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作实验并研究改良 技术规范是我们试验、考验以及检验的蓝本。中国制品中最好的零件，可以不可以装上飞机，先在地面作各种试验，用科学的方法是办得到的。需要与某些大学研究机关合作。假定第一批制品不够好，第二批可能较好些，这样可以说是考验。当然，不应考验任何一厂一家，咱们中国人应该群策群力，研究改良。达到标准之后，又可能有些人粗心大意，重量不重质，牺牲飞行安全的要求。有鉴于此，合理的而且严格的检验制度必须尽早建立。
（五）订立制造目标，训练干部 从试验室中建立了我们的自信。飞机上有若干零件，我们已拿事实证明，是客观的条件容许我们自己制造的，另外一部分是不难在短期内克服少量困难，有相当把握的。可能是化学部门，或是机械部门，吾人都预订些目标，向着自给自足的方向迈进。此时必须争取人才，训练干部。
（六）拟订自制航空零件的计划及预算 可能有若干零件是中国制造厂家，不论它是化学厂、机械厂或电工厂，所能制造得合乎国际标准的优良条件，而且该零件又是大量需要的。首批的制造成本可能是比购买舶来品价钱还高些。我们不妨即拟订此类零件的制造计划，并为其编制预算。不消说，我们要求逐渐减低其成本。这样鼓励若干航空零件制造厂建立起来，零件拼凑合拢就可逐渐接近制造整架飞机及其发动机。至于百分之百的完全自己制造，恐怕要待较远的将来。例如，测验精密光滑表面的仪器，需用特种光波的长度做标准，那时全国只买两具三具就够用，何必自己制造呢？
我所看到的几个问题
我已介绍了自己的履历，提供了些意见，并表明自己希望做什么工作。以上都是比较简单的叙述，没有把复杂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正因问题复杂，我一个人无法解答。但问题是存在着，不提出来请别人注意、要求大家研究讨论，更是不诚实而且不负责任。仅把问题提出，恕不详加解释，恐非一页二页的篇幅及数小时的思索所能办到。
（一）中国应造些什么样的飞机？多少架？真的在1953年能出货吗？几月份开始？谁负责设计？材料从那里来？工厂设何处？厂内的机器设备怎样？工人呢？工程师呢？
（二）飞机制造所需的重要原料为铝合金 Duralu-min及钼铬钢 Chrome -molybenum steel 还有其他合金钢。冶金的问题怎样？供销量如何调剂？
（三）世界航空的进步，已到达了喷射式推动 Jet propulsion的阶段，与超音速 Supersonic speed 的阶段。中国建立崭新的航空工业，是不是可以跳过欧美在过去40年所摸索的阶段？发动机根本不造用活塞及气缸的那一类，迳做内燃涡轮？飞行速度在一千时公里以下的飞机，还值得造吗？
（四）中国读过航空工程学的学生，估计有几百，可能超过一千。现时有近于10个大学工学院，都设立航空工程系。在美国留学的青年，亦有不少对于航空的工作发生兴趣的。国内的青年学生、中学生们，都对航空有兴趣，有幻想。如何使这些科学家们发挥力量？蒋匪空军遗留在大陆上的技术人员，思想不甚反动的，为数亦可观。台湾解放以后，这种人更要刺激增多。如何使他们生产，争取团结，发挥力量？
（五）民用航空局，空军司令部，各大学航空工程系的教授们及同学们，苏联顾问中的航空专家们，以及从前在蒋匪区做过事的航空技术人员们，据我所知，彼此缺乏联系。是不是应该取得联系？重工业部如何与他们取得联系？我们的要求究竟是什么？其他方面对于重工业部的要求又是什么？我们能够满足各方面的要求么？忙得过来么？轻重缓急不可不分，航空制造是该轻该重该缓该急？
（六）台湾什么时候可以解放？这个问题影响我们的计划很大。一方面因为我们需用空军的力量，协助解放台湾。另一方面蒋匪对于空军技术方面的设施，其精华现留在台湾。台湾解放以后的航空建设，据我推测，要容易得多。重要的问题，或者是，解放台湾究竟需用多少空军威力？还需要重工业部来建造这样的威力么？
对驻美中国自卫供应公司航空组与代顿莱特机场的回忆
王士倬
代顿是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小城镇，位于克利夫兰和辛辛那提之间，在一般地图上都找不到它的位置。但代顿在美国空军技术人员中却享有很高的声誉。代顿是飞机发明人莱特兄弟的故乡，机场命名为莱特，具有纪念（飞机）发明人的意思。美军新型飞机的试飞和验收都在代顿莱特机场举行。代顿是美国空军器材供应中心，军（方）与航空工厂（美国航空工厂都属商办的）签订合同，都在代顿举行。莱特机场的航空风洞也颇有名气，前清华大学航空系名誉教授冯·卡门博士派来中国在清华航空系任教的华敦德教授（F.L.Wattendorf），也是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即在该风洞工作。莱特机场的技术干部有不少是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毕业生，其中有一位是我的同班同学。美国人也攀同学关系，他还请我到他家吃饭。可以说我在代顿还吃得开。
