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界先驱王士倬
方 怡
凡了解中国航空界的人士，一定熟知王士倬。
王士倬，江苏无锡人，生于1905年。青年时代，担任过商务印书馆北京印刷分厂厂长、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中国第一所航空机械学校教育长、第二飞机修理厂厂长、航空研究所第三组组长、驻美代顿办事处主任、大定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厂长、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和湖南邵阳乡村工业示范处总工程师等职务。
40年代初，他在美国与钱昌祚、刘敬宜、朱霖四人，接受以空军总司令毛邦初为首的航空委员会驻美办事处领导，从事航空技术鉴定及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四人被称为航空界四大金刚。40年代中期，王士倬从美国回到大陆，1945年，他在李博林（原名柏龄）创办的贵州大定飞机发动机厂任厂长。1949年便研制出中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同年底，中国第一批使用国产发动机安装的飞机试航，从昆明起飞直达南京。从此中国航空史揭开新的一页。
王士倬早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从赴美进美麻省理工学院，获航空工程学硕士学位起，前后两度与任之恭同窗。前几年，任之恭教授回大陆讲学，曾多次到王士倬家共叙同窗之谊。据任之恭教授透露，王士倬回大陆后，有过20多年的坎坷际遇，但他对生活有坚强的信念，在逆境中仍坚持自修太极拳，并达到炉火纯青地步。如今，他虽已到耄耋之年，除了眼患微疾，身体还很结实。1976年他沉冤初雪，旋即迁居北京。1980年获彻底平反，被任为国务院参事。他和太太、小儿子及小孙子们住在北京一条僻静小街的四合院内。小院绿荫，住房互相通联，厨房、浴室、卫生间均备，后室的木梯通向屋顶阳台，自养的花草随风摇曳。在他20年蒙冤期间，他的三个儿子都很争气，个个大学毕业。长子现在是武汉海军工程学院的一名系主任，长孙也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化纤学院任教。
王士倬在清华大学机械系任教授期间，曾为选拔留美学生拟考题，并判考卷，其中有一份成绩不错的考卷，正是钱学森的。此后王士倬与王助、钱昌祚一起，担任了钱学森留学美国的导师。在王士倬建议下，钱学森放弃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改去加州理工学院留学。王士倬获悉他的莫逆之交冯·卡曼（即冯·卡门——编者）正在那里教授空气动力学，在王士倬推荐下，冯·卡曼成了钱学森在美国留学的导师。钱学森不负导师厚望，半年内学业进步很快，超过各国学生的成绩，他与冯·卡曼合写的论文发表在美国一家有声望的航空杂志上，轰动了世界各国航空界。
中国航空界目前正着手编撰《中国航空史》，曾经参与中国航空事业的王士倬闻此喜讯，异常兴奋。他不顾临届八旬高龄，自告奋勇协助编写。
摘自1984年7月29日美国《国际日报》
注：此文录自中国航空工业史编辑办公室1990年12月出版的《航空工业史料》（近代史专辑）第十辑后附“小资料”。后注：本文由中国新闻社发稿，曾在香港《晶报》发表。
王士倬大陆养天年
林 君
凡了解中国航空界的人士，一定熟知王士倬。
王士倬，江苏无锡人，生于1905年，青年时代，担任过商务印书馆北京印刷厂分厂长，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中国第一所航空机械学校教育长，第二飞机修理厂厂长，航空研究所第三组组长，驻美戴顿办事处主任，大定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厂长，航空工业局副局长，湖南邵阳乡村工业示范处总工程师等职。
40年代初，他在美国与钱昌祚、刘敬宜、朱霖四人，接受以空军总司令毛帮初为首的航空委员会驻美办事处的领导，从事航空技术监定及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四人被称为航空界四大金刚。40年代中期，王士倬从美国回到大陆，其余三位有的留在海外，有的去了台湾。刘敬宜在大陆易帜之初，率两航起义回归大陆，后又移居澳大利亚，病故于澳洲，当时周恩来致电哀悼。朱霖去台后； 不知所终； 钱昌祚仍然定居美国； 王士倬现住在北京颐养天年。
