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在湖南长沙临时大学及以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物理学和电机工程学教授和清华无线电研究所所长。抗战胜利后举家迁居美国，先后在哈佛大学、霍布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从事微波波谱研究，1974年辞去应用物理研究室中心副主任职务并退休。现定居美国马里兰州。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多次往返两国之间。在中国的几所大学教授科学技术方面的课程，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和科技事业做出贡献。还在母校“太原五中”设立了“任之恭奖学金基金会”。
1992年王之夫妇 函
昌一、昌又、昌井三位贤侄：
去年10月我们到台湾旅游，11月即由我们的美国寓所，转到国务院的通知，报告参事王士倬先生逝世的消息。四十年前离别的挚友，离世前竟未能一别，深为悲痛。前天返美后，又接到你们寄来士倬兄得病、住院及去世的较详经过，并附有在遗体告别仪式时你们代赠的花圈照片。你们的关怀厚意，我们深深地感谢。
兹由邮附寄美金支票20元，不敢作为赙仪，借作补助购置花圈之资而已。
1992年新年来到，祝你们身体健康事业成功。
注：左芳，王之夫人。
张任夫妇来信
士倬，瑾瑜兄嫂：
十月初旬晤而后又将近两月了。不知士倬已去北医动了手术否？
我于十月中旬收到士其的信（另纸抄奉）经与学校校友联络处接洽，蒙予支持，同意在明年四月的一期“校友通讯”留两万字的版面，供我们撰文，其中有个人的“花甲漫笔”（仿甲子级今年的稿件）希望于年底以前将稿寄交校友通讯编辑部。
经过一个多月的通讯联系，情况大致如下：
本市：小段老伴已于去年去世，现住女儿家，因体弱恐明年很难参加校庆。佩松现在美国，估计校庆前可以回国。
外埠：大段住重庆城里，1977年即退休，身体情况不便出门。熊正纶在北培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复信非常热心，说明年要争取返校，并开了一个级友清单，把25年10位官费留美生男女姓名都开出来了，真不简单。徐振镰现在宁夏，复信说上月可以来京晤面（他有子在京工作），但尚未来访。
我已将一些情况函告士其，并说校友联络处拟去访问他，但至今未得答复，因为信件都是由西外大街“高办”转送。照此情况看来明年能凑一打人返校，就出奇迹了。
关于纪念已故级友，现在只有王造时已有复旦大学的何碧辉同志答应写短文纪念，彭元应的女儿彭燕妮（清华校友）我还没有联系上，不悉何故。
我的看法，还是要实事求是，不必勉强，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不去凑数。借此了解我们级友的现况，也有一定的意义。
不多谈了，如有条件回我一信，盼复。
顺请 近安并祝
全家快乐！
注：周克曦，张任夫人。
林致平来电
士倬先生：
此次承中国科学院与西北工大邀请，曾在上海、北京、西安学术讲演十余次。月前已返抵寓居，贱躯尚安，尚祈释念在京得晤左右不胜为慰，承告不日即将手术医治目疾，未知一切顺利否？兹另由汇丰银行汇上小款，以为手术后调护之用。请鉴微忱予以哂存，勿以为渎弟数年前已退休，但对于本身之应用数学与弹性力学方面之研究，尚继续不辍堪告慰年，临书神驰不尽——专此。
敬颂
痊安
弟
致平 敬上
阖弟均此候安
怀念老师——王士倬
汪福清
1933年，我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当时的机械工程系下设原动力工程组、机械制造工程组及航空工程组。我读的是动力组。三个组总共20几位学生。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课程，一年级为自然科学、国文、外语和经济学概论； 二年级为静力学和动力学、材料力学等； 三年级开始接触本专业的一般科目，如机械系的机械设计原理、内燃机等； 四年级才将学生按专业分组，进行专业教育。所以在三年级以前，三个组是同班上课的。与我同班的同学有徐舜寿、梁守 等，王士倬先生是我们的老师，教我们应用力学。
1937年6月18日，我毕业了。7月7日，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在战乱之中，我曾就职著名实业家范旭东所创建、侯德榜先生任总工程师的天津永利公司，后考入南昌航空机械学校，是高级班第三期的学员。那时，南昌航空机械学校已经迁到成都。在那里，我听说我们老师是那个学校的教育长，但没有见到他。后来，几经周折，我被调到大定航空发动机厂驻纽约办事处工作，参与购买美国航空发动机专利的业务。1943年初去美国，1944年末回到大定厂工作，我担任过大定厂机工课的课长、工务处处长、副厂长。