代顿城里的人都很同情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当时（1940年底）美国和日本尚未断交，但罗斯福政府显然对德意日法西斯集团表示不满。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租借法案”（Lend Lease Act），可以向中国、英联邦国家、苏联、加拿大和巴西等国赊账提供军火、飞机，包括无线电通讯设备器材等。宋子文在华盛顿设立中国自卫供应公司 China Defense Sup-plies Inc.（简称CDS），其中的航空器材组代表为沈德燮，兵工署的代表是江彪。沈德燮感觉人手不够，电请航空委员会派员增援。我就是增援人员之一，还有毛瀛初、衣复恩、林立仁和佘秉枢，由我领队，毛瀛初为副领队，同时还带领航委会派去美国学习军械和无线电通讯学员各50名随同前往。到达华盛顿见了宋子文之后，就派我和佘秉枢到代顿的美国航空器材供应联合组，任中国政府航空技术代表。
代顿城里很少见到中国人，广播电台邀我去讲话，还拍照片登报，使我成为一时的名人。当时有一位清华同学夏文镳住在代顿附近，浙江人，清华1926年毕业，在清华时曾和我同住一寝室，可谓相当熟悉的学友，在报上看到我的照片，即与我联系，约在某日某时晤谈，电话是由佘秉枢接的。到约定的日期临近时，夏文镳却又取消约见，理由是他当时是应征入伍的美国军人叙级上士（Seargent），而我是中校级军官（Lt，Colonel），自惭形秽。最后一次电话亦是佘秉枢接的。至今我仍引为憾事。
驻代顿机场的外国航空技术器材代表团人数最多的是英国和加拿大，约50余人。最少的是巴西，似乎只有一人。
现在回忆往事，最通信的是中国所得航空器材太少，比起英国、加拿大来，好比似牙齿缝里渣滓。这可能是与蒋介石抗战不力有关，（与）美、英的密切关系和德国战场的形势当然也有关系。
注：此文录自《航空工业史料》（近代史专辑）第十辑 中国航空工业史编辑办公室 1990年12月出版。原文未署写作时间，应在1984年以后。
给致平的信
致平学兄：
这是一封延迟了差不多一年时间的复信。敬复您1985年10月26日的手书。这样拖延作复，非常不讲礼貌。在此深致歉意。其所以拖延如此长期，是因为我不愿假手他人代笔，必须亲手执笔以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感情与冲动。
兄嫂离华返美以后，汇来100美元，作为我医疗白内障眼疾之补助。100美元是很大一笔赠款，相当于我一个半月的薪金； 这确是我有生以来所受到的最巨大的馈赠。怎能不引起我心潮起伏，并联系到许多感触呢？
忆我与兄初识于1938年，适值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最猖狂的时刻，吾辈书生救国有心，御侮无力。我很钦佩吾兄的真才实学，在航空机械学校未能尽展所长。我更钦佩您安心治学，不发牢骚，不钻营升官发财之术。1948年您调任航空研究院副院长，我私下为您庆喜，以为可以发展长才。孰料时局剧变，您迁台湾，我脱离航空界留居大陆，嗣后的变化风云，彼此均不尽了然。
您于去年秋季回国讲学，可见大陆上仍有识才之辈，辱承来舍聚旧，匆谈匆别，我只与兄嫂开玩笑，未能尽情，迄今引为遗憾。我的白内障，几经周折，终于动了手术，可算成功。右眼戴眼镜可得0.8视力，走路时戴远光镜，写字看书戴近光镜； 但左眼仍未熟透，要待年终再动一次手术。知念敬以奉告。
我是1945年离开美国的，当时美籍华裔人为数不多，当时美政府的移民政策亦较保守，所以在我的脑中还存留一些不正确的观念。今天美国各大学，均有华裔名教授，可说是好现象。
我的眼睛尚不能适应长期凝视，只好写到此处结束。再一次感谢你们两位兄嫂对我的关怀和爱护。遥祝身体健康！
弟 王士倬 敬上1986.8.18
内子嘱笔敬候！
注：林致平（1909—1993），江苏无锡人。交通大学士木工程系毕业； 获英国伦敦哲学博士暨科学博士学位。先后任国民政府国防部航空机械学校高级教官及高级班主任、四川大学航空系主任，航空研究院结构组长，台湾航空研究院院长，台湾中央研究院数学所所长，美国佛罗里达理工大学应用数学教授。1958年4月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93年2月22日在美国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