1945年，他在李柏龄创办的贵州大定飞机发动机厂任厂长。1946年便研制出中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同年底，中国第一批使用国产发动机安装的飞机试航，从昆明起飞直达南京。从此中国航空史揭开新的一章。连一些小觑中国航空事业的英美同行，也不得不表示钦佩。
王士倬早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从赴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获航空工程学硕士学位，前后两度与任之恭同窗。前几年，任之恭教授回大陆讲学，曾多次到王士倬家共叙同窗之谊。据任之恭教授透露，王士倬回大陆后，有过20多年的坎坷际遇，但他对生活有坚强的信念，在逆境中，仍坚持自修太极拳，并达到炉火纯青地步。如今，他虽已届耄耋之年，除了眼患微疾，身体还很结实。1976年他的沉冤初释，旋即移居北京。1980年后彻底平反。在胡耀邦的关照下，王士倬被安排在国务院任参事。他和太太、小儿子及小孙子们住在北京一条僻静小街的四合院内。小院绿树成荫，房屋相互通聊，厨房、浴室、卫生间均备，后室的木梯通向屋顶阳台，自养的花草随风摇曳。在他蒙冤期间，他的三个儿子都很争气，个个大学毕业。长子现在是武汉海军工程学院的一名系主任，长孙亦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化纤学院任教。
过去，王士倬活跃于航空领域时，为了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广交海内外朋友。二三十年代他与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匈牙利人冯·卡门经过相互通信，成为挚友，此后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情感上，他们都称得上是莫逆之交，他们的友谊在航空界传为美谈。他在清华大学机械系任教授期间，曾为选拔留美学生拟考题，并判考卷，其中有一份成绩不错的试卷，正是钱学森的。此后王士倬与王助、钱昌祚一起，担任了钱学森留学美国前的导师。在王士倬的建议下，钱学森放弃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改去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因为王士倬获悉冯·卡门正在那里教授空气动力学。在王士倬的推荐下，冯·卡门成了钱学森在美国留学时的导师。钱学森去美国后，不负导师厚望，半年内学业有长足的进步，超过各国学生的成绩，他与冯·卡门合写的论文，发表在美国一家有声望的航空杂志上，轰动了世界各国航空界。
据悉，中国航空界，目前正在着手编撰“中国航空史”。
王士倬（Stroh Wang）
节选自《A Town Called Shaoyang. Witnessing Dynastic Changes in China》作者：Antoinnette Farnham Stepanek 吴迪祥译 王大伟审校
马傑处长与王士倬是清华大学同班毕业生。当马傑当上乡村工业示范处处长后，他聘任王士倬担任总工程师，并派他去邵阳基地工作。在那里王和Joe在本章节描述的这段动荡的时期内共同工作和生活，成为不可分割的搭档。
王士倬1925年到1930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在1941年到1945年的四年对日战争中，他在华盛顿特区和俄亥俄州的莱特空军基地工作，负责中美空军之间的联络。
战后，他回到祖国，被派到贵州省贵阳市（注：应为大定县，现为大方县）的一个航空发动机工厂做经理，在1947年被派到南京空军总部（注：为空军航空工业局）。当马 聘他到乡村工业示范处时，他正在南京这个位置上工作。
1949年后，王士倬被委派继续负责乡村工业示范处邵阳公司的管理。但在1950年4月，他被派到北京担任重工业部的顾问，后来苏联专家取代了他的位置。他到汉口一个高等技术中专做教师，教授数学和应用机械。他与妻子和三个儿子平静地在汉口生活了两年半。后来，和其他很多人一样，他过去的经历成为……1954年，他因美国间谍罪被判处死刑，后来被改判为在江西省南昌市附近的一个农村里劳动改造。