1945年，第一任厂长李柏龄先生将离任，我们听说王士倬老师要来接任厂长。我在清华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王士倬先生就已经离开了清华。这么多年，我不知道先生的行止。这次老师要来当厂长，当然很高兴。王士倬先生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对做官没有兴趣。在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军政两界的官僚削尖脑袋往原敌占区大城市跑，争着去当“接受大员”，其中贪污腐败、中饱私囊的丑闻屡见不鲜。而王士倬先生却放弃航委会航空计划室主任的肥缺，心甘情愿地来到条件非常艰苦的大定厂做厂长。
王士倬先生是1945年来大定的。大定厂前后共引进三种航空发动机生产技术：美国莱特公司赛克隆型大马力发动机； 美国莱康明公司用于侦察和教练飞机上的小型发动机； 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刚问世不久、用于战斗机上的喷气式发动机。此前，大定厂虽然已经对塞克隆105航空发动机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和生产准备工作，但真正批量生产是在老师任厂长期间。大定羊场坝是非常贫穷的地区，而且是一个土匪窝，条件是很艰苦的。在那样一个艰苦条件下，能够生产出我国航空工业历史上第一批发动机，是很不简单的。
王士倬先生是一个非常廉洁奉公的人，很有责任心。在他的任期里，工厂里没有人打牌、赌博，也不允许在厂区吸烟，这与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在他的支持下，大定厂开办技工学校、技术员训练班，为后来的航空工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那时生产航空发动机的材料都是从美国进口的，我们国家的工业基础差，很多材料生产不了。后来，材料用完了，发动机生产进行不下去了，王士倬先生就带着我们生产汽车零配件。
抗战胜利后不久，汽车发动机配件制造成为热门，王士倬先生认为大定厂已有生产汽车配件的条件，无论在人才、设备和工艺技术的任何方面均占有绝对优势，可以生产出合格的汽车发动机配件，参加市场竞争。一方面可以使大定厂的技术力量保存起来，不至于流散，另一方面还可以解决大定厂的经费来源，“以厂养厂”。这个设想得到航委会支持并得以实施，产品享誉西南，经济效益可观，基本上满足了大定厂当时的日常开支，在国内也很有名气。使大定人看到自身的生产能力和价值。这些都是与王士倬先生的领导分不开的。
应该说，我们老师为大定厂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无论是组织生产、培养人才、发展经济，他在任期间做得非常突出。
王士倬先生在大定厂干了两年多时间就调走了。解放初期，我也离开了大定到贵阳，被安排在贵州机械厂，一直干到80年代退休。
王士倬先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解放初期，王士倬先生满腔热忱地投入到新中国航空工业的筹备工作中。解放后没有机会继续为祖国的航空工业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而以后的年月里，在“左”的思想和路线影响下，受到了长达20多年的不公正待遇。我很晚才知道王士倬先生解放后的情况。当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不只是我们老师一个人，我们这些在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所幸的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王士倬先生获得新生，被安排担任国务院参事，在国务院参事的岗位上得以“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提出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在参事室的安排照顾下，他晚年的生活应该还是很幸福的。
我们国家自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环境宽松了，经济发展了，我们为之感到高兴，王士倬老师如果在天有知，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注：汪福清，1913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937年清华大学毕业，曾在天津永利公司工作，后考入南昌航空机械学校第三期高级班学习并在昆明航空军官学校附属修理厂工作。1943年到大定第一航空发动机厂驻纽约办事处，1944年末回国，任大定厂技术股股长、副厂长，解放前夕，为保护大定厂做出了很大贡献。解放初期，调贵州机械厂，任总工程师、副厂长、厂长。1983年至1993年，任贵州省政协第五届、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
