发生风潮的机会,实行兼并整理。他采用的办法是让银行的旧股贬值,增加官股。对于旧股折价,孔祥熙抡起板斧大杀价。提出原来的旧股折价只能折一成,即每百元只折合10元。这些小银行当然不干,但是,孔祥熙勒着他们的脖子,不干就让他们破产。破产就连这一成的钱也没有了。这些人经过一番艰苦的讨价还价,好不容易争到了一成半,即每百元旧股折合成新股15元。在实力雄厚的官僚资本压迫下,他们只好捏着鼻子喝下了这杯味道不美妙的苦酒。

按每百元折合15元计算,中国通商银行仅剩下股款52.5万元;中国实业银行剩下52.6万元;四明银行剩了33.7万元。而财政部加入的官股,在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分别达到347万多元,加入四明银行的更达366万多元。这样3家银行都凑成了资本总额400万元,当然官股占绝对优势,不过孔祥熙也并没有真的从国库中拿出这1058万元,而是由财政部以公债拨充罢了。

官股占了这3家银行的绝对优势。它们的主要负责人当然也得更换。更换以后,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是杜月笙,总经理胡以庸;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傅汝霖,总经理周守良;四明银行董事长吴启鼎,总经理李嘉隆。除了杜月笙,其他5人都是孔祥熙从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派去的亲信。

3行董事长的安排使孔祥熙颇动了一番脑筋。让杜月笙当董事长是为了勾结上海恶势力,这个很明显。四明银行原属宁波帮,吴天隆既是孔祥熙的亲信,又代表宁波部分银钱业。傅汝霖是东北人,参加过国民党西山会议,和元老派居正往来密切,孔祥熙利用傅汝霖与元老派勾结,以对抗政学系和CC系。但总的来说,孔还是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后来,这批官商合办的小三行与原中国银行投资兴办的新华储蓄银行,并称为官商合办的小四行,处于国民党的四行两局和代表北方财阀的中南、金城、盐业、大陆北四行以及代表南方江浙财阀的浙兴、上海、浙南三行之间,构成抗日战争前夕中国金融机构的总态势。

孔祥熙由直接控制四行两局,间接控制小四行,成为国民党政权中最大的财界大腕,“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兄妹孔家财”的说法开始传遍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