1976年1月，在周恩来去世的那一周，王被允许与他的家人在北京团聚。分配绐他一间14平方米的公寓房（注：此居所并非分配，而是家人在京原有的租住房屋），并派他到一间制造小灯泡零件的工厂中工作。当他体力变得很差时，又被派到在紫禁城以北景山附近的医疗器械工厂工作（注：应为沙滩后街的北京医疗仪器厂）。
王士倬把他的比常规要提前的释放，归因于张捷迁向当局的询问。张捷迁曾是他在清华任教时的助教。张曾被告知王士倬已死。一年以后，另一清华同学任之恭（他当时已成为美国公民，并在约翰·霍甫金斯大学任教）也打听王士倬的下落，也被告知王已死亡。这个信息传来传去，在1980年，肖逸白（音译）也把此消息告诉了 Joe。对于 Joe 来说，这个消息无非是确认了他1974年从一位在曼谷偶然遇到的台湾空军军官那里听到的关于王士倬已故去的说法。
然后，正如在神秘的东方经常发生的一样，运气来了。1985年3月，当时我们正坐火车从长沙往北行驶。同行的Jon Rush和他的妻子Alice Renouf 正与曾在湖南驻军的一位空军军官交谈。Jon和Alice是来自Colorrado的Boulder的朋友，两个人的中文都说得很好。他两个人都和我们一起去长沙执行以Goldschmind 大使为首的小组的任务，他二人还在度蜜月。到底如何谈到了王士倬已不重要，突然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位王士倬的亲戚，一位叔叔，他说自己不仅知道王士倬还活着，而且衣袋里就装着他的地址。
这样，情况就变了。我们手中拿着地址开始在北京迷宫般的胡同中穿行，事情没有那么容易。最终不得不求助于北京农业大学的周光元（音译）教授，和他在一起，我们沿着王士倬的移动轨迹，搜寻了拥挤的院落和狭窄的胡同。这位教授很乐于提供帮助，因为我们曾帮助他儿子取得去丹佛读书的签证。
王士倬在北京不只搬了一次家，但我们并不放弃，两小时后，进入了紫禁城东边的一个胡同中的院子。我们敲开了一扇小门，终于王士倬站在了我们面前。他的妻子紧靠在他后边，从他肩上向外看着。他老了，他的优美军人姿态不复存在。我们都激动不已。
我们的儿子 Jim，那时正在北京担任 Honeywell 公司的代表，第二天与我们一起去了王家，在那里看到了王昌井，即王的小儿子。他小时在邵阳与 Joe 和 Jim一起玩，我们尝试教他英语的同时，他教会了 Jim 汉语。
故事还在继续，我们坐在他的小小公寓房之中，听他讲在长长的艰苦岁月中的痛苦经历，分享他的感受。王士倬承认他收到了 Joe 的一些来信。他只是简单地说，对过去的回忆太使人痛苦了，他不能回信。王的大儿子并未在邵阳生活过，现在他是武汉海军学院的副教授。二儿子小名叫“大毛”，50年代后期在清华大学毕业，在清华学的是铸造，现在南京汽车零件工厂搞铸造工作。他的小儿子（王昌井或“小毛”）1965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现在在北京环保局负责噪声污染控制。他已结婚，并且 1973年生一子，在1978年生一女。后来王士倬曾骄傲地给我们写信说，他的一个孙子（王昌井的长子王会佶）考入了清华大学。
为弥补对他的迫害，政府现在对他好了一些。全家搬入一处较大、较好的公寓。他有了私人电话，每周有两天，政府派汽车来接他到国务院，在那里他是参事室的顾问。
王士倬和我们在一起时感觉更舒服一些，他的健康也得到了改善，似乎也愿意谈及 1949年以后的事了。他确认，在乡村工业示范处的基地中，地下共产党的领导人是王哲敏，那时这个人是车辆修理车间负责人。王士倬提起了在1950年初重庆报纸上的一篇新闻报道曾说Joe是一个美国间谍，而邵阳基地是一个间谍中心。这条新闻可能就是Joe从印尼回国时在香港报纸看到的同一报道。
王士倬说，罗孝全即王士倬在邵阳基地的前任主任是他的间谍罪的告发人。他讲他们内部的不和很早就开始了，我们对这些一无所知。罗孝全与国民党的教育部关系密切，并与救济总署的信托局成员韩立伍（音译）关系密切，而救济总署信托局正是乡村工业示范处的后台。这两个人都是在英国受的教育，都是访问学者，与国民党关系密切。这就把他们放在了王士倬和聘用王的马 的对立面。王士倬和马 都是美国留学生。不管真假，在罗看来，王和马都更靠近共产党。罗抓住了重庆报纸上的新闻的机会报复了他们。王士倬不能断定，但猜想罗逃去了台湾。
王士倬告诉我们他曾偶然在1950年4月，在长沙到北京的火车上见到过乡村工业示范处化学试验室负责人何兆仪，还有他与孙家训有联系。孙曾在1978年在他的医疗器械厂拜访过他。