我认识王士倬先生的过程
吴大观
1947年夏，我从美国回来，在广州第一次见到王士倬先生。当时他是以国民党航空委员会航空工业局副局长的身份来贵州大定厂的广州分厂视察工作的，记得他给我们这一批从美国回来的技术人员讲了一次话，在国民党战局连遭败退、已无力再建广州分厂的时候，他的讲话是想稳定人心，但已无能如愿。第二次见到王士倬先生是在北平解放以后，1950年夏，他来北京参加中央重工业部航空筹备组。我是当时的负责人，我仅了解王士倬先生是国民党航空界高官，他的具体历史情况我知之甚少。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是接待这批在旧社会参加航空工业建设的知识分子，安顿好他们及家属的生活，组织他们学习革命理论，总结过去工作经验等。
1951年4月，我被调沈阳参加筹建航空工业局（第四局）工作，即与王先生断了联系。
现在读了王先生的《自传》及有关资料，才了解王先生的一生在20世纪初期已为祖国航空工业做出了贡献，是航空界的先驱，是我国航空界资深的老前辈，也是我在西南联大航空系的老师们的密友。因此可以说，王先生既是我的上级也是我的老师。
全国解放后，王先生在1951年离开航空筹备组，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幸遭遇，被错误地扣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几次入狱劳改，身心受到严重折磨。从王先生《自传》中读到“四人帮”倒台，邓小平主政，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同志为他平反，王先生恢复了名誉。1981年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参加全国各地考察及北戴河疗养等活动，享受到国家给予的高级知识分子优厚待遇。王先生的一生中在他后十年时光得到安定的晚年生活。
当读到1991年11月15日国务院参事室对王士倬先生的评价——“王士倬同志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不断追求光明与进步的一生，他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道德情操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时，我相信一贯具有爱国主义热忱、热爱祖国航空事业的王先生一定会感到欣慰。
2007.2.27
纪念叔叔王士倬
王昌谷 王昌其[2]
王士倬是我们的叔叔。我们的父辈中，他排行第六，上面有两个姐姐，三个哥哥。我们的父亲排行第三，是长子，所以叔称我们的母亲为大嫂。
士倬叔1918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班，时年13岁。1925年清华毕业，赴美国MIT攻读，1930年获航空工程学硕士学位。当年返回祖国，1932年任清华机械系教授，1933年清华筹设航空系，任航空系教授。
1930年，昌谷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叔刚从美国回来，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昌谷经常去探望他。那一年国庆，叔约鉴如叔的四女——在太仓教书的堂妹王文淑，一起到杭州去玩。说好是去观看钱塘江大潮的，去了以后，才知道观大潮应该在海宁。那时从杭州到海宁交通不像现在方便，所以看大潮一事只好作罢。后来说起来，叔说自己事先缺乏研究。
叔在上海只工作了一年，就到北京了。
叔难得回家乡一次。记得1932年，儿孙辈为祖父做阴寿，叔偕婶袁瑾瑜第一次回到老家港下巷里。阴寿祭礼搭有纸制彩棚，扎成卧室、客厅、书房、小花园等，花花绿绿，占了好大一片场地。还请了一批吹鼓手吹吹打打，锣、鼓、钵、镲、胡琴、喇叭……，煞是热闹。昌其那时只有七八岁，与堂妹静漪，提着纸扎小船，在内四处游走。那次祭礼一连喧闹数日，最后把那些纸扎之物燃火烧成灰烬，算是给在阴间的爷爷奶奶一套居室。
小孩子第一次见到生人，有些陌生害怕。昌其还记得自己当时站在桌旁，仅能露出个头。婶对昌其很和善，削梨给昌其吃。叔四岁丧母，我们的母亲是他的长嫂，对他抚如己出。叔常提起长嫂养育之恩，对我们关爱，也算是他对长兄嫂的报答。
昌其高中毕业，在上海考取了同济大学。1938年八一三事变，同济迁到浙江金华。昌其在金华耽了数月，同济又内迁四川宜宾。昌其随校同行，路过南昌，在南昌航空机械学校见到了任教育长的叔，他叫昌其不要去上同济，说国难当头，有志青年应该进军校从军。当时黄埔军校在南昌招生。昌其记得，自己那时懵懵懂懂，不知所以，只有听从。由于是高中毕业，昌其报名即被录取。后经长沙，往广州，至广西桂平第4军分校，受训8个月，毕业后分配至四川内江某师，任排长约1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